社会变动性
从《后汉书》中可以看出，王充和王符关于希望上升到取得全国权力与功名的人物面临种种困难的怨言有许多可信之处。正史使人感觉到大多数获得功名的人出身于在地方上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名门望族，许多家庭已经有人为官。如表17所表明，在252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政治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的人物中，1/3以上是官员的儿子或孙子。除此以外，总人数中几乎有1/5出身于这样或那样被描写为显赫的名门，通常所用的词汇如：“郡县大姓”，或“世代为官”的名门。在大多数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人物背景；只在少数场合，个别人物似乎出身于社会地位显然低下的家庭，或者出身于非常贫苦的家庭，以致必须干活才能求学。甚至在120篇因学识、品德、文学才华或独到的思想而被称赞的人物的简短笃行传中，只有5篇似乎是上升到社会上层的真实范例。[88]在这批人中和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中，其他一些人物被描写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孤儿，但这种贫穷常常只意味着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必须替别人干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证实了他的非凡的决心。
表17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后汉书》描写了一些异常长期地处于显赫地位或社会地位异常迅速上升的少数实例。吴汉（死于公元44年）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开始其政治生涯，但是在王莽统治末期，他受到了重视，升任掌管军事的高级职务和享有显贵称号。第五伦（盛年期公元40—85年），后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富有资历的政治家，出身于前汉非常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在汉朝初年被迫迁往长安，作为削弱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最亲近的亲属似乎并不显眼，他因组织抵抗一次暴乱而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此后，他当了一名县吏。当他觉得一事无成时，他弃官经商。后来他在长安当官，从此发迹。[89]
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不能指望出身比较低微的人在其一生中能够爬上高级职位。公元1世纪末，虞经（他在故乡郡县任狱吏达60年）希望他的子孙升任重要高位，这被认为是离奇的奢望。据报道，虞经说于定国的父亲是县里一名书佐，他却擢升为丞相，因此虞经自己的子孙可以升任大臣高位。这个故事可能载入《后汉书》，因为虞经的孙子虞诩确实擢升到掌管尚书之职。[90]
长期显赫的实例在历史上多得很。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劭（约死于公元204年）出生于已经有六代人为尊贵官员的名门。羊续（公元142—189年）的七代祖先中有太守、大臣或都尉。孔昱（盛年期165年）家族在七代人中产生了53位大臣和太守、7位侯爵。[91]此外，在后汉时期，门第似乎被公认为担任某些职务的法律根据。从公元86—196年这110年中，在三公中起码有一位是羊家或袁家成员的时期有46年。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整个后汉期间，一个因有法律专家而闻名的家族（颍川郭家）产生了七名廷尉和其他许多法官。[92]
《后汉书》也揭示出，如王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想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崛起的强烈愿望是那些已经可能厕身于最高社会和政治集团的人们的共同现象。保存了关于一些人的逸事，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才获得了孝顺或谨守成规的名声，为的是要取得“孝廉”的美名和厕身于正规的文职机关。那种熟谙大人物的生活，但对于功名仍然感到淡漠的罕见的人物，被人们敬畏地几乎视为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