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开始脱离帝国太学的趋势，这在后来出现于东汉的独立的经学研究的私家学校中反映了出来，这些学校以马融（公元79—166年）和郑玄（公元127—200年）办的最为著名。不能得到朝廷认可的古文经在这些私家的学习中心越来越发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官学和私学的对立不能简单地看做今文经和古文经学者的分裂，也不能简单地看成秘教之学和理性之学的分裂。东汉最杰出的学者郑玄的注疏在其后的经学研究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事实上他在其注疏中就放手地大量使用谶纬著作，以尽力调和注释的不同学派。
更确切地说，正是日益增长的对太学今文经博士的偏执思想的反对，以及皇帝大权旁落，才把严肃认真的经学研究逐渐地赶出了朝廷。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东汉的私学在发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汉初宇宙论的替代物中起了作用，我们在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如扬雄和王充的著作中，却发现了一种基于早期道家哲学家老子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念的线索，这种观念在汉以后的文化思潮中占了支配的地位。[51]独立的经学研究的思潮无疑有助于为真正的宇宙神教的神秘主义铺平道路。这种情况和实际政治权力的联系不是那么清楚；它反而为独立评价这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里约略谈到的两汉时期的儒学研究的发展史试图指出，儒家学者注定要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在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的指导思想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儒家是作为早期王宫之学的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尊重；第二，甚至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儒家各派的发展中起推动作用的力量是人和宇宙在其相互作用中的整体论解释的预言性质。古代世界相信天是一切事物的推动力，它被一种原始科学的基本原理详加阐述，于是就在儒家传统的历史中作为最早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出现。这一值得注意的事实一方面意味着儒家学说的一个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一发展本质上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道德主义倾向的儒家信仰的延续。
谢亮生 译
[1]司马迁在谈及儒家时列举了文的方面的几类（《史记》卷四七，第1398页；沙畹：《〈史记〉译注》〔1895—1905，1969年巴黎再版〕第5卷，第403页）。《周礼》（卷三，第19叶；毕瓯：《〈周礼〉译注》〔巴黎，1851〕第1卷，第214页）谈到教授人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见《周礼》卷四，第8叶（毕瓯：《〈周礼〉译注》第1卷，第297页）。
[2]《周礼》卷一，第16叶（毕瓯：《〈周礼〉译注》第1卷，第33页）；又见《周礼》卷四，第8叶（毕瓯：《〈周礼〉译注》第1卷，第297页）。
[3]关于《春秋》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理想的发展》，载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24—30页。
[4]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北京，1958），第1080页；约翰·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纽约和伦敦，1932），第13页和注3。
[5]莱昂·旺德默埃什：《法家的形成》（巴黎，1965），第18页注1。
[6]《史记》卷七四，第2344页以后。又见吴文缀：《中国古代的占卜、巫术和政治》（巴黎，1976），第14—15页。
[7]关于焚书事件和它的后果，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严重，见本书第1章《焚书坑儒》。
[8]《汉书》卷十九上，第726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1958），第165页以下。
[9]《史记》卷六，第25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78—182页）。关于对这项措施的效果的评价，又见 卜德：《中国第一个统治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莱顿，1938；香港，1967年再版），第 117页；及本书第1章《焚书坑儒》和附录1。
[10]《汉书》卷一下，第7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130页）；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和莱比锡，1930—1952）第 1卷，第274页以下。
[11]见第12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12]例如，见《汉书》卷六，第166及以下各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5及以下各页）。必定有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日期不能确定。根据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上海，1949年以前），第70页，它们始于公元前140年。根据其他人的著作，只在公元前 136年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见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29及以下各页。公元前136年更可能是召开第一次这类会议的日期，因为当时武帝只有20岁。
[13]《汉书》卷五六，第2502页。
[14]《汉书》卷五六，第2523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这里所说的六艺与第716页注1《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15]《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卷八八，第2589以下各页。
[16]张朝孙（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98页。
[17]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页以下。
[18]《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页。
[19]《汉书》卷六，第159、171—17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54页）；卷十九上，第726页；卷八八，第3620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20]关于“韩”，见本书第1章此处注释。
[21]《汉书》卷八八，第3593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第1页以下。
[22]《汉书》卷三六，第1929页；卷七一，第3047页；卷八八，第3590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91—93页。
[23]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88页。
[24]《汉书》卷八八，第3620页。
[25]《汉书》卷七五，第3159页。也见钱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1页以下。
[26]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3页。
[27]关于这一引语，见阿瑟·韦利：《〈论语〉译注》（伦敦，1938），第92页。
[28]《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卷，第143—144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6—207页。
[29]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页。
[30]比较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93页。
[31]关于《五行志》，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书〉中中国人的宇宙观思辨》第1卷，《贝斯勒档案》，16（1933），第1—100页；第2卷，《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柏林，1933），第937—979页。
[32]关于这个问题，见杰克逊·达尔：《汉代谶纬文书的历史性介绍》，华盛顿大学1966年学位论文。
[33]关于这类著作，特别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00页以下。
[34]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88页。
[35]《隋书》卷三二，第941页。
[36]《汉书》卷八八，第3603页。
[37]《汉书》卷三十，第1706页；卷四九，第2277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92页。此时晁错任太常掌故之职。
[38]《汉书》卷五三，第2410页。
[39]《汉书》卷三十，第1706页；卷五三，第2414页。
[40]《汉书》卷八八，第3607页。
[41]伯希和：《〈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载《亚洲东方论文集》第2卷（巴黎，1916），第123—177页。
[42]《汉书》卷三六，第1967页。
[43]《汉书》卷三六，第1968页以下。张朝孙（音）的《白虎通》第1卷第144—145页有部分英译文。
[44]《汉书》卷九九中，第410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3页）。又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52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55页以下。
[45]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73页。
[46]关于本卷所举的传统看法和评价，见第3章的开头部分和《王莽的统治时期》。
[47]关于《周礼》和《左传》的可靠性的证明，见高本汉：《〈周礼〉和〈左传〉文本的早期历史》，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1931），第1—59页。
[48]《后汉书》卷二八，第595页以下；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51—152页。关于其他例子，见张朝孙同上著作；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21页以下。
[49]见张朝孙（音）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白虎通》第1卷，第141—143页。
[50]见张朝孙（音）的《白虎通》英译文和研究。
[51]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和普林斯顿，1952），第3卷，第137页以下、150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