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改革办法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许多卓越的儒家，包括王堂（活跃期在公元96—131年）、左雄（卒于138年）、李固（卒于148年）和杨秉（公元92—165年），[59]倾向于赞成一种旨在改革文官制度和加紧控制官员的温和的办法。他们指望在可靠的考试、特别选拔、举荐、考绩黜陟的基础上吸收和提升比较正直和有能力的官员。前汉最卓越的儒家之一马融（公元79—166年）在赞同法的重要性及其严厉实施方面，是一个例外。[60]
温和的改革办法看来也为那些有道家倾向的儒家所赞成。自从后汉王朝建立以来，日益增多的对政治大失所望并拒绝在政府供职的儒家，也采取道家无为、保身和退隐的态度。许多这样的人是地方精英或豪门大族的优秀分子。随着帝国力量的衰落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施加的控制的松弛，这些精英分子发现他们舒适而安全的乡下庄园中的生活，比帝国朝廷中的斗争和阴谋更有乐趣。甚至在那些在朝廷供职的人中，很多人也发现，道家顺应的态度也使文官生活少冒风险。早在1世纪中叶，一个有仕进之心的官员钟离意曾经忠告他的上司，高级文官不应当亲自办理政府的琐碎事务，而只应当干预重要的事情，这样他才可以不致忘记重点。在这种意义上，钟离意把一些具有道家倾向的精英看做最适于担任高级政府职务的人。[61]
2世纪初，杰出的文人樊準（卒于公元118年）和朱穆（公元100—163年）比其他人更加拥护儒家—道家的改革意见。樊準出身于南阳郡一个最富有、最有势力的氏族；他的祖先是后汉儒家中倾向道家的主要人物。樊準在106年的奏疏中，赞扬后汉早期君主所作的振兴儒家学说的努力，指出儒家学问在公元58—75年间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他谴责正统儒家学说事实上已经变成空洞的形式。他承认，法律和儒家学问对于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却暗示两者都不能培养人的道德，然而唯有道德能够维持良好的法律和真正的学问。
按照樊準的意见，道家可以更好地养成这种道德。他断言，西汉初期文帝和他的皇后所赞助的黄老学派的道德学说占据优势，使国家的道德纯正了，而这又从而导致了其后的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和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繁荣和成功的改革。他建议，皇帝应当访求那些过退隐生活、修身养性的遁世者，征召他们到朝廷上来。[62]
朱穆也提出了类似的忠告，他出身于南阳郡另一个儒家望族。朱穆在他的《崇厚论》中，谴责国家道德传统衰落，已经变得“浇薄”了。[63]这种状况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化逐渐衰败积累起来的结果。孔子曾说甚至他本人也因生得太晚而未能目睹全国一度盛行的大道，朱穆引用孔子的话来阐述了道家的论点：
德性失然后贵仁义……礼法兴而淳朴散。
朱穆于是认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一个堕落时代的产物；它只是作为救治社会罪恶的短期办法而发挥作用，但不能逆转人类堕落的长期趋势。这种堕落是积累起来的发展的结果，没有有效的快速解决办法。需要的是每一个个人修正他自己的方向，并借助于“厚”以积累个人的德性，从而使这个普遍的趋势最后可以逆转。开始这样做的办法是，每一个个人养成一种对人宽厚的感情——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更慷慨、更宽容（“厚”），少挑剔（“薄”）。朱穆在对其家人的训诫中强调，他们不应当对别人挑剔，而应当经常赞扬和鼓励他人之善；这不但是培养了“厚”，而且也是在污浊而危险的世上保存自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