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佛仅是偶然见于公元65年关于皇家的楚王刘英的一道诏旨中。[40]他的楚王国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东、河南和安徽搭界处），即一个世纪以后爆发黄巾军叛乱的那个地方。楚王英是汉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一个弟弟，他被怀疑搞颠覆活动，因此他呈上几段丝织物以求贷他一死。汉明帝对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65年的诏令中为他开脱；皇帝在诏令中袒护他的弟弟，[41]说他所诵习的是“黄、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祠”；说他“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因此之故，皇帝声明他不负任何嫌疑，并把他的缣纨还给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举行的伊蒲塞（upāsaka）和桑门（śramana）之盛馔。
这两个梵文名词是译音的中文，分别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把佛和黄老——即老子和黄帝——联系了起来，可能把这二者当成了一个单一的神明。他被当做一个神像，应该向他祭祀并实行斋戒。[42]彭城是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它今天还是一个铁路交会处），很可能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内。但是，皇帝对佛教之着迷，表明甚至在京师洛阳也是很虔心礼佛（他与黄老合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公元1世纪的中叶，佛教已经由中外商人汇集之西北诸绿洲而深入到中国的中原和东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乱阴谋之中。这一次他和几个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们制造了有利于他的预言，他被判处死，但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废黜并把他发配了事；他被发配到长江以南的丹阳郡（安徽）；楚王英在这里于第二年自杀。可能至少有几名佛教人士陪伴他到丹阳，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传入了中国南方，即江南地带。
但是，刘英的佛教社团在彭城存留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它在当地的官员笮融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权让他管理粮食运输，因此而发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谦和笮融一样，也是来自丹阳。陶谦身名大显是因为在公元194年后镇压黄巾军有功，也因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政变中忠于朝廷；那次政变使洛阳遭受了很严重的烧杀之祸。[43]京师的居民流落到彭城地区避难，这个地区很富庶，所以他们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京师扰乱之害。
今天我们得知，笮融大约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上覆以尖顶，另加九个仿印度塔形式的圆盘，中伫一衣锦的镀金佛像。这个建筑物有几层楼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经。为了招徕当地民众参加他的佛教社团，笮融自己主动给这些老百姓豁免国家的徭役；在庆祝佛的生日和浴佛节的时候，他举办大规模的集体庆祝活动，长长地布席于路，让参加者有饭吃，有酒喝。参加的人数可达万余人，所费以百万计。[44]
这些数字当然是被非佛教徒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的，因为他们不赞成佛教徒在奉献中大量靡费钱财，也不赞成对信教者豁免赋税（这种豁免到后来只给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随者，即新入教的中国教徒，肯定不在这样的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刘英一样，没有落得好下场。公元193年，曹操袭击并荡平了彭城；笮融逃到了长江地区，据说跟从他的有一万多彭城男女居民，并且还随身带有三千心腹骑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传的真意确是想在这样的大激战中为他自己招集随从，同时很可能，这些追随者就是黄巾军的孑遗。可是，我们未见资料上有关于笮融的佛教杂有道教之说，像这个时期通常的情况那样。无论如何，笮融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它使我们对佛教在汉代民间中的传布情况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在历史材料中被忽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