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
海山汗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90]为增加税收而设立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有过两次，是在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马和桑哥的领导之下，但是都因为采取高度剥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销。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从、宣政院使脱虎脱（畏兀儿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书省的建议，但是御史台坚决反对。[91]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乐实（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书省以推动财政改革，并终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书省。[92]
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尚书省的主要官员是左丞相脱虎脱，平章三宝奴和乐实，右丞保八。脱虎脱和三宝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从。[93]乐实是忽必烈朝的官员，曾因贪污而被撤职。[94]保八在此之前的经历不详，估计是因为他有理财经验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至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至元钞。纸钞的兑换额是新钞与至元钞以一当五，而1287年发行的至元钞比1260年发行的中统钞已经贬值了5倍：这是半个世纪中通货膨胀的一个生动标志。为强化新钞的价值，金、银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并且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1310年发行的纸钞总量是145万锭，等于旧中统钞3630万锭，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纸钞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纸钞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钞量的3.5倍。[95]
为增加税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国家垄断的盐引的出售价格比铁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96]解除了产酒的禁令，并专设了酒课提举司负责征收酒税。铁穆耳朝取消的欠税，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户每年收粮超过5万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粮税2%。
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征税者根据其征收的赋税超过1307年赋税限额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粮食额在1310年则增加到293万石。[97]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各机构的冗员。[98]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99]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100]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任。[101]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102]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他们的反对。海山为解决财政困难选择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上恶化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