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回顾
这一章说明了元中期的统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时机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建设性变化。在元中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很少受到外来战争、征服战争和民众起义的干扰，因为元中期诸帝从忽必烈手中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平的帝国，而他们又放弃了扩张政策。此外，他们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还保持对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他们没能巩固他们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争斗。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残酷而易变。在39年中，有9个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时间只有4.3年。9个皇帝中的6个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309]不仅皇帝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政府的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一次帝位争夺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竞争者有人是汉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经常摇摆。
虽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竞争者没有汉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显然不可能成功地夺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带来朝廷政策的大幅度变化，甚至影响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国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蒙古人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与汉地间的紧张关系及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后忽必烈时期的帝位争夺。
元中期权臣的兴起在蒙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建立官僚体制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虽然远未达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诸王权力后得到更多权力，而诸王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权力。频繁的帝位争夺削弱了皇权，对希望夺得帝位的人来说，官僚的支持亦远比依靠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权力因此而更加膨胀。结果不仅是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脑手中，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邻部人伯颜、玉昔帖木儿和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旧蒙古那颜一类，在新皇帝即位后，他们都表示出绝对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是一个过渡型的例子。虽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1]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自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4]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24—28页。
[5]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6]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7]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8][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9][653]《元史》，卷18，第381页。
[10][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11][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12]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13][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16][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18][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20]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21][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22]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頫：《赵孟頫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23][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24][653]《元史》，卷18，第383页。
[25][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26][653]《元史》，卷20，第440页。
[27][653]《元史》，卷18，第386页。
[28][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页。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页。
[33][653]《元史》，卷21，第447页。
[34]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第108—109页。
[35][653]《元史》，卷18，第388页。
[36]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海盗》。
[37][653]《元史》卷21，第449页。拉施特说有11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30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页。
[39][653]《元史》，卷21，第449页。赃罪12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46。1b—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7，11b—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465页。
[42]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3][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4][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9万两，银6万两，钞360万锭。见[653]《元史》，卷19，第417页。关于赏赐予政府收入的关系，见[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页。
[47][653]《元史》，卷19，第402页。
[48][653]《元史》，卷18，第387页；卷19，第417页；卷20，第426页。
[49][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09—410页；[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页；卷209，第4650页。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642]《元朝征缅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4—129页；[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56—58页。
[53]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页。
[54][653]《元史》，卷22，第477页；[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镇的时间误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页。
[56]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卷，第128—130页；[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页。
[57]关于1303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页。汉文史料见[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页。研究成果，见[253]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页。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页。
[59][653]《元史》，卷22，第477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页。
[60][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页。
[61][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302页。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页。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页；[653]《元史》，卷21，第459页；亦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第48—53页。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页。德寿为卜鲁罕之子是一个推论。虽然《元史》，卷114，第2873页称皇后失怜答里是德寿的母亲，但拉施特、杨瑀和陶宗仪都说德寿是卜鲁罕之子。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19页；[648]杨瑀：《山居新话》，13b；[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第76页。波斯编年史《贵显世系》说铁穆耳汗有四个儿子，长子名为Qung-taisi，显然意为“皇太子”，就是指德寿，但是没有指明他的母亲。见[167]路易斯·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6页。关于德寿与卜鲁罕的关系及德寿之死的研究，见[866]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穹庐集》，第69—89页，特别是第83—84页。
[65]关于1307年的帝位继承危机，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2—17页；[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6—30页。
[66][653]《元史》，卷22，第477—479页；卷24，第535—536页；卷114，第2873—2874页。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2910页。
[68]关于阿难答和他的家族，见[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3—328页。亦见[873]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
[71][612]刘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72][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8—30页。
[73][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第36页。
[74][653]《元史》，卷22，第477—478页。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页。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关于〈元史·诸王表〉的一个考察》；[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49—351页。
[77][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页；卷23，第524页。
[78]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41页。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页；卷23，第509、516页。
[80][653]《元史》，卷22，第481页。
[81][653]《元史》，卷22，第501页。
[82][653]《元史》，卷22，第504页；卷23，第527页。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页。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页；卷23，第517页。
[85]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页。亦见[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22页；札奇斯钦：《元代中都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18期（1987年），第31—41页。
[86][653]《元史》，卷22，第488页。
[87][653]《元史》，卷23，第510页。
[88][653]《元史》，卷23，第516页。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页。
[90]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489页。
[92][653]《元史》，卷23，第513页。
[93]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1ib—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页；卷17，第366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676]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95]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23，第515—520页；卷93，第2370—237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第139—140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元代经济史研究》，第57—59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68—69页。
[96][653]《元史》，卷23，第520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18—120页。元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9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4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页。
[99][653]《元史》，卷22，第488页；卷23，第513页。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页；卷175，第4091、4094页；[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页。
[101][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页；[653]《元史》，卷176，第4168页。
[102][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页。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105]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115]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19][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12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121][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123][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124]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125]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71]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126]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页。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页。
[131]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页；[628]《元典章》，卷9，7a。亦见[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页。
[133]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页。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页。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页。
[137][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页。
[140][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77—378页。
[141][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页。
[142][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页。
[143][653]《元史》，卷94，第2402页；卷205，第4578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4、233页。
[144]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页。
[145][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页；卷94，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1—32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页。
[146]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08页；[751]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卷，第151—159页。
[147][653]《元史》，卷93，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页。
[148]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见[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页。
[149]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伯父忽鲁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150]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页）。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
[151][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页。
[152][653]《元史》，卷25，第566页。
[153][653]《元史》，卷176，第4112页。
[154][653]《元史》，卷175，第4073页；卷179，第4153—4154页；卷180，第4164—4165页；卷205，第4578—4579页。
[155][653]《元史》，卷26，第579页；卷205，第457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2a；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156][653]《元史》，卷26，第589页；卷205，第4579—4580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ob—11a。
[157]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7页）。但是，阿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铁木迭儿与他们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158][653]《元史》，卷26，第594页。
[159][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160][653]《元史》，卷31，第639页；卷138，第3324页。
[161][653]《元史》，卷27，第597页；卷31，第693页；卷116，第2902页；卷138，第3325页。
[162][653]《元史》，卷25，第575页。
[163][653]《元史》，卷25，第572页；卷31，第693页。
[164][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165][653]《元史》，卷27，第598页。
[166][653]《元史》，卷27，第598页；卷112，第2822—2825页。
[167][653]《元史》，卷207，第4600页。
[168][653]《元史》，卷27，第623、626页。
[169][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卷179，第4154、4151、4157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6a；卷16，2a；卷18，4a。
[170][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
[171][653]《元史》，卷27，第605页；卷136，第3303页；卷176，第4112页；卷205，第4580—4581页。
[172][653]《元史》，卷26，第585页；卷174，第4061页。
[173][653]《元史》，卷187，第426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欧阳玄：《圭斋集》，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7页。关于小云石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174]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1a；[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3，61b；[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0—245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73页。
[175][653]《元史》，卷27，第599页；卷116，第2902页。
[176]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页。
[177]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178]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元史》，卷136，第3300—3306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179][653]《元史》，卷27，第602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硕德八剌编造的“谋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页。
[180][653]《元史》，卷27，第603页；卷136，第3301页；卷175，第4075页。
[181][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
[182][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页；卷124，第3046页；卷136，第3304页；卷205，第4581页。
[183][653]《元史》，卷175，第4074页。
[184][653]《元史》，卷28，第626—627页；卷183，第4220页。
[185]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186][653]《元史》，卷28，第625页；卷175，第4079页。
[187][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188][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6a—9a。
[189][653]《元史》，卷28，第630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190][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191][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192]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陈高华：《元大都》，第74页。
[193]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页。
[194]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195]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页；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页。
[196]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4b—5a。
[197][653]《元史》，卷114，第2876页。
[198][653]《元史》，卷29，第642页。
[199][653]《元史》，卷27，第606页；卷28，第621页。
[200]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人封王，见[351]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予》。
[201]见[653]《元史》，卷28，第632页的例证。
[202][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页。
[203][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也孙铁木儿的卒年和生年还都无法确定，因为在《元史》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记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但是他在1328年去世时所记岁数为36岁（《元史》，卷29，第637页；卷30，第687页）。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记中认为1276年的生年是对的，应将他去世时的岁数改为53岁。见[842]《元泰定帝寿年证误》。我没有采纳高文德的意见，而是采用了慕阿德和李则芬的意见，他们认为《元史》所记“至元十三年”应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误。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103页；[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481页。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生于1263年（《元史》，卷115，第2893页），从生理上说他不可能在13岁时就有了一个儿子。第二，也孙铁木儿据说出生在“晋邸”（《元史》，卷29，第637页），而甘麻剌在1292年才被封为晋王。第三，也孙铁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称为“哥哥”（《元史》，卷29，第638页），在海山之子图帖睦尔的一份即位诏书中，则称也孙铁木儿为“叔父”（《元史》，卷32，第709页）。海山生于1281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1285年，也孙铁木儿作为他们的族弟，不可能生于1276年。他应该生于1293年。死于1328年，享年35岁。
[204][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
[205][653]《元史》，卷32，第709页。
[206][653]《元史》，卷29，第638—639页。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诏书中，只有泰定帝的诏书是用汉文白话体写的，它显然是从蒙古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表明在也孙铁木儿即位时，身边没有汉人文士。武英殿版《元史》所载该诏书的文言体全文，是后来翻译的，见[795]张元济：《校史随笔》，112a—113b。
[207]《元史》，卷29，第639—641页。也孙铁木儿可能与仍然忠于硕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员有一个秘密协定。以张珪为首的大臣曾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一封密书，请求他继承帝位并且处罚谋叛者。见虞集撰《张珪墓志铭》，载[623]《国朝文类》，卷53，17b—18a。相关段落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8，12a中漏载；亦见12b—13a所记大都官员对刺杀事件的最初反映。
[208][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页；卷175，第4075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0b—21b。
[209]此后，甚至谋叛者被籍没的家财亦被给还其家，见[653]《元史》，卷29，第649—650页。
[210][653]《元史》，卷29，第639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26a—28a。
[21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页。
[212][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页。
[213][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页。
[214][653]《元史》，卷29，第640页。
[215][653]《元史》，卷29，第643页。
[216][653]《元史》，卷29，第643页；卷30，第680页。
[217][435]佐口透：《十四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3—178页。
[218]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219][653]《元史》，卷29，第646、647、649、651页；卷30，第669、670、672、677、678、679页；卷117，第2910页。
[220][653]《元史》，卷29，第644、646页；卷175，第4076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2a—b。亦见[192]崛江雅明：《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第240—250页；[713]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汗廷的关系》。
[221][653]《元史》，卷29，第640、641页；卷172，第4027页。
[222][653]《元史》，卷29，第644页；[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6b—18a。
[223][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7b。
[224][653]《元史》，卷29，第648页。
[225][653]《元史》，卷29，第653页。
[226][653]《元史》，卷30，第678页；[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一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第149—151页。
[227][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289、294—295页。
[228][653]《元史》，卷30，第669页页。关于琐南藏卜，见[166]韩百诗：《〈元史〉卷108〈诸王表〉译注》，第137页；亦见[779]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一文中关于白兰王封号的讨论。
[229][653]《元史》，卷202，第4521页。
[230]关于1328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页；[851]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页。
[231][653]《元史》，卷31，第694页；卷32，第704页；卷138，第3326页。
[232][653]《元史》，卷31，第693—694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233][653]《元史》，卷32，第703页。
[234]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页。
[235]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儿人速速商讨后，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页。
[236][653]《元史》，卷32，第704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史》，卷32，第707页；卷182，第4194页；卷176，第4112页。
[237]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8页。
[238]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57—58、61—62页。
[239][653]《元史》，卷31，第694—695页；卷32，第704—705页；卷138，第3326—3327页。
[240]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3—74页。
[24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页。
[242][653]《元史》，卷32，第705—715页；卷138，第3326—3331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
[243]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页；卷137，第3314—3317页。
[244]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3—216页。
[245]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鲁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页。
[246][653]《元史》，卷31，第696—697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页。和世及其追随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行的说法，和世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元史续编》，卷10，15a。
[247][653]《元史》，卷31，第701页。
[248][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页。
[249][653]《元史》，卷40，第856页。
[250]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30页。
[251][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页。
[252][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页。
[253][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页。
[254][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页。
[255][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50页。
[256][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57][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
[258][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
[259][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页。
[260][653]《元史》，卷110，第2792页；卷124，第3058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6，11b—12a。
[26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281页。
[262][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263][653]《元史》，卷34，第762页。
[264][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予》，第65—67页。
[265][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页。
[266][653]《元史》，卷139，第3352页。
[267][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页。
[268]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269][653]《元史》，卷32，第740页；卷34，第759、761页；卷35，第776、778、789793页；卷36，第803页。
[270][653]《元史》，卷38，第816页。
[27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43页。
[272][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273][653]《元史》，卷31，第700页。
[274][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27页。
[275][653]《元史》。卷34，第755页。
[276][653]《元史》，卷184，第4238页。
[277][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页；卷139，第3352页。
[278][653]《元史》，卷33，第739页。
[279][653]《元史》，卷34，第763页。
[280][653]《元史》，卷34，第765页。
[281][653]《元史》，卷93，第2369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页。
[282][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页。
[283][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284]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73页。
[285][653]《元史》，卷33，第730页；卷172，第4028页。
[286][653]《元史》，卷34、第763、770页。
[287][653]《元史》，卷34，第768页；卷72，第1791—1792页；亦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页。
[288][653]《元史》，卷34—36。
[289][653]《元史》，卷34，第767页；卷103，第2643—2644页；亦见[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国的蒙古遗俗》，第174—176页。
[290][653]《元史》，卷30，第686页；卷38，第823页；卷83，第2086页。关于汉人守丧习俗对色目人的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页。
[291]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页。
[29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页。
[293]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页。
[2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页。
[295]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
[296]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页。
[297]对《经世大典》最深入的研究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亦见[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25—3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9—14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7—69页；[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110页。
[298]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13—18、33—78页。
[299][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20页。
[300][653]《元史》，卷181，第4178页。
[30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页。
[302][653]《元史》，卷34，第754—770页。《元史·卜答失里传》的译文，见[77]柯立夫：《1335年张应瑞的汉蒙文碑铭》，第35—36页，注35。
[303][653]《元史》，卷34，第756页；卷38，第815页；卷114，第2877页。
[304][653]《元史》，卷34，第774页。
[305][653]《元史》，卷35，第790页；卷36，第802页。
[306][651]权衡：《庚申外史》，1a—b；英译本，第27—28页。
[307][653]《元史》，卷38，第815页。
[308]关于懿璘质班，见[653]《元史》，卷37。
[309]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9.3岁，与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8.2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