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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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其次,它可能包含这层意思:在中国,从50年代到毛逝世(其实是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别人赋予它的想法;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指某特定时期的正统学说,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著作里,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中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最后一章开始的尝试,即分析了从1917—1976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但是,我的这一做法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也只能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现在重新解释毛思想的目的就是如他们所说,是为了界定毛的思想遗产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要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需要相结合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我们要承认他们这样做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评价的目的、逻辑性和判断标准,也是与本章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构成毛从1949—1976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

过去,本章作者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积极贡献的本质,称之为“主流的毛主义”。并提出,这个主流可以在1955—1965年,更确切地说,可在60年代初期找到。[249]换言之,“主流的毛主义”可解释为由毛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内核,它不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这个用法并不十分满意。如上所述,1958—1966年间的进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两次激进的试验过程中,“左”的思潮势不可挡,它应被看成毛的最后25年(如果不是他的整个一生)里更加独特的东西。相比之下,毛在60年代初期,后又在70年代初期采取的立场则较为谨慎和现实。

毛在1964年3月说:“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250]作为结论,这也许是必须首先说明的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毛的思想,尤其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思想,始终是由各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和指示很不稳定地并列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在这些思想成分之间设法构建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综合性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开始迅速解体。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毛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阐述过的经济思想,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思想远不像近年来根据“文化大革命”时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所做的理解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我们发现,他同样强调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又红又专、大小工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它是靠两条腿尽可能快走的方针,并不是要靠小工业和土办法一条腿跳跃。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从1958年夏天过分的幻想中退却以后,他对发展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反映出他根本没有认清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含义。这些方面之一是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我在前面对此曾予以相当多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他对政治程序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的看法。

1960年,毛泽东在讨论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251]在《读书笔记》中与此相似的一段里,毛用的是“管理”,[252]而不是“治理”一词。尽管两个措辞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模棱两可的。它们的模棱两可再次反映了我们在毛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已注意到的矛盾。由红卫兵翻印的、出现于毛本人的语录中的“管理”一词,它的意思可能是“经营”、“支配”或“监督”;廖盖隆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治理”,则表示“整顿”、“清理,或“安排”。第一个词显然更具体一些,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组织构成而不只是简单的过程。至于毛的意思实质上究竟是打算使工人或劳动者随时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使他们确信政治权力的运用符合他们的愿望,还是指他们实际上应当亲自管理事情,这两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

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和manage(经营),而另一个则译成administer(行政管理)和takecharge(负责)。[253]我更喜欢用supervise(监督),其意思不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应当承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管理”。[254]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义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因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复而明确地陈述过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表现的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里提到的“小权”也不能放,否则必导致混乱。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日给苏共的《九评》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255]

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的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某种个人权威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威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256]和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257]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春桥和毛本人对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多大兴趣,而只是对实施毛的个人权威感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说他也是一分为二的[258]),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毛的思想,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这一双重性是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259]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260]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比较平衡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261]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262]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那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这句话只是强调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辞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人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63]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264]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是他的这些讲话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一样,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根本主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毛数十年里潜心打造的综合体基本上分崩离析了,至少就他思想和态度来说是如此。1976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见)——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膨胀起来了,一个由其继承者开创的新时代开始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这段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载体。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265]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1]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S.施拉姆主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

[2]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820—822、826—866页。

[3]例见丁伟志、石仲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20—428页,尤其是第421—422页。

[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11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译者)

[5]《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43—44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译者)

[6]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的马列主义党、群众和公民”,载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7]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3页译文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8]《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1—352页。(《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译者)

[9]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2版,第288—289页。

[10]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

[11]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135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31页。

[12]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对这一质的内涵产生根本的影响。(《毛泽东集》第7卷,第165—166页。)

[13]《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2页。(《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77页。——译者)

[14]《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页。(S.施拉姆译;也可见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68—69页。)

[15]这里的引文来自1967—1969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谈话和信件(1956—1971)》,第71—72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5页。——译者)

[16]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3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7页。——译者)

[17]《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6页。——译者)

[18]4月25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年12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了县及相当于县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4月25日,但实际上却是1956年5月2日讲话的版本。后一次因为要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确和强硬。(举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5月2日实际上脱离了他4月份的立场,但那一段将在后一章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1965年12月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毛在5月2日讲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在70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这两次讲话才被结合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在党内传达,只是到1976年12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S.施拉姆:“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69卷[1977年3月号])现在看来有点可笑了。

  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3—245页)(下文简称《1981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性是无疑的。这本书公开出版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30页。

[20]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3页。但翻译在有些地方有所修改,使用了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页中的词语。(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1977年版,第275—276页。——译者)

[21]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67—175、196—198页。

[22]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107—115、175—182页。舒尔曼和哈丁都是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撤尔编的《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23]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86—87页。

[24]《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由S.施拉姆翻译)。

[25]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1940—1984)”,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81—125页,特别是第87—89页;关于“一元化”一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4—866页,施拉姆写的一章。

[2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6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31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议”1941年7月1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156—160页),当时没使用“一元化”一词,但强调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一步,这在1942年到1943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27]“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8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79—80页;《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

[2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3—164页。

[29]《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页。这里基本上是按非官方的文本(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页),不包括后来明确所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76页。——译者)

[30]《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367—368页。——译者)

[31]这段话已从1957年6月编辑的毛泽东讲话中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399页)。见《学习文选》,第201—202页,毛1957年2月讲话的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讨论。(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第376—378页。——译者)

[32]《毛泽东集》第9卷,第244页。(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文句已从官方文本《毛泽东选集》第3卷英文版第297页中的这一讲话中删去)(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1074页。——译者)

[33]《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4页。同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4卷,第421页,这里最后两句引文不见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9页。——译者)

[3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4卷,第363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26—1427页。——译者)

[35]《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4卷,第418—419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译者)

[36]“致刘少奇”,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27—428页。

[37]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8页。

[38]《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3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9页。——译者)

[39]同上书,第102页。(同上书,第89页。——译者)

[40]同上书,第148—149页。(同上书,第133页。——译者)

[41]《致刘少奇、周恩来》,1954年11月1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4—485页。

[42]《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15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9页。——译者)

[43]参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的按语在《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35—276页收录。(《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25—259页。——译者)

[4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6、159—1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7、233页。——译者)

[4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7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9页。

[46]1956年1月25日的讲话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引文见阿兰纳·卡埃尔·当高斯与S.施拉姆翻译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导论与阅读材料》,第293页。

[4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页。

[4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61—83页;官方的文本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84—307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8—277页。——译者)

[49]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的讨论,也可参阅施拉姆在《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中所做的分析,第214—216页。

[50]关于毛持续的乐观与急躁情绪,见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32—335页。(中文版,第313—329页。——译者)毛对关于“急躁冒进”批评的心理反应的重要意义,在近期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广为强调。在1986年4月24日的一次对话中,龚育之认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关于“文革”期间毛对于这篇社论发怒的迹象的总结,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86—91页(求实出版社,第101—104页。——译者)。关于周恩来对起草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贡献,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第146页。

[51]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份公开文稿的注释翻译》,第38页。(译稿在中文基础上略作修改。)

[52]《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44—345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译者)

[53]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21—322页。

[5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页。——译者)

[55]《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77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页。——译者)

[56]“致黄炎培”,1952年9月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3页。

[57]《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13—21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199页。——译者)

[5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英文版第2卷,第213—214页。(《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34页。——译者)

[59]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69页。

[60]《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01—306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4—288页。——译者)

[61]《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253—254页。

[62]同上书,第254页。

[63]有关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全部记录在近30年之后才出版。见《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记录》。

[64]前引书,第10页(导言)。更完整的阐述见龚育之:“发展科学必由之路——介绍毛泽东同志为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信和按语”,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

[65]《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41—348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375页。——译者)《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13页。

[66]“致黄炎培”,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页。(毛自己明白副词“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67]译文见英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21—64页。

[68]这一表达的新提法在当时很广泛,这些总的来说都是毛的思想。(这一段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版)毛在未公开出版的文稿中没有事先表达这一思想的事实由廖盖隆确认,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45页。

[69]“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第25页。

[70]《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32页。

[7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89页;《毛泽东文集》,第61页。这一资料只是表明这次,会议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日期是1月27日(第5卷,第359—383页),但其中没有这段内容。

[72]《学习文选》,第193—195页。关于这段话在1957年2月初稿中的另一个文本,见《毛主席文献三十篇》(北京:特钢厂1967年版),第94—95页。

[73]《学习文选》,第209页。

[74]同上书,第211页。

[75]同上书,第212—213页。

[76]参阅前引书,尤其是第201页。也可见苏绍智在《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一文中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选》第6期,第35页)。(中文版载于《学术月刊》1979年10月号,第1页。)

[77]《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2—373页。——译者)

[78]廖盖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46—253页。苏绍智:《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第22—26页。

[79]《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3页。——译者)

[80]《学习文选》,第207页。

[81]《学习文选》,第225—226页。

[82]“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关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对社论的肯定,见廖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3月第2期,第104—105页(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83]“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3页。——译者)

[8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8页。——译者)

[85]“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页。——译者)

[86]“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69—47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页。——译者)

[87]同上书,英文版,第444页。

[8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页。

[89]“致陆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页(出于某种考虑,这里略去了该大学的名称)。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年)一书中第267—269页。

[9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91]《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23—324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会上三次演讲的原文中都没有出现。(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6—124页。)

[92]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144—145页。

[93]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页和其他各处。

[94]《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英文原注为《红旗》第1期(1958年6月1日)第3—4页;《北京周报》第15期(1958年6月10日)第6页。

[95]《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3卷,第868—869页。

[96]1958年8月21日上午和1958年8月30日上午的讲话。《学习文选》,第304、306—307页。

[97]1958年8月30日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18页(也参见8月21日的演讲第306页)。

[98]1958年8月17日、8月21日(上午)和8月30日(上午)的演讲,出处同上,第302、305—307页各处,第318页。

[99]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3页。

[10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4—146页。

[101]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年9月号,第123页。这份报告最早是提交给1980年10月25日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的,后来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只是修改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北复制的原件是真实的。它被翻译在《问题和研究》1981年10月号、11月号和12月号上。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月号第84页。至于新的文本,参见廖盖隆《党史探索》,第308—365页。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全貌作了极大的压缩,并且没有包括周在劝说毛放弃“供给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关细节。

[102]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22页,其中特别是1958年3月22日的谈话部分。

[103]《万岁》(1969年),第247页;《万岁》(1967年),第12、17、49页等。

[104]《万岁》(附录),第32—33页;译自S.施拉姆《毛泽东和他1958—1969年的永远革命理论》,载《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6—227页。

[105]《万岁》(1969年),第245页;《万岁》(1967年),第15页。

[106]《万岁》(1969年),第204页。

[107]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其中特别是第232—236页。

[108]见吴江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28页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99、135—136页。

[109]《万岁》(1969年),第228页。

[110]《万岁》(1969年),第262—263、264—265页;《杂录》,第141—142、144—145页。

[11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载《中国季刊》第103期,1985年9月号。

[112]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3页。

[113]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2页。

[114]《万岁》(1967年),第106—107页(1959年3月15日的信)。

[115]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6—497页。

[116]实际上,张闻天三小时的中间发言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更系统,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参见李锐(当时曾出席了庐山会议)在“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中所做的分析,载《读书》1985年第8期,第28—38页。张闻天演讲的原文已收录在《张闻天选集》中正式出版,见第480—506页。

[117]用英文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全面最精确的描述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第187—251页。

[118]《万岁》(1969年),第222页;《杂录》,第121页。

[119]《万岁》(1967年),第48页。

[12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5、239页。

[1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5页。亦请参见S.施拉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毛明确地肯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包括三大法则(《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12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5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

[12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21页。英文原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06—110页。

[124]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文版原文处理,将其分为两段。——译者

[1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9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369页。

[126]《学习文选》,第212—213、220页。

[127]《万岁》(1969年),第104页;《杂录》,第66页。

[128]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页。

[129]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这一部分,第63页。早在1976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离,但不幸的是后来他又返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秦:《毛泽东的思想:形式与内容》,第60、66—67页等。

[130]参见1960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131]杨超:《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册(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132]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19831984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页。

[133]《辩证法问题》,第199—217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页。

[134]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页。

[135]同上书,第240页。

[136]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页。

[137]“人民群众的大联合”,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0—81页。

[138]《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第34页。(《文选》第7卷,第2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78页。)

[13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78页。)

[14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罗:《孟子》,第201页。)

[141]同上书,第208页。

[142]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5页。

[143]《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144]《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145]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146]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147]《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148]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149]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150]《万岁》(1969年),第195页。

[151]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152]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153]《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注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他著作》,第261页。

[154]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155]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

[15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1页。

[15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15页。

[15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159]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2页。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对这一点并未作出如此的强调,以至于外国同志更难了解中国革命。(参见《北京周报》1978年第27卷第14期。)

[16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0—141页。

[161]同上书,第126—127页。

[16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291页。对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阐述的理由,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比红卫兵翻印本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坦率。这个文本已收在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中。

[163]《历史的经验》,第18—19页。

[16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4页。

[16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1—342页。

[166]《学习文选》,第197—198页。官方修订的版本的相应部分中甚至没有提及苏联(《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6—399页)——不必奇怪,因为这份文献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57年6月,那时任何这样的否定性注释都不会有问题。

[167]同上书,第194页。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比较,施拉姆:《有关中国“永远革命”理论文件集》,第32—38页。在1957年2月27日讲话的官方文件中,毛对他前辈的评价转而相反。他说:“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393页。)

[168]同上书,第211—221页。

[169]同上书,第212—213页。

[170]《学习文选》,第223—224页。(这个文集中收录的原文实际上印成了“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我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印刷错误。否则,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时,苏联斥责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那就是他坚持要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

[171]1957年11月14日的讲话,见迈克尔·舍恩霍斯的译文,载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1986年6月第2卷第2期。

[172]见毛1957年11月18日的讲话,在同一本杂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译文。这些情况在胡惠强的文章“大炼钢铁运动简况”中也有介绍,此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726页。

[17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2—63页。

[174]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9页,又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3页。

[175]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4—155页。

[176]“致王稼祥的信”,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4页。

[177]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0—191页。

[17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6—318页。

[179]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页。

[180]《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1978年10月,第40—41页。

[181]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18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26—227页;《杂录》,第296页。

[183]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18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页。

[185]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18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18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7页。

[188]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我与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189]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90]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该文修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人中国政治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德语中,法权是指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这一层意思。马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191]195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148页。

[192]“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193]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194]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195]《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196]同上书,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19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17—118页。

[19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19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20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201]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202]《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20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204]《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205]《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206]《杂录》,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卷中的讨论,第47页。)

[207]《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208]《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8页。

[209]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21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杂录》,第266页。

[211]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212]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213]同上书,第217页。

[21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21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7页。

[21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21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218]同上书,第597—598页。

[219]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22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2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话。)

[222]同上书,第640页。

[223]《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页。

[224]《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2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22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22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228]《资料选编》,第287页。

[229]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这一决议。

[230]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1968年第37期,第13—17页。

[23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3、706、695页;另见《杂录》,第475、488、471页。

[23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23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688页;另见《杂录》,第481、470页。

[234]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235]《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23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237]《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18—19页。

[238]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239]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年第33期,第11页。

[240]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241]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

[24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1页。

[243]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第66—68页。

[244]关于毛在晚年的观点的这一论述与1982年4月和5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时,一些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达的见解是一致的。另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35—136页。

[245]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理查德·克劳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他比埃谢里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以阶级出身为基础的阶层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许多方面,克劳斯进行了极其敏锐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错误与埃谢里克一样,在于认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权和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这些都是由干部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中获得的)为标准来划分阶级。

[246]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7—8页。

[247]《北京周报》1976年第21期,第9页。

[248]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论述了“忠”的含义,并较广泛地讨论了毛晚年统治的性质。参见第223—225、233—243页。

[249]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25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251]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25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253]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25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255]《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256]《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28页。

[257]《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258]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259]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260]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261]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262]同上书,第234—235页。

[263]《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264]同上书,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26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