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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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与军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70年代初苏联国内经济，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了兵力，足以使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大批领土，但到70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开始将陆军部署到靠近边界的地方。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战术和战略核武。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年代初的实力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政府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方的军事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兵驻守中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1969年3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国领导人恢复边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更超过50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242]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243]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土建工程，以修建永久性后勤供应基地。[244]

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从能力和战术方面（苏军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来对苏联军事机器作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直到1972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大批军队）。[245]他们增加军事预算，[246]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247]强化民兵组织，[248]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动，[249]对省界划分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划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军事需要）。[250]到1974年，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69—1976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向已有变化，表明苏联威胁增大，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方，放弃了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美国原是这样估计的）。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了很大提高。[251]由于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大约200个中国空军基地上，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边界地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年苏联共调集了45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1/3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个师。中国方面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有15个师，新疆可能有8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福建海峡（原文如此——译者）和朝鲜。两国（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界不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界的地方。北京当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种威胁。由于俄国人在北方除了冻土带和冰（或者滨海地区的海水）之外，别无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取这种策略：防止中国军队入侵，断然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军队都撤离边界线的建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海参崴和伯力而言尤为突出，伯力与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屿隔江相望。

中国军队不敢过于靠近边界，因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沙漠中被苏军摧毁或包围的危险。此外，中国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与苏联一侧的居民有血缘关系。他们（如新疆的哈萨克族）试图与对方重新合并。中国的战略和军队的部署情况是：主力部队留在后方保卫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军事基地（如罗布泊和双城子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向边境地区迁徙大量汉人以监视和压制少数民族，这些汉人同时又是阻挡苏军进攻的准军事人员。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农业移民，形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长城；一旦苏军入侵中国，军队和人民（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将联合起来，利用正规防御战术和游击战术（即“人民战争”）来抵御俄国人。随着移民活动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军队可能推进到了距中苏边界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增加了具有挑衅意味的巡逻和监视活动，这也许是为了预防入侵或对苏联可能的进攻给予警告。

中苏两国战略的中心是双方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多，足以对中国的任何入侵活动给予严惩。然而，1969年的边界冲突发生之前，这仅仅是一个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1969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常情况下也并不是一种可行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尽管可以谈论苏联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实验场所、火箭和核武器贮存处及空军基地，但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252]不过，一旦苏联的地面部队全面展开，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就会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受到威胁，因为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当时，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包括首都地区在内。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包括邻近国家的许许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加上苏联因此将会在战略上远逊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肯定会形成反苏联盟，上述惨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人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其军事和外交立场。

北京还得面对另外一些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国内为争夺毛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支持军方的某一派别，帮它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府。如做不到这一点，苏联军队也可能乘领导层争夺继承权时期中国虚弱之机，侵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黑龙江等边界省区。虽然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这些可能性，并马上否认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意图，但中国人只能从最坏处做准备，因为他们估计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且有猛烈抨击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诸项政策的传统。因此，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国加强了边界防务，在70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份额，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更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

到1975年，中国在弥补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把一个步兵师改建成了装甲师。这至少表明北京有进行此类改建的生产能力。北京拥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足以威慑苏联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可威胁到苏联欧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因此，中国原来微弱的威慑因素已经发展为以分布在各处的地下掩体的导弹（弹头瞄准苏联国土）为基础的威慑战略了。

中苏两国军队构成和部署变化情况，详见表1和表2[253]。

表1显示了两国地面部队的总数和构成。1969—1975年间，中国陆军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大约增加了30万人。地面部队从118个师增至142个师，净增24个师。1975年以前增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脱出身来返回部队的官兵。这批官兵有将近20万人。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国内非军事性事务的程度有多深。此外，官兵返回部队的时机与外国旅游者观察到的解放军在工厂、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表1　中苏两国军队的数量，1969—1971年

a.包括防空部队。

b.只包括主力部队各师，不包括地方部队各师。资料来源：《军事平衡》（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刊）和笔者1974—1984年间与美国、中国和苏联官员的谈话记录。

苏中两国军队的部署，1969一1976年

a.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这几个年份的《军事平衡》把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数量合并列出。此表假定比率和前几年的一样，即西藏3个师，新疆4个师。

苏联军队部署和构成情况的变化也可从表中看出来。1969—1975年间，中苏两国军队数量的变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中国相比，苏军总数净增27.5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个增至110个，净增20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数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联的这两种部队原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6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30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中苏两国军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十分严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双方战略的实质都是防御。两国军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一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竞赛。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少数例外）的佐证。表2显示的是1969—1976年间，每年驻守在有关地区的中苏两国军队数目的变化情况（以师为单位）。原来，中国在北京、东北、内蒙古、兰州和新疆等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比苏联在远东部分和南部有关地区（如土耳其斯坦地区）拥有的军队要多。到1968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有47个地面师，苏联在上述地区可能有22个师（远东部分15个，南部有关地区可能是7个）。表2清楚地表明，70年代初苏联军队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军队只略有增加。到1973年底，苏军的集结已大体完成。此后增加的主要是后勤供应部队和武器装备，此外还提高了现有战斗部队战备状态的级别。中国军队到1973年才开始大举增兵，在18个月中从47个师增至70个师，1975年中达到了78个师。中国军队动作迟缓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直到1971年底林彪的问题解决之后，毛及其追随者才得以调集部队，更换将领；[254]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后，北京才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驻守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线的主力部队调到北方了。1972—1974年间调兵活动比较频繁，在这之后的两年中，中国只向边界地区调遣了8个师的地面部队。这期间，中国还通过扩建生产建设兵团、训练更多的民兵和加强民防来弥补不足。

虽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和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1975年中苏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数量大体相等，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定两国军队的构成和火力强弱也是相等的。表3罗列了中苏两国军队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数目。苏联的核武器运载工具远远多于中国，核弹头也比中国的多。虽然苏联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国，或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但所剩的用于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仍然非常之多。这意味着（假定每个运载工具运载的核弹头平均超过一个）苏联拥有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量。到1975年，中国拥有大约430件核武器运载工具（不包括米格—19、米格—21和F—9型战斗机，它们是用于拦截、侦察和战术支援的），而苏联则拥有4735件（不包括数量很大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很多是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20％用于中国战场，也有大约950件之多。苏联拥有强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统，足以拦截和摧毁中国的大部分伊尔—28和图—16型飞机。还有一点，苏联的每个地面师都拥有核武器，如地对地导弹或小型的便携战术核武器。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1970年苏联拥有此类核弹头3500枚。假定这些核弹头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和红军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1975年166个师中有43个师用于对付中国，约占26％）大体相当，那也有880枚之多，更不用说莫斯科在常规武器、火炮、装甲车和战场上的机动性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了。因此，到1975年为止，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

表3　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969—1976年

注：以1975年为例，如果苏联把核武器总数的20％用于对付中国，可得出下列数字：洲际导弹329枚；中短程导弹125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175枚；米亚—4型飞机27架；图—16型飞机95架；图—22型飞机34架；地对地导弹200枚；合计总数985枚（架）。

a.地对地导弹数采用的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这些导弹掌握在地面部队手中。除了地对地导弹之外，还有战术核弹头，但因没有准确的估计数字（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1970—1971年有3500枚，其中可能包括900枚地对地导弹），所以没有列入表内。

b.合计总数不包括苏联的任何战斗轰炸机（如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米格—23等等）。这些飞机都有运载核武器的能力。据估计，这些飞机和中国的同类飞机一样，其职责是空中拦截或给予非核性的空中支援。

[1]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2]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3]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4]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5]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6]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7]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8]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9]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0]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11]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12]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13]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6章。

[14]艾伦·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15]《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16]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17]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66—67页。

[18]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19]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20]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红旗》1965年第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21]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22]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23]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24]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页。

[25]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204页。

[26]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27]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1965年11月10日。

[28]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3—4章，第22—28页；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政治》。

[29]详细情况参阅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30]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31]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月1日），第1—11页。

[32]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33]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34]丹尼尔·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35]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36]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37]“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38]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39]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40]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41]《纽约时报》1966年7月1日第4、11版。

[42]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170—183页。

[43]《纽约时报》1968年11月1日，第1、10版。

[44]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26—269页。

[45]卡诺：《越南史》第12章。

[46]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第4章；外国广播信息处：《远东动态》1966年8—10月。

[47]关于秘密信件及有关事情，参阅“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16—217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苏联人未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界河的航道都拥有主权。

[48]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卷第6期（1966年11—12月），第233—241页；安泰顺（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卷第2期（1965年夏季号），第426—436页；哈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第201—236页；约翰·W.刘易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简报》，第53—56页；劳伦斯·普拉特：《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页；罗伯特·A.鲁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120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斯科、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中国》，第14—20页。

[49]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由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写的章节。

[50]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年10月政变”，《亚洲研究杂志》第27期（1969年），第237—249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页。

[51]“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93页；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6—197页。

[52]《远东动态》1967年1月30日。

[53]“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9期（1967年1—3月），第193—195页；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2页。

[54]“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0期（1967年4—6月），第244页。

[55]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页。

[56]《苏中关系（1945—1970）》，第304页。

[57]1966年9月至1967年夏的每一期《北京周报》上至少有一篇这样的文章。

[58]托马斯·W.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和1969年3月的冲突”，《美国政治学评论》第66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1177—1183页。

[59]威廉·希顿：“毛主义的革命战略与现代殖民：“‘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亚洲概览》第10卷第9期（1970年9月），第840—857页；爱德华·厄尔·赖斯：《毛的道路》，第364—375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2—217页。

[60]《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1—223页。

[61]后面将更多地谈到姚登山的情况。

[62]《纽约时报》1967年5月25日；《远东经济评论》1967年8月1日，第229页。

[63]“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6期（1968年10—12月），第172页。

[64]“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219—221页；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5—226页；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4—197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页。

[65]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中立’和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柬埔寨：寻求安全》；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研究》第3章。

[66]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页。

[67]同上书，第79—81页。

[68]同上书，第121页。

[69]同上。

[70]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章。

[71]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303—328页；罗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卷第2期（1972年夏），第240—254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见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国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系：友好时代的结束”，《环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号），第1034—105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覆活动”，《印度共产党人》第3卷第1—2期（1970年3—6月），第6—13页。

[72]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页。

[73]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页。

[74]同上书，第115—116页。

[75]同上书，第116页。

[76]同上书，第117—118页。

[77]梅尔文·格托夫：“‘化大革命’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317—318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78]同上书，第318—322页。

[79]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页。

[80]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外交人员撤回国内的情况下。

[81]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页。

[82]“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32—336页。

[83]“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59—265页。

[84]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中国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85]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页。

[86]《红卫报》1967年9月15日。

[87]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页。

[88]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页。

[89]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90]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91]亨利·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40卷第1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览》第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际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中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里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问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国共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92]“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5期（1968年7—9月），第119页。

[93]1967—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94]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95]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第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期（7月），第90—99页。

[96]“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第37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97]“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3期（1969年1—3月），第178页。

[98]《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页。

[99]“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6页。

[100]《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101]“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年7—9月），第195页。

[102]“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225页。

[103]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17—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远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变”，《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恩：“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58页；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104]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105]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届）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106]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183页。

[107]弗农·阿斯帕图里安：“70年代的苏联、美国和中国”，《概览》第19卷第2期（1973年春季号），第103—122页；威廉·E.格里菲思编：《世界与大国三角关系》；迈克尔·塔图：《大国三角关系：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罗纳德·J.亚利姆：“三极与世界政治”，《世界事务年鉴》第28卷，第23—42期；托马斯·W.鲁宾逊：“缓和与中苏美三角关系”，见德拉·W.谢尔登编《缓和面面观》，第50—83页；托马斯·W.鲁宾逊：“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美国政策”，见理查德·A.梅兰森编《既非冷战也非缓和？》，第112—133页。

[108]安泰顺（音）：《中苏领土争端》。

[109]同上书，第58—90页。

[110]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1—1183页。

[111]新华社消息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新华社关于边界冲突的纪录片的报道，1969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1969年5月24日新华社电讯，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打倒新沙皇！》，《人民日报》1969年3月3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373期（1969年3月11日），第17—19页。

[112]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3—1185页。

[113]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第12—15页。中国人显然知道苏联在集结军队，还因此指责了莫斯科，参阅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5—1187页。

[114]《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期，第136页；《国际共产主义译丛》第852期（1966年6月23日），第13—14页。

[115]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页。

[116]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7—1189页。

[117]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118]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119]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20]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章，“战略与战术”。

[121]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122]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纽约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123]《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124]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125]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A1—7）。

[126]《苏联动态》1969年4月14日，A1。

[127]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128]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129]《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息报》1969年5月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5月21日，第22页）。

[130]《中国动态》1969年5月12日；《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17期（1969年5月16日），第21—22页。中国的照会指责苏联上年未参加会谈，认为中国这次同意参加新一轮会谈是作了宽宏大量的让步。

[131]《苏联动态》1969年5月23日，A4。中国人于6月6日作了答复，见《中国动态》6月9日，A3—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6期（1969年6月13日），第22—23页。

[132]《苏联动态》1969年7月14日，A1；《纽约时报》1969年7月14日。

[133]《纽约时报》8月9日（苏联的声明）；8月12日（中国的声明）。

[134]这次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9、16、23、30日；《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的重要讲话，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3—17页；讲话摘要，见《纽约时报》1969年6月8日。

[135]《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2日，第12页。

[136]《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6月18日第14版。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8月6日，第14—24页；《苏联动态》1969年6月18日，A21—47。

[137]《共产党人》第11期（1969年7月），第3—16页（引文在第4页）。（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9月3日，第3—8页。）

[13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见《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26期（1969年5月29日），第23—36页。

[139]《真理报》1969年6月14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7月9日，第9—13页）。这是苏联回复中国5月2日的声明和6月6日的抗议（《中国动态》1969年6月9日，A9—13）的一份照会。

[140]信守公约原则是“有义务执行公约的国际法原则”，意指签约各方必须守信履约。与之相对的是情势不变原则。国际法中的这个原则是指，当事人只有在“情势不变”，即环境无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才守信履约。

[141]《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

[142]《纽约时报》1969年9月12、13日。显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充当了调解人。罗总理扬·杰奥尔盖·毛雷尔奉命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然后前往北京，在柯西金抵达北京前数小时会晤了周恩来。

[143]《世界报》（巴黎）1974年11月10—11日。后来，周恩来讲了他对机场会晤的意义的理解（双方未签署文字协议）。在周看来，双方达成了如下共识：（1）在通过谈判彻底解决边界争端之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2）双方尽量避免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并撤走边界线附近的军队；（3）双方通过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线”，周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见《纽约时报》1973年11月24日（周与C.L.舒尔茨伯格的谈话）；《共同社消息》1973年1月28日（周与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会谈）。关于机场谅解的执行，周和柯西金的看法不同。第一，周认为，只有在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重视之后，谈判才能够开始并持续下去，才能最终获得结果。第二，双方对“现状”一词的解释不同。柯西金认为“现状”指的是双方都不再侵犯边界，而周认为它不但指不侵犯边界，而且意味着边界地区的军事平衡不发生重大变化。第三，双方在非军事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柯西金显然认为它指的是双方军队均撤出某些已发生冲突或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段。周（可能知道柯西金的解释，也可能不知道）认为它指的仅是苏联军队撤出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提出主权要求的那些苏联领土。这些分歧是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144]《纽约时报》1969年9月17日。

[145]《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

[146]1969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格斯·霍尔由河内返国途中拜会勃列日涅夫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告诉霍尔，柯西金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与边界有关，其二与外交代表须保持在大使级有关，其三是要扩大贸易规模。另据报道，10月初贸易谈判已在进行，参阅《苏联动态》1969年10月3日，A4，该处转述的是一位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实际上，贸易谈判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了，见《中国动态》1969年10月7日，A2。

[147]中国方面发表的公报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这不是事实。它说明北京是被迫接待柯西金的。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98期（1969年9月18日），第25页；《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9月25日，第759页。

[148]路透社消息1969年9月30日；《纽约时报》1969年10月1日。

[149]《纽约时报》1969年10月4日。

[15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10月7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3—4页；《纽约时报》1969年10月8日。

[15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1969年10月9日，见《北京周报》第41期（1969年10月10日），第8—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期（1969年10月10日），第30—39页。

[152]《纽约时报》1969年10月8、19、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月19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11月12日，第15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期（1969年10月24日），第30页；第4524期（1969年10月27日），第27页；《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1日；《北京周报》第43期（1969年10月25日），第4—5页。

[153]《纽约时报》1969年9月19日；1970年11月19日；1972年12月11日；《明报》1970年1月19日；《新时代》第36期（1973年），第19页（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次“军事演习”，蓄意进入蒙古境内1520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真理报》1972年1月12日（见《苏联动态》，D7）；《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11日；《苏联动态》1972年12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9月19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年2月15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2月15日，R6—8）；《苏联分析家》1974年11月28日，第2页（刊登了一位前苏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7日，W1—2）；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月份在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年12月19日，E2；《苏联动态》1974年12月19日，C1，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期（1974年），第6—29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越过边界，砍伐树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28日，第18—19页）详细报道了1970年6月2日、1971年5月26日和1973年4月20日中国侵犯中蒙边界的事件。

[154]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员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155]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差别。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156]《每日电讯报》1974年12月17日；《真理报》1974年12月20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年12月17日（见《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8日，E2）；塔斯社消息，1974年12月19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2月9日，C1）。

[157]新华社消息，1974年1月19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1月23日，A3—4；《纽约时报》1974年1月20、21、24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3日，A1—5；《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月25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年1月25日，A1—2；《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国人提供间谍器材的两名苏联外交官。那个中国人坦白罪行后，中国即驱逐了那两名苏联外交官。苏联方面接着也驱逐了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外交官。中国指责苏联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参阅《阿特拉斯世界报刊评论》1975年2月，第15—20页（转载了《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158]苏联直升机于3月14日降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中国领土上，《真理报》1974年3月2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4月17日，第3页）。中国人把该直升机放置在新疆的哈巴河县（《北京周报》1974年3月29日，第5页），指责俄国机组人员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此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苏方力求直升机和三名机组人员安全获释，而中方则利用此事大事宣传，把它当作迫使苏联停止此类活动的手段。当中国人威胁说要审讯机组人员并把他们押往全国各地示众时，苏联曾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解，参阅《纽约时报》3月20、23、28、29日；5月3、6、9日；《苏联动态》（刊登了大量苏联方面的消息）3月29日，C1；4月5日，C1—2；4月29日，C1—2；4月30日，C1—2；5月3日，C1—2；5月6日，C1；5月7日，C6—7；5月13日，C1—10；5月16日，C5—6；5月23日，C1—2；6月10日，C1—2；6月24日，C1；6月28日，C1—2；8月8日，C1—4；11月4日，C3—4；《中国动态》6月24日，A4；《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74年4月1—4日，第65—66页；《经济学家》1974年6月22日，第27—28页；《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26日。

[159]《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转载了5月24日《真理报》的消息。

[160]新华社消息，1971年4月18日（见《中国动态》4月19日，A1）。据新华社报道1971年3月31日，苏联摩托艇“欧内斯特·台尔曼”号撞沉了一艘中国渔船，造成了11人死亡11人受伤的严重海难事故。中国人说那艘苏联船没有积极搭救30名幸存者。俄国人则称（3月31日塔斯社消息），那艘中国渔船在行驶中没有开灯。

[161]《纽约时报》1970年1月28日，2月2日，8月3日；1973年3月8日、25日，8月5日；1975年4月4日；新华社消息1973年3月6日。

[162]祖农·太也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民族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译者

[163]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马可·波罗会承认毛的新疆”，《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3日，7月5日，8月16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6—47页；《纽约时报》1973年8月5日，1974年1月3日；塔尼亚·雅克：“东土耳其斯坦还是‘新疆’？”《自由电台研究》1975年3月7日。

[164]《纽约时报》1973年11月8日；《苏联动态》1974年6月18日，C1—2；《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7页；1974年4月8日，第5页；《中国动态》1975年3月19日，E5—6。

[165]《纽约时报》1960年10月12日。

[166]这篇文章的译文见《中国动态》1969年11月6日，A1。其他分析，见《纽约时报》11月6、20日；《洛杉矶时报》11月7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1月13日，第334页；《华盛顿邮报》1969年11月21日。

[167]《华盛顿邮报》1969年11月21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1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4页；《北京周报》第49期（1969年12月5日）。

[168]《纽约时报》1969年12月21日。

[169]同上。

[170]《纽约时报》12月31日。

[171]同上。

[172]《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25日；1970年1月9日（译文见《中国动态》1970年1月9日，A1）；《洛杉矶时报》1970年1月9日；《金融时报》1970年1月15日。

[173]《纽约时报》1969年12月30日；1970年1月2、3日；《中国动态》1970年1月2日，A1；《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74期（1970年1月12日），第43页；《真理报》1970年1月3日；《北京周报》第2期（1970年1月9日），第31页。

[174]《纽约时报》1970年1月14日；《华盛顿邮报》1970年1月2日。

[175]《纽约时报》1970年3月8日。

[176]《纽约时报》1970年3月1日；《中国动态》1970年1月13日，A31；1970年1月17日。

[177]《纽约时报》1970年3月20日。

[178]《纽约时报》1970年3月1日。

[179]1970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转载了《真理报》的消息（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4月14日，第19页）。

[180]《真理报》1969年3月17日；《纽约时报》1969年3月20日、4月1日、15日，5月3日；《人民日报》1970年4月25日。

[181]《纽约时报》1970年5月3日。

[182]《真理报》1970年4月15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5月12日，第1—4页）。

[183]伦敦《泰晤士报》1970年4月22日；《纽约时报》1970年5月7日。

[184]《洛杉矶时报》1970年4月16日。苏联武装力量似乎接受了中方单方面撤军的建议，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重返这些争议地区，也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控制这些地区。

[185]《苏联动态》1970年7月1日，A20，援引6月20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消息。

[186]《真理报》1970年5月18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6月16日，第1—7页）；《纽约时报》1970年5月10日。

[187]《纽约时报》1970年6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6月18日，第4页。

[188]《中国动态》1970年7月1日，A1；《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7月9日，第4、16—17页；《纽约时报》7月11日；《真理报》1970年7月11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8月11日，第15页）。

[189]《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2月22、24日；《纽约时报》1970年12月21日和25日；《中国动态》1970年12月24日，A1；《北京周报》第1期（1970年1月1日），第7页；《真理报》1970年1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月19日，第26页）。

[190]《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7月23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8月16日；《中国动态》1970年8月17日，A1；《北京周报》第32期（1970年8月7日），第8—9页；《真理报》1970年8月16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9月15日，第8页）；《纽约时报》1970年8月16日。

[191]《纽约时报》1970年7月3日，8月16日。

[192]《真理报》1970年12月3日，《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卷第48期（1970年12月29日），第32页；《纽约时报》1970年11月19日和24日。

[193]《纽约时报》1970年9月24日。

[194]《纽约时报》1970年11月24日。

[195]《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10日，第4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年10月25日。

[196]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中国动态》1971年1月15日，A3；《真理报》1970年12月3日。

[197]《真理报》1971年1月15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卷第2期（1971年2月9日）。

[198]《真理报》1971年3月24日；《中国动态》1971年4月19日，A1。

[199]《真理报》1971年2月20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3月23日，第20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5月29日；《中国动态》1971年5月24日，A11—12；《真理报》1971年5月22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6月22日；《纽约时报》1970年5月22日。

[200]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年7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0月5日，第1—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3月18日；9月30日；《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年11月，第17—24页。

[201]《真理报》1972年9月23日；《纽约时报》1972年9月24日。

[202]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与尼克松同在北京。

[203]《纽约时报》1972年3月27日和5月各日；《真理报》1972年3月21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2年4月19日，第1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3月27日。中国方面对伊利切夫返回北京一事未予报道。《中国动态》1972年3月22日，A1；《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4月1日，第4页；1972年4月8日，第9页。

[20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8月26日。

[205]《苏联动态》1972年5月1日；《纽约时报》1972年5月1日；《中国动态》1972年5月2日，A5。

[206]《北京周报》第31期（1972年8月4日），第7—9页；《真理报》1972年9月30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10月25日，第16页；《苏联动态》1972年10月17日，D1；《纽约时报》1972年10月18日；《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5日，A1。

[207]《纽约时报》1972年8月3日，9月6日，11月9日，12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8月26日。

[208]《纽约时报》1973年2月25日。

[209]《洛杉矶时报》1973年6月6日；《真理报》1973年6月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6月27日，第4、12页）；《苏联动态》1973年6月1日，D1。

[210]《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1973年9月25日；《经济学家》1973年9月29日，第42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10月2日；《国际事务》（莫斯科）第5期（1975年5月），第37页。

[211]《中国动态》1973年3月9日，A3；《纽约时报》1970年3月9日。

[212]《真理报》1973年5月1日。

[213]《纽约时报》1973年7月20日。他是1月13日返回北京的，见《纽约时报》1973年2月25日。

[214]《北京周报》第35和36期（1973年9月7日），第23页。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评论，见托马斯·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复活的‘左’倾思想威胁着‘新事业’”，《亚洲概览》（1974年1月），第1—21页。

[215]《纽约时报》1973年10月29日。

[216]《纽约时报》1973年11月11日；《真理报》1973年11月1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12月5日，第6页）。

[217]《洛杉矶时报》1974年6月26日；《纽约时报》1974年6月26日，30日；《苏联动态》1974年6月25日，C1；《金融时报》1974年6月26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6月26日；《中国动态》1974年6月21日，A1；《世界报》（巴黎）1974年6月27日。

[218]《真理报》1974年5月3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5月29日，第15页）；《纽约时报》1974年3月21、24、29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苏联动态》1974年6月24日，C1。

[219]《纽约时报》1974年2月9、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2月15日；琼·里奥洛特：“苏联对西沙群岛争端的反应”，《自由电台快讯》1974年2月11日。自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以后，这是中国首次动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在莫斯科看来，这件事说明，一旦军事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就会使用武力，为所欲为。

[220]《真理报》1974年5月24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25、28日；《苏联动态》1972年5月23日，C1。

[221]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116—126页。

[222]《纽约时报》1974年5月28日，6月1日；《中国动态》1974年5月31日，A1；《北京周报》第23期（1974年6月7日），第7页。

[223]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22页。

[224]《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日。马克斯韦尔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是，莫斯科“坚决要按沿中国一侧的江岸划定界线，意在以此为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换取中国人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为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225]《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5582期（1974年4月2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3月25日，A13；《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6月3日，第14页。

[226]《纽约时报》1974年8月19日，10月2日；《真理报》1974年8月19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9月11日，第16页）；《苏联动态》1974年8月19日，C1；《中国动态》1974年8月19日，D18；《真理报》1974年10月1日（《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0月23日，第7页）。

[227]《纽约时报》1974年9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8月26日；《中国动态》1974年8月23日，A—2。

[228]《曼彻斯特卫报》1974年11月8日；《中国动态》1974年11月7日，A1—3；《纽约时报》1974年11月8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11月8日。

[229]《纽约时报》1974年11月9日。

[230]《真理报》1974年11月27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25日，第1—6页）；《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27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过匈牙利的新闻媒介表示，它将拒绝北京的建议，见《苏联动态》1974年11月15日。

[231]《真理报》1974年11月2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18日，第1页）。

[232]《纽约时报》1974年2月13日、18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12日，C1；《中国动态》1974年2月12日，A1；《每日电讯报》1974年2月13日。

[233]直到2月份谈判才恢复，因为中国忙于筹备1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34]《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25页；《华盛顿邮报》1975年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31日，第14—15页。

[235]《苏联动态》1974年10月15日，A13。

[236]《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23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页。

[238]《真理报》1974年2月22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1—5页。

[239]《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页；《纽约时报》1975年2月23日。

[240]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时报》1975年2月19日；《中国动态》1975年2月18日，A1。

[241]《苏联动态》1975年4月30日，C1。

[242]《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24日，第4页；《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8月7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2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4月30日，第112—114页；《纽约时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月4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外交事务》第5卷第3期（1972年7月），第545—553页；《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0日、14日；F.O.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第424—428页；《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9月13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30日、12月30日，1971年10月7日，1972年5月6日、9月10日，1974年2月2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年5月20日，第64页。

[243]《纽约时报》1969年8月16日、10月28日、12月7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第18—19页；《红星报》1970年3月5日第4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年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9日，R6—7）；《苏联动态》1974年6月17日，R19—22；《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15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年8月5日；《明报》第103、104、105期（1974年7、8、9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年4月23日。

[244]《纽约时报》1970年2月3日、5月19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动态》1974年3月20日，V1。

[245]《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8月17日、30日，9月12日，11月30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6日；《纽约时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纽约时报》1972年7月25日；《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7日。

[246]《红星报》1972年2月25日第3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卷第9期[1970年3月29日]，第1—4页；《纽约时报》1972年2月26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年11月30日，第16页；《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8月5日，第23—24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3月23日；《中国动态》1973年12月13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11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4月8日，A12—13；《苏联动态》1974年7月16日，C1。

[247]据1970年10月1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万人，内蒙古有20万人，黑龙江有20万人，青海有10万人；《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7日，1970年1月28日，3月1日，7月22日；《中国动态》1969年9月30日，G1；《北京周报》1972年6月23日，第22—23页；1973年6月2日，第14—15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3月26日，第5页。

[248]《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30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6—47页；《中国动态》1974年5月23日，K1—7；《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中国动态》1974年8月5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1月29日，第30—32页；《中国动态》1975年2月2日，第61—62页。

[249]《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21日，12月28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5—486页；1970年1月22日，第4页；《纽约时报》1971年1月4日，6月5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4月9日。

[250]《纽约时报》1970年6月21日，7月5日、20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1972年1月22日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年7月5日，1974年1月2日。

[251]《纽约时报》1969年9月13日，11月2日；《红星报》1970年1月21日第4版；《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洛杉矶时报》1974年6月21日；《经济学家》1973年8月4日，第36页；《文学报》（苏联）1974年5月15日，第9页（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21日，C1）；《苏联动态》1974年8月7日，C1—2；《纽约时报》1974年9月29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5月6日，第30—34页；哈里·盖尔伯：“核武器与中国的政策”，第13—17页；拉尔夫·克拉夫等编：《美国、中国与军备控制》，第140—143页。

[252]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3页。

[253]这些资料出自1968—1975年间的《军事平衡》（年刊）和1969—1975年间的《战略研究》（年刊）。这两份刊物都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

[254]如要了解详情，可参阅托马斯·W.鲁宾逊：“1972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发展”，《亚洲概览》1973年1月；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亚洲概览》1974年1月。

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