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八级制度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销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年、1968年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为“调整”经济体制而全面减缓增长速度的做法并没延伸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能源消耗大户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真实实的，倒不如说是表面现象。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在韩国大，但是，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是通过进口得到满足的。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延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生产责任制推广了，到1983年，合作制农业实际上被放弃了。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合作农业体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进行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种体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济体制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已认识到（虽已耽搁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业在1981年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作业的小型生产单位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手段。维护中央控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度可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在从1977—1987年底这整整11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或许仅相当于60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大多数仍在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向前跨了几大步。
[1]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2—143页。
[2]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3]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接反映出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率为11％。
[4]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5]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25—231页。
[6]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第110—119页。
[7]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投资的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8]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如纺织纤维、橡胶等。
[9]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195页。
[10]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的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年和1969年的13600万美元和13180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11]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12]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而得出一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13]该十年计划于1975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周报》第10期（1978年3月10日），第19页。
[14]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1979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表团的简介为依据的。
[15]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的钢铁工业》。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北京周报》第52期（1978年12月29日），第11—13页。
[17]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9日第1、3版。
[19]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1981年间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5页。
[20]1981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年和更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21]“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82—83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第23页。
[23]哈罗德·K.雅各布森、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与基本的国际经济组织。”
[24]《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11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91页。
[25]巴里·诺顿：“工业财政和计划改革”，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04—629页。
[26]德怀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期（1988年6月），表2。
[27]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1986）》，第83页。
[28]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83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第23页。
[30]威廉·伯德等编：《中国近期经济改革：对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
[31]例见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第29卷第29期（1986年7月21日），第Ⅰ—ⅩⅥ页]。
[3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报》第27卷第44期（1984年10月29日），第Ⅰ—ⅩⅥ页。
[33]《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页。
[34]威廉·伯德、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35]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30—645页。
[36]对截止到1987年的农村工业化所做的最系统的研究，收在为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关于乡镇和私人企业的大会准备的论文中。
[37]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食品约占农村家庭预算的65％和城市家庭预算的60％以上。此外，服装又占去家庭预算的另外12％—15％，而服装的价值多来自棉花[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439、443页]。
[38]更确切地说，总产量以及由此推算出来的税收、投资、时价和福利基金的定额，由当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合作社或生产队计算。剩余的数额按工分总数均分，以决定单个工分的价值，而家庭集体收入是由家庭的工分总数乘以单个工分价值而得出的。
[39]《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卷第9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实”。
[40]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页。
[41]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L，Ld，K，C，t），这里，Q是产量，L是劳动，Ld是土地，K是固定资本，C是经常性投入，t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括：假定恒定的利润，把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dt＝F/t＋F/C×dC/dt＋F/L×dL/dt＋F/Ld×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
[42]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诸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一季作物。然而，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体经济（拖拉机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政治》。
[43]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工程和水力资源》；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4页。
[4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7页。
[45]“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型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见乔恩·西格森《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卡尔·里斯金：“小工业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德怀特·H.珀金斯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小型工业》，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报告。
[46]对1976年以后那个时期所做的一项有用的研究是，克里斯廷·汪（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工业化：‘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训”，见美国国会联保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394—418页。
[47]至少山东省的情况是如此（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工业化”，第413页）。
[48]这些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68页。
[49]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调查的10个公社中，个人自留地总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而政府的指标是5％。沙义德·贾维德·伯基：《中国公社研究（1965）》，第35—36页。
[50]60年代的数字出处见前引书，第40页。1982年的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71页。
[51]这种数字年年都稍有起伏。这里的数字是1965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5页）。
[52]同上。
[53]有关1981年各种责任制的讨论，参见刘绪茂：“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几种生产责任制介绍”，《经济管理》第9期（1981年9月15日），第12—14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伊丽莎白·J.佩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页。
[54]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描述，这部分地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巨变》；又见戴维·兹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览》第23卷第7期（1983年7月）；弗雷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体—家庭体制的兴起”，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354—375页。
[55]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格”。
[56]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价格往往就反映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但是，较高的价格将造成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均衡。然而，要确定所达到的具体价格，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
[57]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页。
[58]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75页。
[59]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册（1986）》，第65、67页。
[60]中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约为9％。对粮食需求（包括牲畜饲料）的收入弹性的保守估计可能是0.6，这将意味着粮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长。假设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同；但是，要提出一个在这个时期产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长率的合理假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61]例如，在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乡镇企业的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清楚地指出了鼓励进口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
[62]C.R.罗尔：“中国农村收人的分配：30年代与50年代的比较”。
[63]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裕农民和贫穷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11，这个系数勉强低于集体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0.277的数字。
[64]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页。
[65]德怀特·珀金斯、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页。
[66]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农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