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共同关心和1970年后中国新的“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各种“学习中国模式”的国际运动。探讨向中国学些什么，中国哪些经验可被其他国家采用，成了时兴的事情。[47]单纯追求发展经济，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工业化了的富人与农村穷人之间的差距不一定缩小，实际上可能已经扩大了。如果我们发现世界有如此多的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率中获益，那么这个经济增长率的概念就有新的含义了。因此，联合国第二个发展10年（1970—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探索更有意义的发展定义和战略上。70年代要优先考虑的，是把开发力量集中在农业而不是工业上，集中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里，集中在采取办法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单单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上。
在教育发展领域里，也发生了轻重缓急要重新安排的问题。原先学院式的教育倾向向职业和技术训练转移。但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成功，特别是在职业学校方面，因为很难使职业课程与现有的工作岗位相适应，还因为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低人一等是为不能进入高校的人准备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注意力转到上学难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农村，尽管大家认识到农村的难题主要不在教育上，但是，教育者对解决农业现代化这种如此基本的问题不愿等待，因此，他们着手寻找解决办法，以使教育能适应发展中的农村地区。“非正规教育”是一种办法，“农村化”的课程是另一种办法。然而这些解决办法的难题是，这些办法使那些接受这些办法的学生被限制在这些办法本身造成的隔离区内，并有意使目前劳动分工中固有的不平等得以扩大，还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敢于提出措施的计划者们和大学教师的下一步合理措施，是改革整个教育制度。甚至对胆子不大的人来说，分散性、多样性、灵活性、活到老学到老等标语口号都成了教育发展的口号。其目标是使教育制度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即允许课程和一个年级按智力划分的班组之间能上下或横向运动，至少使教育隔离减少到最小限度。因此有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试图沿这条路线改革中国教育的激情。国际发展社会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中国人正在解决相似的问题，并且彼此条件也一样，所以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的经验似乎可用于其他地方。至少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正认真地在这样做。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教育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在毛死后只是重新融入世界其他地区而已。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经验已经成为有关教育发展的国际争论的一部分，此外，其他地区那时还问他们应向中国学些什么。后来，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不承认有过这种情况。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怎样忘记过去，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他们能学到的东西。
的确，学习中国模式的做法在毛死后确实突然中断了。那时，中国人宣称世界如此认真学习的这种模式是假的。显然是有两种中国模式，而不是一种；引起国际那么关注的那种模式，还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就被否决了。这就使得对中国人的经验进行评估很困难，而且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些教训只能留待学者们去估量。但是，国际发展社会的变化无常也许情有可原。一旦毛以后的领导人开始着手工作——抛去毛主义的战略，从公开记录中抹杀它的成就，除了否定“文化大革命”10年的各个方面外，什么事也不准做——每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要受这一新的官方路线的支配。当所有其他消息来源被切断时，即使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世界银行很聪明，当它为中国准备第一份国别报告时，除非绝对必要，它不让自己卷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世界银行仅仅重新提供了1979年所得的资料，以统计术语阐明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优劣，也指出了两种战略。这些资料是在1979年收集的，那时正是毛以后新的政策要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学的缩减和各级优秀重点学校的重建，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尚未完全记录。
在小学一级，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达到93％，中国比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入学率高30％。全部小学生中45％为女生（不发达国家平均为43％），这也许表明，7％没有上学的学龄儿童中大多数是女孩子。在中学一级，整个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与此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只有26％。在小学一级和中学一级，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在毛的战略居统治地位时期，即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48]
中国25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38％。相比之下，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未受教育”的比例是：巴基斯坦，81％；印度，72％；新加坡，48％；泰国，34％；香港，29％；日本，1％。[49]
1979年，全国初级教育的全部经费（44亿元）中，估计有56.8％从国家预算中拨出；27.2％的资金来自地方，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城市的企业单位；个人缴纳的学杂费占15.9％。[50]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地方和父母承担较多的经济负担。因此，中国过去的民办学校，在国家支援和指导的全国框架里加以推广和提高，使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基本上达到普及小学。
与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小学数量显示相比较，高等教育却是这样的记录：中国每1万人中，只有10.5个大学生。在印度是60个。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个数字与中小学相比是比例失调的。美国每1万人中有500名大学生。然而，中国的小学、中学入学率，在整个70年代都远在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之上。在高校一级，入学率在60年代初期落后于这些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幅度下降，1979年仍然远远落在后面。[51]
可是，整个制度的另一个特征是：人员超编，使用率低，不经济。因此，中小学教师每星期授的课时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人员少。在中国的小学里，学生与老师的比例是27∶1，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是38∶1—34∶1。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与老师的比例是19∶1，其他发展中国家是22∶1或23∶1。在中学一级，每星期教学工作量通常只有12—13小时。在高校一级，这一体制的效率甚至更差，全国的学生与老师的比例只有4.3∶1。[52]因此，扩大高校招生名额和提高初、中等学校教学质量是可通过更有效地利用现有人员和设备取得的，而不必浪费地关闭学校和减少招生名额。工作人员的削减没有根据学生减少的人数按比例进行。因此，到1982年，学生与老师的比例更不经济：小学是25.4∶1；中学是16.4∶1；高等学校的新比例是4∶1。[53]
毛主义战略的优势明显在于其有决心、有能力推动农村地区群众普及的教育，并使不同种类的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数量得到平衡。这一战略的特别明显的弱点在于对高校领域的处理，农村社会主义者对统治教育领域的西方化城市知识分子的怀疑，使毛教育战略的弱点更为突出了。毛的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群众运动这个工具来实现的，通过伴随毛战略的动员取得最大的成功。但是，从克服阻力所必要的“过头事情”来说，这种方法本身的代价是高昂的。同时，在运动巩固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浪费和不满。毛去世后，他的发展战略和推动这种战略的延安经验，作为教育制度的模式被抛弃了。甚至民办学校模式也只是被容忍了，作为在农村维持普及小学教育的唯一方法被保留下来，但不会为它欢呼。
1976年以后，决定着教育制度性质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同50年代反右斗争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相似。那时，苏联式的结构和亲西方的知识界主宰着正规学校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却是注意力的焦点。可是这种力量对比仍然与其所依赖的群众基础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关于关闭学校，以及建立在毛以后战略基础上的、显示了紧张关系的重点学校制度的精英主义，都遭到了“社会”抗议，既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党的领导人本身对他们政策所鼓励的亲西方倾向毫不担心，并不像他们对“精神污染”所表现的那么忧虑。
外界观察者无能为力，只能推测而已，推测毛如能设法控制群众运动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并利用这种能量搞出一种破坏性不大，但有同样明确性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标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其结果是不会那么令人难忘。然而由于“过头事情”少了，所以付出的代价也小了，对“过头事情”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反抗也可能不会那么过激了。
[1]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此处注释，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音）《中国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毛的孩子们》。
[2]“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58—659页。
[3]“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77页。
[4]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5]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6]《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7]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8]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190期（1968年6月4日），第1—18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页。
[10]“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100页。
[11]“中发85号（1967年）文件”，1967年3月8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12]“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30日），第1—2、20—21页。
[13]《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14]“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尔顿、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15]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参见第904期（1970年4月20日）。
[16]《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及8月9日。
[17]这一时期对周扬1961年后暗中破坏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长张文松的批判，见《解放日报》1966年8月11日及《北京日报》1966年6月21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55期（1966年9月28日），第121页。
[18]根据1967年2月和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62、87、99页。
[19]《教育革命》1967年11月17日，北京，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218期（1968年2月20日），第1页。
[20]此评论是由许多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独一无二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年5月6日北京出版的《教育革命》所载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篇译文载于彼得·J.西博尔特编《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解》，第5—60页。亦见于1967年7月18日、10月28日、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20—40、139、171—178页。红卫兵的变化及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第一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页。
[21]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22]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1977年7月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台1972年8月21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页。
[23]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登·怀特《党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24]原文出自1944年10月20日（此日期有误，应为30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1971年第6期第38页，《红旗》1973年第6期第75页。
[25]采访教育部，1977年7月19日，也见表29。
[26]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第二部分。
[27]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幅很长的名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890、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28]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亚洲概览》1978年9月，第871页。
[29]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30]关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式》，第121—152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疾病，但还是被迫在1976年1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审查会之后去世。
[31]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试验”，《现代中国》1982年4月，第190页。本篇论文及已被引用的关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专题文章是以作者1980年在中国三个半月的研究旅行期间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材料主要是通过在20个大学和8个中学的会见而收集的。由于在教育部先前订有协议，问题被官方限制在1976年以后，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进行正式调查“还为时过早”。
[32]《人民日报》1979年8月12日；《光明日报》1979年7月24日；长沙湖南电台1979年5月29日消息；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5月31日，第4页；沈阳辽宁广播电台1979年5月21日，《世界广播新闻概要》，FE/6126/BⅡ/8，1979年5月26日。
[33]例见《中国青年报》1981年5月9日；《光明日报》1981年10月5日；《广州日报》1981年8月4日。赵紫阳总理也于1981年底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了这个问题。
[34]1979年一年级招生数字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205页；1981年的数字来自于《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其他数字的来源表29中予以注明。
[35]张承先：“克服‘左’倾思想影响，搞好教育调整”，载《红旗》1981年第3期，第28页。
[36]1977—1978学年的早期数字是：有6890万名学生在普通中学，另有80万名在中专（克拉克·克尔等编：《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关系评论（1978年春）》，第3页；中专招生名额出自《人民日报》1979年7月28日。新的官方数字列于表30）。
[37]上海《文汇报》1981年10月21日第4版。关于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少的情况，见《文汇报》1982年2月25日。
[38]《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2日。
[39]《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3卷，第205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40]宋健：“人口和教育”，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北京）（1980年6月），第1—3页，译文在《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77745期，《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学和军事事务》第178卷第3期，1981年4月3日，第43页。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北京第16号（1980年12月1日），第493页。
[42]《中国青年报》1981年11月21日，此期间的其他批评性评论参见《中国青年报》1981年10月31日、12月5日、12月12日；《文汇报》（上海）1981年10月21日、1981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1981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1981年11月7日、11月16日、12月5日；也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发行处，上海，1981年12月21日。
[43]香港《文汇报》1981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1982年1月3日。
[44]《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8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45]《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53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46]《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73页。
[47]例见罗纳法·多尔《文凭病：教育、资格和发展》。
[4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147、152—153、211页。
[49]同上书，第135页。
[50]同上书，第181页。
[5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135、164、211页。
[52]同上书，第150、154、168页。
[53]《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