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创立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平均主义的、艰苦朴素和生产性的城市社会的设想已出现了偏差，其结果是市民们远非像当局希望的那样都能够积极参加和投身到建设之中。50年代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新的城市形式，但是20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得不痛苦地对其错误进行重新评价，并努力寻找使城市摆脱困境的新答案（或恢复旧答案）。
中国在进入80年代之后，城市人口的情绪也不是千篇一律。多少年来世事和政策几经巨变，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生活经验，几代人的经历迥然不同，不同经历的人对毛泽东以后时期城市的发展又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无法在此对这些差异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勾画一个粗略轮廓还是可以一试的。[73]
对于那些年过花甲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他们有一种普遍的失落感，即他们的阳光日子到此结束了。他们中有的人能够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也有的人回忆往事徒增伤悲，认为自己大部分才智在新社会里白白浪费了；还有些人则是苦了一辈子。进入80年代以后，四个现代化和未来对他们吸引力也不大，他们像其他社会里的老人一样，只是从家庭和朋友那里得到一点简单的乐趣，安度晚年。虽然很少有人能像传统上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那样无忧无虑地走完他们最后的路程——例如，他们大多数人得帮助儿女们照料孩子，做点家务，以便让儿女们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险和乐趣仍是很多的。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都有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同成年孩子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由孩子照料并负责他们的后事。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与邻居和以前的老同事的社交往来（政府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和职业流动的限制加强了这种关系）。因此，尽管有许多例外，但总的来说，城市老年人和比他们年轻的人相比，倾向于安于现状。通过下面一段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逝世的反应的叙述，可以印证我们以上提出的论点：
老人们总把现在跟过去相比，过去的（旧）中国到处是疾病和饥馑、成群的乞丐和失业的游民。（现在）尽管供应不足，还有腐败现象和政治上的不完善，但大多数老人都认为，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比较好的生活。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生活改善很小，但这关系不大。他们对毛充满感激之情，当得知毛逝世的消息后，他们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悲痛欲绝。[74]
80年代初，那些当时40—50岁的人，大多数是受所谓“辉煌岁月综合征”影响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数人在1949年后不久就走向成熟并开始工作，并且被卷入到这个时期乐观主义的洪流之中。当时他们认为新政府残酷无情，要求严厉，但是这个政府创立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并为人民带来了比过去好的生活。他们为当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理想服从于国家大目标；但是现在许多人感到幻想破灭了。他们现在置身的社会，并不是他们当年努力工作而为之奋斗的社会，他们为发生的错误感到痛苦。他们这代人中许多人也感到愤愤不平和失望，但同时，大多数人并没有与这种制度一刀两断。风华正茂时代不平凡的经历，又使他们对过去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思念过去的一切并想着什么是本应该发生的事情。因此，虽然他们对现在的趋势和官方的说法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许多这个年龄段的人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75]
在80年代初，那些三十来岁的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则有点不同，尤其是那些红卫兵出身的人更是如此。同样，他们也是在一个充满乐观主义和革命热情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比起其兄姐来，他们经历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由于他们难忘早年的乐观主义和信念，他们1966年以后的生活现实却是对他们最无情的打击——派系间的暴力冲突，农村的流放生活，在受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失望，以及最终虽返回城市却干的是城市里最没有地位的工作。他们这些人普遍感到被人欺骗了，进而对他们生活中的制度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敢于批判这种制度。尽管其中有一些人的运气不错——上了大学或是在国营单位里有份有保障的工作——但对这制度也敬而远之。1974年著名的李一哲在大字报上发表的一席话，或许是对他们这种情感的最生动的表述：“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76]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结束学业的年轻人又展示了另外一幅不同的画面。他们在被破坏了的教育制度和经常发生运动的经历中，与比他们岁数大的那批人不同，他们没有被灌输进去多少乐观主义和信念之类的东西，况且那年头不断变化的标准和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使他们中许多人学会了对竞争对手进行恫吓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由于这个年龄段的人起初的愿望就不太高，因此，他们的失落感和不满与那些岁数较大的人相比就明显要少一些。但与此同时，政治口号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召力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获得消费品和在某种程度上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更有兴趣，他们的表现使那些岁数大一点的人感到震惊。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与其去抗议，不如躲得远些。[77]
最年轻的市民，是那些在80年代仍在学校读书的学生——政府努力通过重新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和灌输道德教育等方式“拨乱反正”，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以达到的目标和机会。这种努力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功，政府将如何为他们成年后提供更好的生活才能满足这一代人的期望，尚未可知，仍有待于观察。
在“文化大革命”后对过去的30年重新评价时，首先一个问题便是过去到底错在哪里，一般人分析认为，应该谴责激进分子，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和在此之前的其他错误导向的运动），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摧毁了人们的希望。通过对以往城市状况的回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分析实在是过于简单了。推动或是打击了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热情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非这种观点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1949年后，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当局设想以加强组织制度的密度和对理想信念的灌输为出发点，就能成功地解决城市问题。这种假设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构成对政府当局的不同反应。1949年初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不是“一穷二白”、准备吞噬领导意志的大众了，他们抱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价值观念和志趣，这些价值观念和志趣使他们对新制度抱有各种期望，其中包括希望国家强盛和政治稳定、经济有保障、平等和机会；关心控制犯罪、卖淫和其他社会罪恶；急切希望政治上获得安全和信任；希望能有丰富的文化和娱乐消遣活动；渴望有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完成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50年代形成的相当高度的乐观主义态度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愿望在1949年以后实现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充分得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行动和计划的结果。后来这种美好感情给破坏了，同样是因为人们日益感到这些理想不再可能实现了，日益感到政府的做法应当受到责备。
然而，这种感情的变化，不纯粹是激进政策和错误导向的运动的产物。其中导致这些变化的有些因素，诸如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和官僚结构老化问题，都是在乐观的50年代发生的事件触动下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他有问题的政策——例如冻结工资或限制人口流动——也不单纯是激进的运动刺激的结果。另外，有些激进的事虽被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谴责了，但在当时还是很得人心的——例如，1957年对右派的镇压，“大跃进”初期的总动员以及“文化大革命”对官僚特权的打击。
此外，认为50年代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到80年代完全消失了的观点有失偏颇。尽管在早些年，许多城市居民历经了苦难和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支持政府的强大力量仍然存在。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有对统治者表示尊敬的传统，对新政府也抱一定程度的“假定政府是无辜”的希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千百万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干部和体力劳动者中——认为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由于革命，他们的生活好多了，比以前更有保障了，他们依旧希望带来这些改善的政治制度能处理好中国的新问题。那些享受公费医疗、购买新电视机、看着他们的邻居组织起来打扫卫生消灭苍蝇，或是安排他们的子女接自己班的城市居民仍念念不忘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最后，还有一个对当局支持的主要力量同其他力量一样还没有受到侵蚀——对国家的强大和独立自主感到骄傲。在许多方面，80年代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与50年代相比，她更强大更有力量，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念念不忘国家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和被出卖的历史，作为后代，他们对中国强盛的每个迹象都感到由衷的自豪；无论是其驻联合国代表富有成效的演讲，还是外国元首怀着尊敬的心情到北京朝圣，或是中国人在国际排球锦标赛上取得胜利（与此相反的另外一面，则是做中国人的羞耻感和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当中国人感到中国的一些决策失误或被外国污辱时，他们感到羞耻）。
也应该注意的其他一些方面是，在中国政治的激进阶段，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比其他温和阶段都要强烈。例如，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中国进行了成功的（普遍看法是这样）反苏斗争，结束了外交孤立状况，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大批的外国领导人——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其他第三世界革命家——访问中国。毛泽东以后时期，中国仍然相对落后于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而且越来越明显；中国失去了对柬埔寨的庇护；同越南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比较不成功的边境战斗；整个国家又陷人新的来访者浪潮中，来访的外国人不再是来寻求革命的真理，而是来要中国让步、从中国攫取利益的（这是自革命以来从不曾允许的）。[78]如果强烈的爱国主义仍是人们支持政府的关键因素，那么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就会使当局恢复公众对它支持的努力遭到破坏。
后毛泽东时期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共产党的臣民”展现出来的、一旦被破坏就难以再修复的问题。他们要重建50年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赢得公众的支持。但是，那时赖以产生这种气氛的条件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了——受教育的人不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人们记忆犹新等等——因此即使恢复以前政策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是加强组织纪律性还是进行新的思想教育运动，亦都将于事无补。只有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想法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价值和需求，才有可能克服革命成功以来的三十多年中积累下来的各种危机。这种努力在90年代和以后更长的时期，将是一场对中国的精英们的技能的挑战。
[1]这一章使用了多种有关城市生活的资料。首先是通过对几个现已离开中国到香港的人采访得到了最初的印象，特别是通过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写的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次，获益于一些个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在过去的30年中曾生活在城市地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将引用他们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如中国的报纸、短篇小说、剧本和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学作品。在这章里论述的许多问题上，几个资料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观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章的写作。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谢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2]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国中小型城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的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因而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第91—113页。据1953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国家的典型数字在大约20％—40％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81—103页。
[3]马克·坦南：《无密可保》，第64页。
[4]罗伯特·吉莱恩在与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和迈克尔·林赛合著的《新中国：三家说》中使用了这个词，见第84页。
[5]对灭狗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包括环境卫生问题、狗携带病菌和喂狗浪费粮食以及堵住狗嘴满足人类等。后来，养狗又蔚然成风，导致了1983年在北京进行了新的灭狗战役。
[6]德克·博德：《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第235页。
[7]威廉·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100页。
[8]同上书，第107页。政权的变化事实上并未给学生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在玛利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红色中国学生生活写照》中可以看出，新政权对改变学生生活明显缺乏热情。尽管如此，通过严的叙述（主要是北京大学），人们还是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给他们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充满热情的。
[9]戴维·米德尔迪奇，转引自诺埃尔·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59页。
[10]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9页。
[11]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124页。
[12]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8页。
[13]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1页。
[14]刘少通：《走出红色中国》，第109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15]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说服的方法（1950—1953）》。
[16]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年的广州事件，见坦南《无密可保》，第26页。在土海，发生了天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1960年。
[17]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页。
[18]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19]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第234页。
[20]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38页。
[21]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年，有2000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卷第1期（1970年），第92—122页。最近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有1850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279页。
[22]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参见布鲁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23]据198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年第20期，第8页。）几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参见周京：“九亿中国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年第48期，第18页。
[24]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页。从1953年到1956年，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25]“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3章。
[26]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27]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会如何确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说法在70年代都灵验了。
[28]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页。
[29]对中国在1949—1952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估计数字，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146页）；有的认为有80万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第8页）；还有一说是200万（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页）；有500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第24页）；更有1500万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价——共产主义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页）。
[30]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解放后，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使一部分人陷入惊恐之中”。
[31]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名职工中，有30个被划成右派，有四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31页。在北京大学，有500名学生和100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乐黛云（音）、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页。
[32]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第100页。
[33]1949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年达到空前的规模。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诉外国人，1949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变化是1949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页。
[34]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第93—127页。
[35]见张春桥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36]董志平（音）、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页；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57页。
[37]威尔斯：《叛徒》，第103页。
[38]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39]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5—76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起来返回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机中的中国》。
[40]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41]威尔斯：《叛徒》，第94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页。
[42]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林斯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页。
[43]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页。
[44]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遍感觉，太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危机中的中国》，第35、116页。
[45]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做的好事和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叛徒》，第127页。
[46]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1页。
[47]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
[48]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1页。
[49]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50]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引自《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397—446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维·拉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51]例见马克·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况的分析》。
[52]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口的5％。参见怀特、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章。
[53]中国的资料表明，在1966—1976年，有1300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姆·温·詹、徐学强（音）：“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国季刊》第104期（1985年12月），第606页。
[54]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中国》，第209、283—284页。
[55]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56]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8月5日，第5版。
[57]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3—4章。
[58]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59]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年春夏季号）第215—217页上（材料来源于1965年9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60]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页。可能在1952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61]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年第10期，第9—20页。有关1949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年第9期，第465—499页。
[62]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页。
[63]参见法新社报道，北京，1979年2月4日，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2月6月。
[64]例如，一位到中国访问的人在观看一场音乐演出的时候，发现女主角用歌词表达了她希望把她红色的花朵敬献给的人：“多少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而忽视了科学家，我留着这些，准备献给那些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他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W.E.加勒特：“中国著名景点”，载《国家地理》1979年第156期，第548—549页。
[65]最后一个数字转引自罗森：“教育改革的障碍”，第11页。
[66]例如，参见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关于上海的统计数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载《中国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68页。整个国家的情况，请查阅安斯利·J.科尔《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第5页。
[67]例如，根据对中国两个城市市民时间的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夫妇每天在家务活方面花费的时间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与孩子多成正比——没有孩子的妇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每天要花费4.3个小时；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则要花费4.7个小时。参见王雅林、李金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177—190页。
[68]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10页。
[69]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130页。
[70]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近似的比较，因为城市人口的确切统计数字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疆界也在变化之中（虽然这些关于城市地区的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没有把城市周围的县级地区算进去）。这里的数字均来源于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第81—103页；《北京周报》1982年第45期，第21页。
[71]实际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随时都在波动——从1949年的44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620万人；1958年达到720万人；1971年降为570万人；1982年则又增加到630万人。参见班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259—260页。另见《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字》，第14—15页。显而易见，这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有时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忽视了相当一大批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城市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在80年代，这些为数众多的没有户口的农村人住在城市里，往往一呆就是很长时期，现在已经成为官方讨论的一个潜在问题。
[7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和农村组织和政策自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扭转了，至少暂时扭转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额在1979—1984年的增长速度比同期城市居民的要快。
[73]有关年轻人中年龄的差异问题，请参见托马斯·B.戈尔德：“中国的年轻人：问题和计划”，载《问题和研究》1982年第18卷第8期，第39—62页。目前的讨论受到了戈尔德文章的影响。
[74]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263页。
[75]约翰·赫西对许多他在中国遇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衷心地向往中国光明的前途”感到吃惊。参见“一个未被捕的记者：回到家乡”第3部分，载《纽约人》1982年5月24日，第61页。反映这种感情的有关个人的叙述，请参见乐黛云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
[76]引自林一堂（音）搜集的《他们如是说：当前中国的地下出版物》第17卷。
[77]赫西（《一个未被捕的记者》，第65页）把这些人描绘成具有“平淡无奇的、拐弯抹角的、冷嘲热讽的和乳臭未干的”特点。
[78]外国人获得的新的利益，不仅是可以在中国直接投资和大批外国人进人中国，而且还将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工人休息的地方变成了接待外国人的宾馆。1978年以后，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一些对新的开放政策表示反对的争论：例如，19世纪西方化的中国人是好还是坏；指控由于外国的影响而使犯罪增加；偶尔还发生了一些更强烈的事件——中国人殴打外国游客或向外国游客脸上吐唾沫。请参见加勒特：“中国著名景点”，第552页。在8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曾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起因于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中国队输给了香港队以及在中国市场上被认为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日本商品泛滥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