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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永恒轮回
一切的症结端在于:你是否想要这一切重来一次,永永远远地重来无数次?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1882
尼采的家庭在他童年时解体了,于是他投身学业,试图从中求得意义。当他年纪轻轻就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后,却对学术界深感失望,继而转向高雅艺术。而当他进入中年,发现自己原来相信的高雅艺术也不过是无谓的闹剧时,他求索的目标就转移到了——或者说进入了——他自己。
那是1877年,他33岁,即将进入锡尔斯—马利亚的山中。多年后尼采回望这段介于他早期和晚期作品中间的“悬置时期”(limbo)时,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关键时刻”。他选择避入山中,不是为了远离瓦格纳,或避开整个文明世界,而是为了找到,或者说回到他自己的道路:
当时我做出的决定绝不是与瓦格纳决裂……(而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耐烦侵袭了我;我认识到,这该是我反思自己的时候了。突然间,我不无惊恐地恍然大悟,有多少时光已然被挥霍掉了……就是在那时,我的本能决定开始无情地反对一种更长期的卑躬屈膝、随波逐流、自我混淆。
伴随着这个自我发现时刻的,是极重的病痛。此时尼采的健康状况已急剧恶化,偏头痛和恶心眩晕几乎与他形影不离。关于他这一系列症状的成因,直到今天也无法解释。然而奇怪的是,他自己却说病痛是引领他回归到自身之中的向导。他这样解释道:“患病让我渐渐(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省去了主动与之决裂的必要,于是就无须实施任何激烈或冒犯人的举动……我的病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彻底抛弃所有旧日行径的契机,它命令我忘却。”病痛让尼采有权忘却巴塞尔的责难和拜罗伊特的背叛,它也让这位年轻学者得以记起,或重新思考,他自己最为私密的个人史。这段时间,无论是在字面意思上还是比喻意义上都是一段“康复”期,让他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找回那些自己在求学期间,以及在与瓦格纳共度的日子里差点失去了的东西。按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康复”的身体状况好转,仅仅是他的哲学事业带来的结果。
尼采在这个时期挥笔书就的篇章,与他年轻时写作的大部头哲学作品在风格上迥然相异。出版于1878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与三年后的《朝霞》都由一系列箴言警句连缀而成,这些宛如信手写下的短句,令那些试图在其中寻找一个融贯意义的读者屡屡碰壁。它们只是尼采此时刚刚萌生的一些思想的初始形态,而他将花费整个余生来发展和扩充它们。按我的看法,这是他试图言说那些现代社会拒绝面对的禁忌之物的初次尝试。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写道:“现在没有人死于致命的真理了,因为已经有了太多的解药”。写这些书的目的是解除我们的警戒,让我们更易于接受他将在阿尔卑斯山中写下的那些哲学,特别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称,《朝霞》“标志着我向道德的正式宣战”。
第一次到山中旅行时,我曾怀着青少年的热情拥抱了这句战斗口号。我在母亲密切关注的目光下度过了相对快乐的童年,但后来由于父亲的不在场渐渐加深了她的警惕和戒备,这为我们兄弟俩的成长经历投下了阴影。我们都被期待成为非常正派的“好人”。我也并非一定要做什么“坏人”(可能因为当时我还太小,太胆怯,所以想都不敢想),但当接触到一个质疑善恶观念本身的哲学家时,我还是感到无比兴奋。你想过吗,“善”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然而,我的兴奋其实是某种误解,或者说是心智不成熟的产物。在尼采看来,阅读《朝霞》其实是一个比初看上去更微妙的挑战,而不是摆出剑拔弩张的战斗姿态。我现在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这本书“丝毫没有烟火味”——这里“烟火”指的其实是战争的硝烟。
此时他呼唤的不是战斗,而是恢复。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理解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尼采正在“准备一个人类最高的自我沉思的时刻,准备一个伟大的正午,其时,人类将瞻前顾后,摆脱偶然性和牧师的宰治,第一次把‘何故’‘何为’的问题作为整体提出来”。我当时还在挣扎,搏斗,努力确立自己的主张,但还没有接触到那个更有挑战性的任务——认识自己,并重估自己的价值。而这项艰难的工作,正是尼采在来到锡尔斯之前那段时间开启的。
“重估价值”被誉为尼采为哲学史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他拒绝接受诸如谦卑、怜悯和自我牺牲等一系列伦理规范的表面含义,和将其当成正确行动的导引。相反,尼采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问题:这些价值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他们背后有怎样的被遗忘的历史?单是提出“道德价值有某种历史性的源头,它们曾起源于某时某地,而非亘古有之的绝对正确之物”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是哲学上的激进之举了。它暗示着伦理生活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貌似稳固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实际上并无不可撼动的根基。在尼采看来,重估生命的价值要求人们具备直面这一现实的能力。
“重估价值”这一活动的原动力,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洞见:“人类不会自发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也根本没有受到神性的统治,相反,恰恰是在其最神圣的价值概念的影响下,否定之本能、腐败之本能、颓废之本能起着诱惑和支配作用。”“善”只是一种常常有害的偏见,其本身需要被彻底重新审视。换言之,我们需要去除所有那些统治着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的形而上学虚构,如宗教和意识形态,而这只是其中较为简单的部分。重估价值还需要我们担负另一个承诺或任务:一旦道德的根基被连根拔起,偏见得到了清除之后,思考者接下来就要去质疑人类存在本身的终极价值。没有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人就会被抛入——或者说回到自然界之中,不得不在这片荒原里为自己制造意义。最后,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步:去弘扬力量与生命,即自然的两大驱动力,同时避免重蹈过去世界乏味压抑的覆辙。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更艰巨——尼采在山中用了十年时间才想清楚这些。
我们将在锡尔斯—马利亚停留13天。我知道这算不上多长时间,但还是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毕竟,尼采写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三部分也只用了这么久。
我们的航班降落在苏黎世,这座城市在精神气质上堪称尼采的巴塞尔的翻版,也就是说,与巴塞尔同样毫无灵魂。我们尽可能快速地离开了那里,这次坐的是汽车。去往锡尔斯—马利亚的路程很长,特别是在一夜未眠之后,就显得更加漫长了。我盘算着,125英里在我们带着一个幼儿的情况下需要4个小时多一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走还能快上不少。不过随着我们渐渐接近库尔,这个念头就迅速消失了,因为我记起上次自己试图一个人走的时候差点死掉。我曾在库尔、施普吕根和尼采之家间的山里迷路,走到脚后跟受伤流血,还冻伤了耳朵——花了很多天才到达目的地。
库尔一点都没变。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它可能从来都没有变过。自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以来,这里就始终有人居住,而这一漫长人类活动史留下的迹象随处可见。“我们需要历史,”尼采告诉他的读者说,“因为过去以千百种方式留存在我们身上。实际上,所谓自我,无外乎每时每刻对不断奔涌向前的时光之流的持续感知。”库尔曾在1464年毁于大火,然而当德意志工匠后来重建这座城市的时候,新的建筑仍然是在之前建筑的基础上建造的。与很多现代城市不同,这座小城在周围的自然景致中完全不显得突兀,而是温柔地坐落在高耸的群山之间的谷地上。这也是一种存在于过去之中或立足于过去之上的方式——在这里,“过去”意味着深埋于地下的、形成于冰川时期的岩石。
我们是在八月中旬一个凉爽的星期日来到这里的。我还记得尼采初来时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库尔城笼罩在安息日的平静和一种闲适的午后氛围之中。和前一天一样,我沿着市中心的主路漫步,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改变了它们的形态……”,“改变形态(transfigured)”这个词比“变化(changed)”要好,因为后者带有“变成了全然不同之物”的意思。而“改变形态”指的仅仅是外形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属于过去的一些东西仍然会被保留。贝卡抬头看向车窗外一条位于我们上方高处的道路。我们很快就要到那儿了。而这次我很高兴它旁边装着护栏。
我19岁时,曾沿着Via Mala——这两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坏路”——从库尔前往施普吕根。毕竟,这也是尼采曾经在1872年走过的路,而我想一丝不苟地跟随他的脚步。不过现在我们三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或精力去走崎岖难行的道路,而是直接沿着3号公路切进尤利耶山口,而后下到席尔瓦普拉纳,进入锡尔斯—马利亚。有时候,走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是必要或有益的。
有些路段正在施工,因此我们的行程被中断了几次。起初我为此感到气恼,但后来意识到,这种强制中断是驾驶者可以停下来欣赏风景的唯一途径。在我们停下车子、等待修路工人允许我们通过的时候,有位身穿大雨披、背着轻型登山背包的男性单身远足者从车旁经过。他的步伐轻松,但露出的小腿上的肌肉条纹告诉我,他已经在路上连续行走了多日。他是个搭车客吗?曾经有一瞬间,我想过放下车窗叫他回来,问他要不要坐我们的车去山顶。然而我知道这是个奇怪的冲动,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心理满足,而与他的幸福没有任何关系。这位旅人离开了大路,沿着一条直插山顶的陡峭路线前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了。
当我们逐渐接近位于海拔7494英尺处的尤利耶山口,我再次被面前高耸入云的群山吸引了,它们显得如此之近。又一次因为前方施工而停车的时候,我看见刚刚那位远足者正在攀登远处的一座山峰。这次需要停下的时间比其他几次都要长——一队工人正在操作蒸汽挖掘机凿开黑色的柏油路面。路面之下8英寸处就是在1840年铺下的石块路基,每块石头切割得方方正正,一行行排列整齐,这些石块与路面的距离近得令人惊异。后来我们到达了这条路的“顶端”,但它只是另一座山谷的底部。在那里我们路过了两根拔地而起的石柱,一座古代罗马神庙残存下来的遗迹。今天,路过的旅客会用右手触摸这两根柱子以求得好运,然后继续前行,向下进入恩加丁山谷。
“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之中,我最喜欢恩加丁山谷,”尼采写道,“诚然,在这里我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会受到袭击,然而在这里,迄今为止,即使是袭击也更温和和人性化。我在这里能感受到持续的平和宁静,这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体验。”恩加丁山谷,连同其中所有的森林、湖泊和草地,用尼采自己的话说,“似乎是为我而造的。”在这里,会有那么一些珍贵的时刻,人可以感到过去与现时之间、自我与广阔而常常令人畏惧的大自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和谐。
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恩加丁山谷全长达8英里,从位于意大利边境上的马洛亚山口向东北延伸,跨越了三片澄澈碧蓝的湖水——锡尔斯湖、席尔瓦普拉纳湖和圣莫里茨湖,终止于圣莫里茨城,这座城里遍布着旅馆,是众多名流富豪的热门度假目的地。道路施工结束了,我们的车子渐渐加速驶向席尔瓦普拉纳。在经历过尤利耶山口附近蜿蜒曲折、需要转弯多次的道路后,席尔瓦普拉纳和锡尔斯—马利亚之间这段平坦的路线就显得格外令人心旷神怡了。这条路是沿着湖边修建的,稍带点平缓的弧度。大多数日子里,湖水都会被风吹得波光闪烁,但那天一丝风都没有,湖面纹丝不动,宛如一座稳稳坐落于群山之间的翠玉平台。冰河时代,曾有冰川从这些山谷流过,清空了其间的土地,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冰川造成的巨大洼地又渐渐蓄起了水。要经过多少年,下多少场雨,才能填满这样一个湖呢?
此时车里很安静。贝卡在下坡的时候就睡着了,于是我和卡罗尔得以独自安静地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享受这片刻的安宁。我最初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白色群山之中与她相爱的,当时我们两个都在逃离一段注定要破裂、无药可救的婚姻。我看见了锡尔斯—马利亚上方树木葱茏的小山,和树木之上的“林居”的白色塔楼。这次我完全没有想逃走的冲动了——只体会到一种稍显怪异的“归来”之感。
“耶稣基督啊……”卡罗尔深吸一口气,而后脱口而出,“真是壮观。”
这些山和当年的白色群山不一样。坐在车里看不到那么远,但我知道我们正在上面行驶的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我年轻时曾走过多次的那条步行小径,也正是同一条小径将尼采引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他在这条小路上行走,从水边绕行的时候,尼采说自己经常流下泪来,“这泪水不是因为感伤,而是出于狂喜”。如果你在图书馆或咖啡店里阅读尼采的作品,很容易会将此类言语视作夸张之词,或是疯子的胡话,但在这里就不会。在阿尔卑斯山中根本没有“夸张”这回事。“我的情感是如此澎湃,”他声称,“它让我颤抖,让我大笑。”
在湖对岸一小片茂密的草坪上,有块金字塔形状的大石头。在我的记忆中这块石头高约及肩,不过我现在知道它实际上要大得多,几乎有两个人那么高,像是四周环绕山峰的一个微缩版镜像。第一次见到这块巨石的时候,我试图爬上去,但没成功。这块石头可能是阅读尼采的最佳理由,并且我确定,它是我之所以同意回到瑞士的唯一原因。“现在,我将讲述查拉图斯特拉的历史。”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这样向他的读者做出预告,接下来他解释道:
这本著作的基本观念,即永恒轮回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是在1881年8月形成的。我匆匆地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并且还附带了一句话“高出于人类和时间6000英尺”。那一天,我正在席尔瓦普拉纳湖边的林中漫步;在离苏尔莱不远的一块高高尖尖的巨岩旁边,我停住了。就在那时,这个思想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们没有在岩石前止步,而是继续前行进入锡尔斯—马利亚村,来到“雪绒花”(Edelweiss)旅馆面前,路上经过了邮局和村里唯一的食品杂货店。旅馆背后就是“尼采之家”了,它掩映在树木葱茏的山中,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门和百叶窗被重新刷过,但还是原来的颜色。17年过去了,但这里看上去一点都没有变。这里不是尼采构想出“永恒轮回”的那块金字塔状巨石,但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地点,用以思考这个绝妙而令人生畏的想法:
假如有个恶魔在某日或某夜闯入你十分孤独的寂寞中,且对你说:“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然而,每一样痛苦、快乐、念头、叹息,以及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无法言传的事情皆会再度重现,而所有的结局也都一样——同样的月夜、枯树和蜘蛛,同样的这个时刻以及我……”
的确,“如果是这样,又如何呢?”尼采的恶魔(demon)所表达的,是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观念,即现实的运行应被描述为某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或周期,如一条咬住尾巴吞食自己的蛇。印度教和佛教都以自己的方式,通过类似于“业”或“羯磨”的学说阐释了这一观念。一切事物都在重复。高楼在同一个地方倒了又起。冰川一天天推移,雨水一次次落下,生命一代代凋零又新生。旧的孕育了新的,而新的又随即变成旧的,或快或慢只是时间问题。
尼采的偶像叔本华也提及过类似的宇宙论观点,但他的解释是,认真对待这个念头,就意味着要面对它深具破坏性的心理后果。在《悲观论集》中他写道:“若有人在有生之年,历经了二代、三代,甚至更多,那么这个人就如一个在集市中观看魔术师设摊者。他看到魔术师们依次表演,一而再,再而三,这种表演本来只可观赏一回;当它们丧失了新意,且不足以炫人心目时,便毫无意义了。”尼采大体上同意这个判断,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被这样的想法所击垮——重复正在经历的事情,重复生命中的一切,直到永生永世。在无尽的时间之流中无数次经历这一生中所有的悔恨、乏味和失望,地狱的折磨也不过如此。
从“尼采之家”继续向前走,越过穿锡尔斯村而过的小河,再经过三条陡峭的坡道,这条等分成三段的通向小城上方的道路,终于,我们再次来到了林居。在永恒轮回这个话题上,尼采的恶魔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永恒轮回绝不只是一个形而上学观念,或像在叔本华的著作里那样,仅仅是个用来解释生命为何如此乏味可憎的工具。它是一个挑战——或更贴切地说,是一个问题——并且需要你用整个生命而非语言来回答:“一切的症结端在于‘你是否就像这样一成不变地因循苟且下去?’这个问题对你是一个重担!或者你有多宁愿安于自己和人生的现状,而放弃去追求比这最后之永恒所认定的结果更强烈的东西呢?”
我们——用叶芝的诗句来说——能“满足于重新活过一遍”吗?在这里,“满足”并不等同于在面对无可避免的命运时转过头不去想它,或陷入沉睡,或放弃抵抗乖乖认命。它指的是尽情遵照你的心意去生活,同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会一次次重新做这件事,和其他每一件事,永远如此。我们最后转了一次弯,进入了林居门前的车道,在它有顶棚遮蔽的门前停了下来。尼采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愿意,并且能够与生命和自我协调一致的时候,永恒轮回才是可能的。
对尼采来说,与生命和自我协调一致,就是去全情投入地选择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决定自己如何去寻找和创造意义。尼采认为,这无尽单调重复的前景,构成了促使人去主动承担绝对责任的永恒动机。一个决定的“正确”与否可以由某种外在的道德或宗教标准确立,这个想法或许很吸引人,但尼采想让他的读者抵制这种诱惑。毕竟,尼采笔下的恶魔是在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接近的,他的问题只能在一个人处于“绝对孤独”的状态中时被听见,因此不可能存在共识性的答案,也不能由某种去个人化的机构代为回答。实际上,它是所有答案中最个人化的一个——它总是会左右个人的选择。你当然可以选择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养育孩子或是步入婚姻,但不要假装你做它们是因为这些活动本身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它们没有。你做任何事都只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并且你愿意承担它们。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这些选择是我们自己,且只有我们自己所做出的,而正是这点赋予了一切事物以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这点时,他或她才能准备好直面永恒轮回,直面生命轮回的完整过程而不被击垮。只有到那时,此人才能够真心实意地与叶芝一起说出那句“再活一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对永恒轮回最恰当的理解就是乌洛波洛斯——一条吞食自己尾巴的蛇,象征着“永恒”的古代符号。永恒是残酷的,并且会吞噬一切,它每创造多少就等量地摧毁多少。这条蛇徒劳地想要捉住自身,却在这样做的时候反而将距离拉远了。不过或许永恒轮回也可以不必如此惨淡阴郁。当你穿过阿尔卑斯山谷地走向群山,有时会路过一些古老的农舍。那些农舍看上去平平无奇,过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它们全都是一个样子。但其实并不是。在其中一些的墙边,门框上方或窗棂之下,会有一个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木刻图案,原始而令人安心。三只耳朵交错相连的兔子围成一圈,永远地互相追逐着。此类“三兔”图案曾出现在很多地方:12世纪伊朗的蒙古铁器上,英格兰德文郡的中世纪教堂里,18世纪德国的犹太教堂里。希伯来语称之为“Shafan, shafan, shafan”。圆形的图案径向对称,永不止息地流动、跳跃着。这些兔子是代表重生的符号。一个古老的日耳曼谜语也提到了它们:“三只野兔,三只耳朵,但每只兔子都长了两只。”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利用了视错觉。有些人会称其为“不可能的图形”,就像彭罗斯三角或埃舍尔的蚀刻版画那样。我们的车子开进林居门前的时候,我正在想着这个符号:它是个谜,但不会让人感到不安——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既视感。
直到我将车停在了旅馆的车道上,并把钥匙丢进裤袋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在飞机上穿的那条裤子。贝卡只吃掉了她航空餐的一部分,然后在一次空中气流颠簸时把剩下的部分全洒到了我身上。至少,现在牛奶已经干了。我看上去很狼狈,闻起来就更糟了。在掌控永恒轮回之道之前,你必须做到最后一件事情:去拥抱存在中最不想要的那部分——各种大大小小的暴行。生命中的许多事件都是人根本无法选择的,它们毫无征兆地骤然发生:一场大洪水,一次将我们掩埋或溺死的事故。但尼采却说:“在命运出手击打我们之前,我们应该引导它。”
“到了吗?”后座上细小的声音问道。
是的,我们到了。
第一次来林居的时候,我一开始太虚弱,而后又醉得太厉害,没注意到什么细节。旅馆建于1908年,同年尼采的《偶像的黄昏》重版,用的是一种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华丽描金装帧,大多数研究者都猜测他本人一定会对此深恶痛绝。很可能,他对林居的看法也好不到哪去。在待在锡尔斯—马利亚期间,尼采偏好的是一种近乎苦行的简朴。
“他可不会住在这种地方!”乌尔斯·金伯格笑道。他是个友善而安静的60多岁男子,这座旅馆就归他的家族所有。金伯格接下来要向我们介绍林居悠久的历史,后来发现,这段历史和库尔,或其他许多自古以来就代代相传的地方的历史不无相似之处。我们到达当晚,金伯格就早已在门厅里等候我们,并叫出了我们的名字。他从来都以“客栈老板”(innkeeper)而非“旅馆主人”(owner)自称。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种虚伪的自贬或刻意低调的修辞,但听过他解释之后,我就领会了这种称呼的用意。在它如童话城堡般令人惊叹的宏伟外观之下,林居只有140个房间,相应的,也只有140多名雇员。这间旅馆不是那种给来去匆匆的过路人暂时歇脚的地方,而是个“客栈”,客人们可以在这里住得久一点。许多知识界人士都在这里长住过,包括阿多诺、托马斯·曼和黑塞。
贝卡蹦蹦跳跳地走过橡木墙面的门厅、大理石地面和一块鲜艳的红色东方地毯,地毯看上去是已经有些年头的老物件了,颜色却如此活泼生动,有种不协调感。旅馆已经在金伯格家手上传了六代——或许,他们在这期间渐渐研究出了如何保养这块贯穿了巨大建筑物每个大厅地毯的秘诀,让它干净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的确确是一位“保护者”,一个旨在“不合时宜”之处所的管家:林居来自过去,并承诺永远属于过去,在未来也一直会基本维持原状不变。“林居不是个博物馆,”金伯格抗议道,似乎早已料到了我此刻的念头,“它有自己的生命,但它的生命之道就是不去做太多的改变。有可能,它就像河流中的一块石头。”
林居始建于“一战”前,并在那场战争中幸免于难。它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成长起来,但与许多同时代的旅馆不同的是,它不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建的。“这是座气派的旅馆,”金伯格有次这样说道,“但它绝不奢华。”奢华的目的是让人分心,用闪亮的铃铛和悦耳的哨音让我们暂时远离庸常的生活琐事,将我们引向其他地方。林居既不炫人眼目,也不让人分心。据我们的客栈老板说,它提供的是“一种空间上的奢侈”,它给宾客们充分的空间去探索、去思考、去远离或去安定下来——仅仅是空间而已。在我们挤满各种东西和财产的世界里,空间常常是被填满了的。事实上,在那个世界里只有被填满的空间——换言之,被摧毁了的空间,才被认为有价值。空间就其本身而言是全然不实际的,因此的确是一种稀有的奢侈品。我不知道金伯格是如何看穿我的心思的,或许从事这一行的人就是能掌握某种读心术。当参观旅馆的活动已经结束,我们正要住进自己的房间时,他表示还有些话要对我们说。尽管显而易见,旅馆要正常经营需要许多实际的运作来维持,例如茶必须得按时端上来,不然就会冷掉。但是——他抬手指向长长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面向山谷开着的窗子——“如果一切都得切合实际,也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参观活动的终点,就是我们将要住进的那个房间,或者说至少卡罗尔和贝卡将住在那里。我仍然没有决定自己到锡尔斯—马利亚后的第一天要在哪里过夜。我们的房间不知何故被免费升了级,换到了窗外正对着湖景的244号房。门上有锁,但你并不一定要锁上它。这间房有个恰当的名字叫“美景间”。房间窗外的景色,和“坏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我19岁来这里的时候,曾经从施普吕根城外一条横跨山谷、连接安德瓦和图斯易思的窄桥边缘处向下看。桥宽仅十英尺,但距离谷底却有几百英尺的高度。我向下看的时候,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人在高处之所以会产生眩晕感,不是因为恐惧失足落下,而是因为害怕自己会主动跳下去。在如此空旷开阔的地方,人可以做出许多种选择。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锡尔斯—马利亚时所知晓的事情,是一种迅速在心头蔓延的感觉。
“美景间”是个封闭的、被保护起来的空间,至少在此刻,我很高兴于这种区别。锡尔斯—马利亚著名的云气沿着马洛亚山口滚滚而下,在山间蜿蜒盘旋,以快得令人震惊的速度落进山谷。我们的窗子几乎与林木线平齐,云气和阳光一拥而入。“不是我在往外看,”旅馆的常客、耶稣会士阿尔伯特·齐格勒这样写道,“是恩加丁的湖光山色向我的房间望去。只要我向后退上一步,方形的窗棂就成了一幅图画的边框,那图画我只能欣赏,却无力形容。”就连贝卡都看呆了。我们三人坐在窗边的大桌子旁,一边吃晚饭,一边让光线照进房间,直到黑夜悄然降临。
诗人兼但丁学者雷默·法萨尼钟爱这间旅馆和锡尔斯—马利亚村,但他曾提及,一个人不需要以和尼采一样的理由爱这个地方。
尼采,在一百多年以前,
来到这里,寻找孤独和寂静。
他找到了查拉图斯特拉,
那个摧毁了时间本身的超人。
在夏季,我也来到此地;
与寂静和我自己相伴度日。
我写诗,并试图以此
连接新的和来自过去的事物。
尼采希望终极的变化:
将过去绑上葬礼的柴堆一把火烧尽,
代之以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我想要的,则是让过去
同时活在现在和未来之中,
让所有的时间再次律动如一。
恐怕法萨尼在这里是弄错了。尼采也想让过去继续活在现在和未来之中,想让时间再次律动如一,这就是永恒轮回所要完成的使命。但这非常——我要再强调一次——非常之难。而当尼采不能,或未曾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经常会陷入深深的悲伤,然后觉得把过去烧个精光也是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