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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中囚禁的人们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都在痛苦的挣扎中度过。他们中的几个像朗贝尔一样的人，甚至还幻想着——正如我们所见——他们还拥有自由，他们能够做出选择。但是其实此刻我们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鼠疫已经遮盖了一切。此时不再有个人命运，只有鼠疫这一个集体事件，每个人都承受着它所带来的感情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隔离和流放之感，其中也包含了恐惧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认为，在炎热和鼠疫的最盛时期，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例说明，城市里生者的暴力行动，死者的埋葬过程以及恋人们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
正是年中的时候开始刮风，在疫城上空吹了几天。奥兰的居民向来害怕刮风。城市坐落在高原之上，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风可以长驱直入，横扫街道。几个月来没有下过一滴雨水，炎热干燥的城市到处覆盖着一层灰土，在风的作用下一块块地剥落下来。风扬起漫天的尘土和废纸，落在日渐稀少的行人腿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赶路的身影：向前弓着身子，用手帕或手捂着嘴。过去到了傍晚，人们会聚集到一起，尽量把白日拖得越长越好，因为他们觉得每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而现在则不然，人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相拥回家或者走进咖啡馆。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是风还在不断地悲戚。从翻腾的城里闻不到大海吹上来藻类和海盐的气味。这座空城，覆盖着白灰，弥漫着海洋的气味，到处响着风的呼啸声，就像一座不幸的孤岛，发出痛苦的呻吟。
直到现在，人口更密集，环境更差的郊区中死于鼠疫的人数要比中心城区多得多。但是疫神好像突然逼近了，降落到了商业街区。居民抱怨是外面的风把鼠疫的种子带到了这里。“它把事情都搞复杂了。”酒店经理说。但是不管是不是风的缘故，当他们夜晚听到窗外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呼啸而过的铃声，冷酷无情的鼠疫发出低沉的召唤时，中心城区的人们知道现在轮到他们的头上了。
甚至在城里，人们也想过把一些疫情严重的街区隔离出来，只允许有紧急事务的人出入。而那些生活在这些街区里的人不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为难他们的。不管怎么样，对比之下，其他街区的人倒成了更自由的人。而其他街区的人，尽管处在他们的艰难时刻，想到有人比他们还要不自由，反而也寻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总算有比我受到的监禁更严厉的人”——这句话总结了当时人们唯一还抱有的希望。
大约在这段时期里，城里的火灾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城东的娱乐中心那边。据消息称，这是由于一些刚隔离回来的人，因为经受了如此不幸和失去亲人的打击，变得神志不清，把他们的房子点上了火，以为这样可以烧死疫神。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阻止他们的这种举动，但因为这种事不断发生，还有狂风助威，所以整个街区都经常处于危险当中。政府出面说明对房子进行的消毒工作足够消除感染鼠疫的危险，但是依然无效，他们又不得不颁布法令，对无知的纵火犯采取严厉的刑罚。也许，不是监禁的处罚吓退了这些不幸的人，而是所有居民都确信监禁的刑罚就相当于给他们判了死刑，因为在政府监狱里他们必死无疑。当然，这种坚定的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显而易见的是，鼠疫似乎首先会对习惯于集体生活的人下手，比如士兵，信徒或者囚犯。因为，尽管一些囚犯是被分开关押的，但是一所监狱就是一个集体，事实也证明了在市政府的监狱中，有同样多数量的守卫或者囚犯在鼠疫中丧生。在疫神高傲的眼里，监狱里的所有人，上至典狱长下至囚犯都是被判了刑的，也许这还是头一次，监狱里实现了完全平等的统治。
面对这种阶级平等化的现状，为了给他们划分出等级，政府想出了给在执勤期间死亡的监狱看守授勋的办法，但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由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种角度看，监狱看守可以算作是被动入伍的人员，这样就可以给他们追授军功章了。然而，犯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军界则表示了对此事的不满，因为这样做会在公众中产生认识上的困惑。人们提出了请求，他们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颁发鼠疫勋章。但是这样一来对于以前已经颁发的军功章又无法收回，军界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鼠疫勋章也有它自身的缺点，它不能像军功章一样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因为疫病期间获得这样的勋章很容易获得。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又不能像修道院，更不能像军队。事实上，城里唯一的两个修道院的僧侣已经分开来暂住到一些虔诚的信徒家里了。同样，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些小的连队也拆除了营房，驻扎到学校或公共建筑中。这样，疫病表面上迫使居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的团结状态，同时又破坏了传统的团体，使其中的成员重新回到了孤立的状态。这就产生了混乱。
所有的这些情况，再加上狂风大作，必然在某些人心头也燃起熊熊大火。晚上城门又反复遭到了数次攻击，而且这次是一些装备武器的小团伙。互相交火，有人受伤，也有逃跑的。各城门都加强了警卫，这些人也就很快偃旗息鼓了。然而这次的攻击足以在城里引发暴动的情绪，产生暴力事件。房子着火，或者因为卫生问题而封闭的房子遭到抢劫。老实说，很难猜出这些行为是不是早有预谋。大多数时候，突发的情况使得那些平日里受人尊敬的人做出了可耻的行为，而其他人也立时效仿。经常能看到一个个发疯一样的人，当着悲痛到目瞪口呆的房子主人的面，冲进还在着火的房子。看到主人无动于衷，一大群看客也学着前面的榜样，于是在黑暗的马路上，在火的微光中，我们看到一群变形了的黑影穿过渐渐熄灭的大火逃出房子，肩上扛着各样的物件或者家具。正是由于频发的火灾促使政府不得不在鼠疫状态下发布了戒严令，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他们处死了两个小偷，但是这样的死亡在其他人眼里算不上什么，因为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两个被处死的人他们根本注意不到：这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事实上趁火打劫的事不断重复出现，政府的态度也是视而不见。而唯一还能影响到所有居民的措施是采取了宵禁。从晚上十一点开始，一整个长夜，城市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之下，城市里浅白色的砖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树木斑驳的阴影，听不到行人脚步和狗吠。偌大的城市寂静无声，死气沉沉，这时只是众多方形建筑的聚合。在它们中间竖立着默默无言的人像，那些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者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已经被封闭在青铜之中，只有石头或金属制作的他们的假面还在试图使人们回忆起他们以前的为人，但形象也渐渐模糊。在黑压压的天空下，在毫无生气的十字路口，这些平庸的偶像，面无表情的雕塑，高坐在他们的座位之上，相当形象地指示了一个我们已经进入的冥界，至少冥王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在这块城市墓地中，无情的疫神，冰冷的石头和死寂的夜晚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夜晚同时降临到人们的心中，市民们听到有关埋葬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心里就更加恐惧了。既然不得不谈到埋葬的情况，那么叙述者也只好说声对不起了。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可能要责怪他，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在整段时期内埋葬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个方面来看，叙述者和所有市民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这件事。尽管如此，并不是说他对此类仪式产生了什么兴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生者的世界，比如说海滨浴场。然而海滨浴场被封锁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生者的世界整天充斥着恐惧，恐怕不得不让位于死者的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当然，人们也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它，蒙上双眼，拒不承认，但是事实却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最终将带走一切。到了那一天，当您的亲人需要埋葬的时候，您能拒绝他们入土么？
那么，一开始葬礼就有个特点，那就是快速！形式一律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去时亲人不在身边，守灵又被禁止，因此在晚上死去的人只能孤独地离去，白天死去的人则立即埋葬。当然他们的家属会接到通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病人的身边呆过，则现在正在接受检疫隔离。如果家属不和死者一起住，那他们也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的时间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路上，这时尸体已经被清洗干净，放入棺材中了。
我们设想一下这个仪式就发生在由里厄管理的那个辅助医院里。学校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朝着过道的一大块地上堆放着棺材。在那条过道上，家属找到了一个单放的且已经密封了的棺材。这时马上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家属代表在文件上签字。接着把尸体装上一辆汽车，有时是直接用货车，有时是一辆改装过的大救护车。亲人们坐上一辆还被允许运行的出租车，这列车队就沿着外环路开到墓地。在城门口，守卫要拦住车子，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这个印章，就不能进入市民所谓“最后归宿”的墓地——然后车子就开到一边，停到一块四四方方的墓地里，里面是一个个等待填埋的土坑。一位神父已经等在那里迎接尸体了，因为教堂里的殡殓仪式都被取消了。一边祷告，一边抬出棺材，捆上绳子，拖到坑旁，滑下去，就撞上了坑底，神父开始摇晃他的圣水刷，这时第一层土已经蹦到棺材盖上。救护车已经提前离开，接受洒水消毒，在铁铲越来越低沉的响声中，家属们冲进了出租车。一刻钟之后，他们就回到家里了。
这样，一切确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并把风险降到最小。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显然伤害到了家属们的人之常情。但是在鼠疫时期，这正是无法一一考虑到的问题：为了保证效率，就得牺牲一切。另外，刚开始，这种办法使人们的精神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把葬礼办的体体面面的想法也是很普遍的，幸亏不久食物供给的问题变得严重起来，这马上就变成了居民们最需关心的问题。排队，办手续，填表格，如果他们想吃饭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人们也就无暇顾及他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死的，以及他们将来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本来物质上的困难是件坏事，后来倒也有点好处。况且，正如前面看到的，如果鼠疫已经停止蔓延，一切本应好转。
因为这时候棺材数量趋于紧张，包裹尸体用的布料以及墓地的墓穴也不够，这就必须再想想办法了。最简单的方法总是拿效率说事，人们开始一组一组地进行埋葬仪式，必要时还可增加医院与墓地之间的运输队伍。就拿里厄的工作来说，他所在的医院里此时只有五口棺材。一旦全部装满，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墓地，再清空棺材，把铁青色的尸体转移到担架上，停放到特设的停尸棚里。而棺材浇过消毒液后，又运回医院，这样的操作只要需要就可以重复进行。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比起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提到的由黑人用手推车运尸体的情况，这个要好多了。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做了登记卡。这种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当局取得了这点成就，民众还是对这一系列程序感到不满，这样使得省府不得禁止亲人参加宗教仪式，只允许他们送到墓地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批准的。因为他们在仪式的最后一步中，采取了一些改变。在墓地的尽头，有一块覆盖着黄连木的空地，他们在那里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坑用来埋男人，另一个坑用来埋女人。从这点看当局还是尊重礼节的，但是到后来，由于死者的不断增加，他们就把尸体乱七八糟地埋进去，连这点最后的体面也不顾了，一个叠着一个，男人和女人一起，也不讲什么廉耻之心。幸好这种彻底混乱的现象只出现在灾难的最后时刻。现在这个时期里，男女还是分坑的，省府也很坚持这一点。在两个坑的底部，铺了厚厚一层生石灰，腾腾地冒着烟。在坑的边缘石灰堆成的小丘在空气中不断地冒着气泡。当救护车运达尸体时，人们整齐地抬着担架，把尸体一具挨着一具慢慢地滑下坑去，裸露的尸体弯弯扭扭，这时就在上面再盖一层生石灰，然后是泥土，但只填到一定的高度，这是为了给下面一批“来客”预留位置。第二天，死者的亲人会被请来在登记簿上签字。这就是人和猫狗之类的不同之处了：人总有记录可查。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手，可是人手又随时不够。这些护士和掘墓人开始是政府的雇员，然后是临时招募的，其中许多人都死于鼠疫。无论他们多么小心，总有一天会受到感染。但是仔细想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鼠疫期间，还从没出现过缺人的情况。危机的时刻出现在鼠疫达到顶峰的不久之前，里厄那时也是担心不已。因为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他称为干苦力的，人手都是不够了。但是自从鼠疫真正占领整个城市的那刻开始，鼠疫的肆虐甚至还带来了方便，因为鼠疫破坏了所有的经济生活，这样就造成了数量众多的失业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人当中招不到管理人员，但是要找干粗活的人手却是很方便。从那时起，贫困比起恐惧来更加强烈，这是因为工作报酬和风险系数是成正比的。卫生机构手里有一张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旦职位出现空缺，就可以通知名单上最靠前的人，除非他们在等待时间里自己也成了缺额，否则肯定会来报到。很长时间以来，省长也曾考虑过起用有期或无期的囚犯来做这类工作，这样一来就不必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因此只要一直有失业人员来应聘，他就同意继续采取这种方法，其他的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底，我们的市民总算能够凑合着被送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尽管不算体面，但至少没有乱套，当局也因为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份开始鼠疫就一直维持在一根水平线上，越来越多的牺牲者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城内这块小墓地的容纳量。墓地的围墙也被拆掉了，让这些死者蔓延到周围的土地上，但这也无济于事，还需要寻找其他的方法。首先他们决定改在晚上进行埋葬，这样可以一下子省去很多规矩仪式，救护车里的尸体也越堆越多。有些违反规定的夜行者（或者是因为工作关系）在宵禁之后还在外围街区停留，有时就会看到一排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驰在马路上，暗淡无光只有铃声回荡在夜空中。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扔到坑里，还在摇摇晃晃的时候，一铲铲的石灰就砸到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埋，他们就连同姓名一起被埋葬了。墓地里的坑也越挖越深。
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土地，加大原先墓地的宽度。省里发布命令征用了永久转让的墓地，把所有挖出来的尸体都送往焚尸炉进行火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火化了事。但是这需要使用放置到城市东面，城门之外的旧焚尸炉。于是他们又把哨岗往外挪了点。一个市政厅里的公务员提供了意见，他建议使用已经弃用了的，过去沿着海边悬崖旁的电车来运尸。这样一来大大简便了政府的工作。于是他们便改装了电车内部的电动机，拆掉拖车的座位，并把线路改道直接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的终点站。
整个夏末直至秋雨绵绵的时节，每到深夜，人们都能够看到没有乘客的电车摇摇晃晃地沿着大海边的峭壁驶过。最后居民还是知道了这是什么。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靠近悬崖，但是一群群的人还是成功地钻进了悬在海浪之上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到拖车车厢中去。这时我们就能在夏夜里听到电车颠簸前进的声音，上面载着尸体与鲜花。
开始几天，黎明时分，一股发出恶臭的浓烟笼罩在东城的街区的上空。所有医生都认为尽管这种气体不太好闻，但是不会损害人体。但是几个街区里的居民立刻就惊慌地逃跑了，确信疫神是在高空之上击打他们，这样一来当局不得不在焚尸炉上安装一套复杂的导气管道以改变浓烟的方向，居民这才安心。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从东边飘来一阵难闻的气味时，人们才会想起他们周围的环境已经与往常不同了，每天晚上疫神都在用炙热的火焰吞食着献给他的贡品。
这已经是鼠疫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但幸运的是鼠疫没有继续蔓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机构的明智，省府的防疫措施，甚至于焚尸炉的火化量都有可能被超越。里厄明白那时他们还会提出极端的解决方法，比如把死尸扔到大海里，他能够在脑海中清楚地想象出在蓝色的海水中溅起的巨大的水花。他更加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任何机构——无论它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也抵抗不了鼠疫的袭击，那时，人们将成堆地死去，尸体在街道上腐烂。不管是在省里还是在市里，在公共的广场上能看到那些垂死的人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紧紧地抓住活人。
总之，正是这样明显的事实或者恐惧的心理造成了市民心中的隔离和流放之感。关于这方面，叙述者深表遗憾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事可以报道，比如一些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我们在旧小说里经常读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巨大的灾难，由于持续很长时间，往往是单调的。回想起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不幸，处于鼠疫中的可怕的日子并不是水深火热或者冷酷无情，而更像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践踏，一切都被压得粉碎。
不，鼠疫与疫病开始时萦绕在里厄医生脑海中的令人激动的形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开始，它是通过一套小心翼翼，运行良好，无可指责的行政措施体现出来的。另外要说明的是，为了不背叛事实，首先为了不背叛自己，叙述者努力保持了叙述的客观性。他几乎没想过要用艺术手段修饰这个事件，除了不得已为了叙事的连贯性而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性本身的要求，他现在才说，如果人们在这段时期里忍受的巨大痛苦中，最普遍也最深刻的痛苦是分离，如果必须实事求是地对鼠疫的这一阶段做出一个新的描述的话，那最真实的事实就是，此时这种痛苦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我们的市民，至少那些忍受着最深的相思之苦的人，他们能习惯这种处境么？答案不一定都是肯定的。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忍受着消瘦的痛苦。鼠疫一开始，他们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失去的那个人，苦苦相思。尽管他们能够清楚地想起曾经爱过的那张脸庞，对方的笑容以及他们因为感受了某个幸福的时刻而相识的那一天，但是他却很难设想在他想念对方的时刻，身在远处的对方在做什么。总之，在他还具有记忆的那刻，他的想象力是缺乏的。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开始模糊。并不是说他忘记了那张脸，而是说他同时失去了他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的内部不再感到对方的存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抱怨的是他们只能记起他们恋人的影子，接下来感觉这个影子愈来愈没有血肉，最后连记忆中的颜色也褪去了。长期分离的结果是，他们再也无法想象过去属于他们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点看来，他们已经接受了鼠疫统治，因为越平庸的人就越容易受到它的影响。在我们这，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所有人只有同样单调的感情。“是时候结束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是因为，在灾难期内，期待共同的苦难早点结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初期的抱怨和冲动已经没有了，只有脑袋还可以清楚做这样的几个推理，但也虚弱无力。开始几个星期的粗暴的冲动已经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被称作逆来顺受当然不合适，但又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暂时的妥协。
市民们重新开始生活，适应了目前的境况，正如人们所说，因为别无他法。他们自然还会感到不幸与痛苦，但是这种感觉也不再那么强烈了。但是里厄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对于绝望的习惯比绝望本身更加糟糕。以前，被分开的人不是现实中的不幸，在他们的苦难中还有一丝光明，但刚刚已经熄灭了。现在，我们看到市民们坐在街角，咖啡馆或者朋友家里，心情平静，带着一种不安的眼神，显得心不在焉。以至于整个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人们干起工作来也同鼠疫的姿态一样：小心翼翼又不露声色。所有人都变得谦卑。被分离的人谈到不在身边的亲人时，还是第一次没有厌恶之感，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用同看待疫病数字一样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分离。在这以前，他们从不觉得他们的苦恼和全城共同的不幸是一回事。现在他们也接受了它们掺在一起的事实。没有对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他们置身于现在。事实上，对于他们，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需要说明的是，鼠疫也带走了他们的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要有点未来的含义，而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此时此刻，其他一无所有。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说所有分离的人都会进入这种状态，那么还需补充的是他们不可能同时进入这样的状态，并且，一旦他们产生了这种新的态度，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突然的清醒为这些忍受相思之苦的人带来更加敏感的，更加痛苦的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为了排遣，会计划一下鼠疫停止之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还会触景生情，出乎意外的被莫名的嫉妒中伤。另外一些人在一星期里的某几天里，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比如是星期日和星期六下午，因为这两天是他们过去与他们的亲人固定做某些事情的日子。或者在某些傍晚时分，某种忧郁占据了他们的心头，向他们预示——但不总是确定——往事又要在脑海里出现。晚上的这个时间，对于信徒来说是反省的时间，而对于囚犯或者流放者来说，这个时间是难熬的，因为他们反省时只看到内心的空虚。那时他们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他们又回到了精神麻痹的状态，重新回到鼠疫的禁闭之中。
人们明白，不需放弃关于个人的私事。这与鼠疫刚开始的时候不同：那时，他们还为一大堆个人琐事担心不已，而对别人的生死则漠不关心，他们只有私人生活的经验；而现在，恰恰相反，他们也开始急人所急，他们也和别人有了同样的想法，甚至他们的爱情也成了一个最抽象的概念。他们这时完全屈服于鼠疫了，他们也不再期望什么，只有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才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这些腹股沟淋巴结肿块赶快消失吧。”但事实上他们都在睡觉，整整一段时期不过是一个漫长的睡梦。城中都是些做着这种白日梦的人。只有在深夜里，他们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重又突然裂开。他们被疼痛惊醒时，他们才算清醒一下。他们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痛又痒的伤口边缘，重新体会到伤口上的疼痛，突然又变得如此清晰，随之而来的是恋人模糊的面容。到了早上，他们又回到了灾难之中，也就是那些机械地生活。
但是人们会问，这些分别的人脸上会有怎样的表情？其实这很好回答，他们是面无表情。或者换种更好的说法，他们带着所有人的表情，一种极其普遍的表情。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比如说，他们当中一些最聪明的人也学着和别人一样看报纸听广播，在上面寻找鼠疫就快结束的可信理由，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读着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哈欠的记者碰巧写的一篇评论，就为找不到任何依据而害怕不已。其他的人，他们不是喝酒就是照顾病人，不是无精打采就是筋疲力尽，不是在分类卡片就是在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也不再挑三拣四了。鼠疫消除了他们对事物价值大小的判断。这点很容易看出来：没人在买衣服和食物的时候再去看它的好坏质量，人们一概收下。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分离的人不再拥有他们一开始保有的奇怪特权了。他们失去了爱情的自私心理，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好处。至少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灾难关系到每一个人。城门传来的阵阵爆炸声，一个个戳子有节奏地敲出我们的生或者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周围恐怖的气氛，登记在册的屈辱死亡所需要的礼节，可怕的浓烟，平静的救护车铃声：我们所有人啃着流放犯的面包，一无所知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宁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成了一种负担，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没有了结果。爱情只是没有尽头的忍耐和固执地等待。从这点看来，市民中某些人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城市四处的粮食店前排着的长队。那些排队的人也带着同样的顺从和隐忍，同时又是遥遥无期，没有幻想。所以只要把这种心情再放大到一千倍就符合分离的人所受的相思之苦了，而这是另一种饥渴，它将吞噬一切。
在任何情况下，要想对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所具有的精神状态有个清楚的概念，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满天余晖，遍地尘土的永远不变的夜晚，当夜幕降临到这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时，男人和女人们涌上所有的街道。因为奇怪的是，在这片仍有光照的土地上没有任何机器和汽车的喧闹，而往常这些都是城市固有的语言，现在只能听到巨大的沉闷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阴沉的天空下，疫神发出的呼啸声，为上千上万的人痛苦挪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无休无止，沉闷难忍的践踏声最后逐渐充满了整座城市，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这种声音无比低沉无比忠实地催生了一种盲目的固执情绪，最后终于取代了人们的心中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