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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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唯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但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在门房死后的第二天，浓雾弥漫。短暂的暴雨往城里倾泻而下，随后酷热跟踪而至。连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水发出一片银色或铁灰色的闪光，非常刺眼。又湿又热的春天倒让人宁愿忍受夏日的暑热。在这座像蜗牛一般耸立在高原上几乎不朝向大海的城市，气氛阴郁，死气沉沉。在一堵堵粗糙的灰泥墙之间，在两旁的玻璃橱窗都积满灰尘的街道当中，在肮脏发黄的电车里，人人都感到自己被天气禁锢得动弹不得。唯有里厄的那位哮喘老病人得其所哉，没有发病，因而为这样的气候欢欣鼓舞。

“热得像蒸笼，”他说，“但这对支气管有好处。”

的确热得像蒸笼，不多不少恰如发一次高烧。全城都在发高烧，起码这是里厄大夫一大早摆脱不掉的印象，原来在那天早晨，他是去菲代尔勃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他认为这个印象似乎并不合理。他把这样的事归咎于他紧张的神经和一直纠缠着他的一桩桩心事，因此他认为整理自己的思想迫在眉睫。

他到达那里时，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道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不过有点儿醒目的是，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了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花径”两字，字迹模糊，但还看得出来。据格朗说，柯塔尔昨夜睡得不错。不过今天清晨醒来时，他感到头疼，而且没有任何反应能力。格朗显得疲倦而焦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放在桌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后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大夫，他并不熟悉柯塔尔，不过猜想他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俩的关系仅仅是在楼梯上碰面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同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道上打翻了我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也有蓝粉笔。柯塔尔正好在那一刻从他家来到楼道上，他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他想尝试再学学拉丁文。从离开中学到现在，他的知识越来越不可靠了。

“不错，”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学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再用蓝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的那部分词，再用红粉笔抄下没有变化的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真正理解了，但他似乎很感兴趣，还要我给他一只红粉笔。我当时有点吃惊，但无论如何……当然，在那时我不可能猜到，他会把粉笔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时，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熟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几个字。所长询问，当时从柯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

“昨天他曾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柯塔尔显得古怪。

“依我看，他的古怪在于他的神情显出他想跟我聊天。但我呢，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身子朝里厄转过来，有点尴尬地补充说：

“是我私人的工作。”

这时所长想看看病人，但里厄考虑，最好先让柯塔尔对他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厄走进病人的房间时，见他只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衣服，而且正在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忧虑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吧？”

“是的，”里厄说，“您别着急。办完两三个手续后，您就可以放心了。”

但柯塔尔回答他说，这毫无用处，而且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也并不喜欢他们。但必须又快又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地完事。”

柯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反身正要往房门走去，那小个儿却叫住了他，等他回到床边，便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不对，大夫？”

里厄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性质的事，而且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柯塔尔似乎轻松了些，于是，里厄让派出所所长进去。

他们向柯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他是否能明确说说他这次行为的动机。柯塔尔看也不看警官，只回答说：“是内心抑郁，这样做在当时很不错。”所长连忙追问他，是否还想再干。柯塔尔怒气冲冲，回答说不想，说他只希望别人让他安宁。

“我要提醒您，”所长用生气的口吻说，“眼下是您在让别人不得安宁。”

但看见里厄示意，他停下不说了。

在出门时，所长叹了口气说：

“您想想，自从大家谈论那高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他问大夫，高烧的事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作怪，如此而已。”所长作结论说。

这无疑是天气作怪。白天越往夜里走，东西越黏手。里厄每出诊一次，心里的忧虑就增加一分。就在这天晚上，他那老哮喘病人的邻居一边用手使劲压着腹股沟，一边在说胡话的当间儿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大得多，其中一个已开始流脓，不一会儿便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里就给省药品仓库打电话。他在这天写的工作笔记只提到：“答复说没有。”这时已经又有人在呼叫他去诊治其他几个相同的病例了。很明显，必须捅开脓肿。用手术刀画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了带血的脓。病人们四仰八叉，都在流血。但他们的腹部和大腿上出现了斑点，有一个淋巴结停止出脓，紧接着又肿起来。大部分时间病人都是在可怕的臭气中死去的。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他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

他说：

“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