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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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大夫正想到这里，外面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许多杂务，但仍然定期被召到户口登记处去搞统计，其中当然包括死亡统计。他生性乐于助人，所以答应把统计结果的副本亲自送到里厄家里。

里厄看见他同他的邻居柯塔尔一道走了进来，职员把手上的一张纸扬一扬，说：

“数字在上升呀，大夫。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向柯塔尔打了招呼后，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柯塔尔坚持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自己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里厄一直在看统计表。

“好吧，”里厄说，“也许应该下决心叫这个病的原名了。直到现在，我们还裹足不前。来，你们和我一道，我必须去一趟化验室。”

格朗边跟着大夫走下楼梯，边说：

“对，对，东西都必须叫原名，可它的原名怎么叫？”

“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这对您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职员微微一笑，说，“这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往阅兵场那边走去。柯塔尔一直没有开口。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我们这个地区的黄昏瞬息即逝，现在已经逐渐被夜幕覆盖，初升的星星出现在轮廓尚清晰的天际。不一会儿，大街上的点点灯火将天空映衬得一片漆黑，而人们谈话时倒仿佛提高了音调。

“请原谅，”走到阅兵场的一角时，格朗说，“我该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我家乡人说的：‘今天的事永远别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玛尔的格朗有援引家乡成语的癖好，引完之后再加上一些平庸的没有出处的陈词滥调，诸如“梦一般朦胧的时刻”，“仙境一般美妙的灯光”。

“噢！”柯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他在家里是否为市府干活。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

“哦！”里厄不经意地说，“有进展吗？”

“我干了好几年，总有些进展，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进步不大。”里厄停下脚步，问：

“说来说去，到底是什么工作？”

格朗一边正一正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了说。里厄仅仅非常模糊地听出是事关发展个性的问题。不过这时那位职员已经离开他们，正用碎步急急忙忙穿过榕树林往马恩大街走去。在化验室门口，柯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看他，听听他的建议。里厄正在衣服口袋里翻找那张统计表，便约他去他的诊所谈，但他随即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他可以在傍晚去看他。

离开柯塔尔时，里厄发现自己正在想格朗。他设想格朗正处在一次鼠疫的包围中，不是这一次鼠疫，这一次肯定不会很严重，而是历史上最猛烈鼠疫中的一次。“像他这类人倒可能在大瘟疫里幸免于难。”他想。他记得在书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身体羸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大夫想到这里，发现这位公务员的样子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约瑟夫·格朗无非是个外表和举止都很地道的政府公务员。又高又瘦的他总在一些不合身的衣服里晃荡，那些大得过分的衣服都是他为了经久耐穿而特意购买的。他的下牙床还保留着大部分牙齿，但上牙床的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一微笑，主要是上唇抬起来，因此嘴巴活像个黑洞。除了他这副尊容，还得加上他神学院学生一般的步履，贴墙根走路和悄悄溜进房门的技巧，和一股烟、酒气味，以及他毫无风度的神气，谁都会设想他不可能在别处干活，只能成天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新税率的报告收集资料。连毫无偏见的人都会认为，他似乎天生来就是干那种平凡而又不可或缺的政府辅助工作、日薪六十二法郎三十分的临时工。

原来他在就业登记表上“就业资格”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读完大学预科后，因拮据而辍学，于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希望很快成为“正式”公务员，不过要有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在处理市政管理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措置裕如。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得到一个报表编撰人的职位，那时生活就宽裕了。当然，约瑟夫·格朗干任何事情都并非出于野心，这一点，他惆怅的微笑就可以成为佐证。然而，通过正当途径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并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前景也让他神往。他接受这份工作完全具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感情。

多年以来，这种临时工作的状况一直延续着，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有几次普遍涨工资，格朗的薪水仍然少得可怜。他也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起码可以说他的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其实，他完全可以要求，且不说兑现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兑现人家向他保证过的事情。然而，首先是向他许过愿的科长已作古多年，再说他也记不起来当时许愿的准确说法。总而言之，最麻烦的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措辞。

里厄注意到，在描绘我们这位同胞时，正是这最后一个特性才说到点子上了。原来，正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写好他琢磨多时的申请信，妨碍了他顺应形势走些门路。按他的说法，他感到运用这个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最难说出口，还有“许愿”，这两个字意味着他在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会有放肆之嫌，而放肆与他目前低微的职务很不相称。另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请求”、“感激”这些字眼，认为那和他个人的尊严水火不容。就这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我们这位同胞便始终待在他那默默无闻的职位上，直熬到上了岁数。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一旦习惯了，他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有保证的，无论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过得去。他因而认识到，原为我市工业大亨的市长爱说的一句话很正确，市长曾振振有词地说，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组，认为那是最有分量的道理），归根结底，从未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过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的确使他摆脱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可以继续推敲他的用词造句。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颇有示范作用。他属于那类无论我市还是别处都十分罕见的人，这类人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从他谈到自己的不多的话语中的确可以看出他为人善良，富于爱心，这是当今人们不敢认同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爱他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剩下的唯一亲人，他每隔两年去法国探访她一次。他从不否认，一想到在他年少时去世的父母就颇为伤感。他从不讳言他最喜欢自己街区一座钟楼的钟，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悠扬的钟声都在那一带回荡。然而，要想表达非常简单的感情，每琢磨一个字都得费他好大的劲。到头来，这种难处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啊！大夫，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每次遇见里厄时都会这么说。

这天晚上，大夫看着公务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里厄一直走到化验室，这个想法才使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象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五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