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印第安人的问题？
我们已见识到各地区族群如何开始驯化野生植物。古人在迈出这么重大的一步时，其实对结果一无所知，不能预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知此举竟会影响后代子孙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再回到早先的问题：加利福尼亚、欧洲、澳大利亚温带地区、非洲近赤道地带等土地肥沃、条件优越的地方，为什么没能自行发展出农业？此外，就农业发生地而言，有的一马当先，有的则远远落在后头，为什么发展时间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问题出在当地人的身上，二是问题出在当地既有的野生植物上。从一方面来说，凡是热带或温带湿度适中的地区，都可长出许多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若环境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当地族群的文化上。从另一方面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实验精神，想去驯化植物。也许只有缺乏适合的野生植物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地区没能发展出食物生产。
我们将在下一章碰到类似的问题，如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驯化。动物驯化的问题较易解答，主要是动物的物种比植物少得多。全世界只有约148种大型陆栖食草性或杂食性哺乳动物有可能被驯化。在决定某一种哺乳动物是否适合驯化时，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不多，只需要察看一个地区都有哪些大型哺乳动物，然后再看某些地区没能驯化哺乳动物是因为当地没有适合驯化的野生物种，还是因为当地的族群不去驯化。
植物研究则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植物物种数量极为庞大，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就多达20万种。这些野生植物是陆地植物的主流，几乎涵盖作物的全部。植物多如繁星，无法一一详加研究，光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地驯化的植物都数不清了。我们再换个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
听到有这么多种会开花的野生植物，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地球上既然有这么多种野生植物，那么一个地方只要气候条件良好，能驯化成作物的物种就一定多得不得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绝大多数的野生植物用处不大，原因很明显：大多数是木本植物，没有可供食用的果实，也没有可食的叶子和块根。在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多少得到了驯化的则只有几百种。而这几百种大多不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怎么可能伟大到成为文明兴起之因？其实，现代世界作物年产量的80%是由十几种植物贡献的。这十几种“重量级”的作物如下：谷物有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有黄豆，块根或块茎类为马铃薯、木薯、甘薯，糖分的来源则是甘蔗、甜菜，水果如香蕉。这些谷物厥功至伟，提供了全世界人口所需卡路里的一半。世界主要作物说来寥寥无几，几千年前都已驯化完毕。难怪世界上很多地区没有具潜力的野生植物。就连身在现代的我们，若想驯化出一种新品种的主要作物，也办不到——有用的野生植物古人早就探索遍了，他们也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然而，我们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何有些地区就是无法驯化野生植物。最让人百思莫解的是，有几种植物在某地被驯化了，却无法在另一个地方被驯化。若已知某种植物确实可发展成有用的作物，为什么偏偏在一些地区无法发展？
非洲就是一个典型的谜题。主要谷物高粱已在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得到驯化。在非洲南部，也有野生高粱的存在，然而那里的人却什么都没有驯化，高粱还是任其野生，直至2 000年前，班图农民才从赤道以北的非洲带着他们所有的作物而来。为何非洲南部的土著对高粱束手无策？
令人困惑的还有，西欧和北非没有驯化亚麻，巴尔干半岛南部也没有驯化野生单粒小麦（einkorn wheat）。到底是怎么回事？亚麻和单粒小麦同属肥沃新月地带最先出现的八大作物，或许也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被驯化的。肥沃新月地带的食物生产手段向外传播时，其他一些也有亚麻和单粒小麦野生种分布的地方立刻接受了驯化的亚麻和单粒小麦。那么，肥沃新月地带之外这些地区的族群为何不主动驯化出自己的作物？
肥沃新月地带最早驯化的水果中，有四种的野生种分布范围都远超出了地中海东岸（这些物种可能的最早驯化地）：野生橄榄、葡萄、无花果往西到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非都有分布，野生枣椰树的分布范围则包括北非全境和阿拉伯半岛。这四种显然是非常容易驯化的野生果树。我们要问：为什么肥沃新月地带以外地区的族群就是不驯化它们，只会捡现成的果实吃，等这些果树在地中海东岸驯化完成后，再接收它们？
在某些从未自行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一些近亲已在其他地方得到驯化的野生植物从未被当地人驯化，这样的例子也值得讨论。例如，油橄榄（Olea europea）的驯化是在地中海东岸完成的，而约有40种橄榄分布在非洲热带地区和南部地区、亚洲南部、澳大利亚东部等地，其中一些与油橄榄是近亲，但这些地区的人都没有驯化过橄榄。同样，欧亚大陆的人驯化了一种野生苹果和一种野生葡萄，北美还有许多品种近似的野生苹果和葡萄，有些到了现代还与源自欧亚大陆的品种杂交，以改良作物品种。那么，为什么美洲土著不去驯化这些颇有价值的苹果和葡萄？
这种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但如此理解有重大错误。什么是植物驯化？不是驯化单单一种植物，不成，再回去过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必须定居下来，努力培育苹果，北美的苹果才有可能变成一种优秀的作物。但是狩猎—采集族群不会在一夜之间“改行”，扬弃传统的生活形态，心甘情愿定居于一地，照顾果园，除非驯化的动植物已相当可观，定居的农业生活形态让狩猎—采集族群足够心动，从而考虑放弃流动的生活形态。
还有一个问题，简单来说，我们如何评估一地植物群的驯化潜能？就美洲土著无法驯化北美苹果这件事来看，问题是出在印第安人身上还是苹果身上？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三个在驯化表现上大异其趣的地区。其中一个就是讨论已久的肥沃新月地带——也许是全世界最早出现食物生产之处，也是现代世界主要作物的发源地、主要家畜的驯化地。另外两个地区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那里的人虽驯化了当地作物，但种类很少，只有一种成为今日世界的主要作物，当地驯化而来的作物很有限，无法像肥沃新月地带的作物那样支持技术大发展和政治组织的建立。对照比较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肥沃新月地带的植物群和环境是否就是胜过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关键？
西南亚被称为肥沃新月地带的地区在早期非常重要，这是人类史上的重大事实。这个地区的高地正像一轮新月，因而得名（见图8.1）。此地可能是一连串发展最早出现的地方，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所谓的文明（不管是好是坏）。这些发展的前提是稠密的人口、可储存的盈余食物、受供养而不事农耕的手艺专家，而这种种都得仰赖食物生产，也就是作物栽培和家畜豢养。食物生产是肥沃新月地带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发明。若想了解现代世界的根源，就得先从这个问题下手：为什么驯化的动植物这么厉害，能让肥沃新月地带抢得先机？
图8.1 肥沃新月地带
注：公元前7000年已有食物生产业。
值得庆幸的是，就全世界的农业发生地而言，我们对肥沃新月地带的研究最为详尽，了解也最透彻。在肥沃新月地带及其周围驯化的作物，野生始祖大抵辨识完成；野生始祖与作物的关系已经由基因和染色体的研究确认；我们也知道始祖作物的地理分布图；我们对驯化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了解得越来越多，已经到了能确定单个基因的程度；这些变化可以从前后相续的考古记录中观察到；大概的驯化时间和地点也有了答案。我不否认有其他地区可与肥沃新月地带相媲美，中国当然是个不可忽视的对手，但我们对肥沃新月地带的优势和作物发展的细节掌握得较多。
肥沃新月地带的一个优势是气候，该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潮湿，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条件之下，胜出的植物是那些能熬过漫长干季，雨季来临时得到滋润就能快速生长的植物。肥沃新月地带有许多植物，特别是谷物和豆类，已发展出一套适应环境的能力，造福人群：成为一年生作物，在干季时枯萎、死亡。
这些一年生植物只有短短一年可活，个头必然娇小。许多食物出产大颗种子，这些种子在干季休眠，雨季来临时则可发芽。一年生植物不会把气力浪费在不可食用的树干或多纤维的茎上（比如树或灌木）。此地很多种子大的作物，特别是一年生的谷物和豆类，都是人类的食物，占今日世界主要的12种作物的半数。反之，如果你住在山边，远眺窗外的景致，映入眼帘的植物只会是无法果腹的树木，这些树木也不会生产可食的大颗种子。当然，在气候潮湿的地方有些树木的确有可以食用的大颗种子，但这些种子不能熬过漫长的冬季，也不利于人类长期储存。
肥沃新月地带植物群的第二大优势，是许多作物的野生始祖繁盛且多产，遍野丛生，举目皆是，狩猎—采集者不可能视而不见。根据植物学家的实验、研究，若仿照1万年前的狩猎—采集者采集野生谷物的种子，每年每公顷可收获近1吨的种子，而且轻轻松松，每千卡的体力劳作可换取50千卡[1]的食物能量。谷物成熟时，在短时间内就可收获大量粮食，多余的还可储藏起来供来日食用，肥沃新月地带的一些狩猎—采集族群在开始栽种植物之前，就已经过上了长久定居的生活。
肥沃新月地带野地里的谷物既已高产，人工栽培就省事多了，不需要改变多少。正如在上一章讨论到的，主要的变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的机制，人类开始播种培育不久后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今日的小麦、大麦和其野生始祖外观近似，我们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的关联。种子大的一年生植物驯化起来易如反掌，因此是肥沃新月地带最先或首批发展出来的作物。这种作物在其他地区也有，如中国和非洲的萨赫勒。
相对于小麦和大麦演化的神速，玉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玉米这种新大陆首屈一指的作物，野生始祖或许是墨西哥类蜀黍（teosinte）。由于这种墨西哥类蜀黍的种子及花序和玉米差异甚大，直到今天植物学家还在激辩这种蜀黍究竟是不是玉米的始祖。此外，墨西哥类蜀黍恐怕难以引起狩猎—采集族群的兴趣：它不如野生麦子多产，种子比起后来的玉米也少得多，种子的外面还有一层不可食用的坚硬外壳。墨西哥类蜀黍要想摇身一变成为有价值的作物，不得不经过一番生殖生物学的巨变——增加种子的数量，去除种子外面那层坚如岩石的外壳。玉米始祖的穗轴本来只有一丁点儿大，后来才有人类拇指般大，这个过程到底经历了几百年还是几千年？考古学家仍争论不休。比较明确的是，又过了几千年，玉米才有现代的尺寸。小麦、大麦的天生优势和墨西哥类蜀黍的明显劣势，大概就是欧亚社会和新大陆社会发展差异的要因。
肥沃新月地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这些植物偶尔也行异花传粉。然而，大多数的野生植物是雌雄同株异花传粉，或是雌雄异株——这种生殖生物学的现象给早期农民添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们选择一种突变的植物栽种后，其子代往往因和其他植株杂交而失去原来的特色。因此，大部分的作物来自野生植物中小部分行雌雄同株自花传粉者，或经无性生殖产生者（如用根来种植以复制亲代基因）。因此，肥沃新月地带植物群中高比例的雌雄同株自花传粉对当地农民来说，实在是一大福音。
通常自花传粉偶尔又行异花传粉的植物，则可产生新的变种供人选择，对早期农民而言，更求之不得。这种异花传粉不只出现在同种之间，相近的品种之间也有这种现象。普通小麦（bread wheat，六倍体小麦）这种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的变种小麦，是现代世界中最有价值的作物。
肥沃新月地带首批驯化的8种作物都是自花传粉的。其中，野生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这三种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为8%～14%，相形之下，东亚的首要作物稻米和新大陆的玉米则蛋白质含量少，营养问题比较严重。
肥沃新月地带的植物群有不少对早期农民有利的优势，那里适合驯化的植物物种比例奇高无比。然而，并非只有肥沃新月地带属于地中海气候，此气候区亦向西延伸至南欧和西北非。世界上还有其他四个地区属地中海气候：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非洲南部（图8.2）。可是，这些地区却完全不能和肥沃新月地带相提并论，没能成为食物生产的发源地，就连一点本土农业的影子也没有。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图8.2 全球地中海气候区
分析后，我们发现欧亚大陆西部，特别是肥沃新月地带，至少有五点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区。第一，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区面积最大。因此，和澳大利亚西南部、智利等面积小的地中海气候区相比，这里动植物的物种丰富得多。第二，在地中海气候区中，欧亚大陆西部的气候最为多变，每一季、每一年的差异都很大，这种气候差异有益于植物群的演化，特别是一年生植物。物种繁多，一年生植物也多，这两项因素的结合，意味着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区拥有最多种的一年生植物。
我们可从地理学家马克·布卢姆勒（Mark Blumler）对野草分布的研究来了解如此丰富的植物对人类的意义。全世界共有几千种野草，布卢姆勒表列了56种“大地精华”，也就是种子最大的作物，它们至少比一般的草籽重上10倍（表8.1）。这56种植物大抵原产于地中海气候区或其他气候温和、干燥的环境。此类植物异常集中于肥沃新月地带或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区：在这56种重要的野生植物中，这个地带就有32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麦、二粒小麦这两种肥沃新月地带早期最重要的作物，种子大小分别位居第3名和第13名。相形之下，智利的地中海气候区只有两种，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都只有一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更是一种也没有。我们可从这个事实看出端倪，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表8.1 大种子物种在各地分布情形
注：此表引自马克·布卢姆勒的博士论文（Seed Weight and Environment in Mediterranean-type Grasslands in California and Isra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92)，列出了在全世界栽种的56种野生种禾本科植物（不包括竹子）的种子重量，在10毫克至40多毫克，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禾本植物平均值的10倍。而这56种植物占所有禾本植物的不到1%，但从表中可看出这些优势物种高度集中于地中海及西欧地区。
第三，肥沃新月地带的地中海气候区的海拔高度和地形多样。就海拔高度而言，从地球上海拔最低处（死海）到海拔1.8万英尺的高山（近德黑兰）都有。这种多样的环境意味着繁多的野生物种，这些都是始祖作物的“候选人”。与高山相邻的，有平缓的河谷低地、泛滥平原和有灌溉农业的沙漠。相形之下，澳大利亚西南部的地中海气候区、非洲南部和西欧就没有这么多彩多姿，海拔高度、生境和地形的多样性都相当有限。
肥沃新月地带的海拔高度多样，这也意味着可以交错收获：比起低地植物，高地植物较晚结籽。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稍后再前往山里采集成熟的种子。若收获季节集中，就分身乏术。开始种植农作物后，早期农民发现丘陵的野生谷物收成较不可靠，就看老天爷下不下雨，而低洼谷地没有那么仰赖降雨，因而收成较能预期。
肥沃新月地带的第四个优势也得自生物环境的多样：除了可驯化为作物的植物资源丰富，还有许多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可供驯化。其他地中海气候区如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非洲南部，适合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非常罕见，甚至没有。相比之下，肥沃新月地带的人很早就驯养了山羊、绵羊、猪、牛这四种大型哺乳动物，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驯养任何其他动物（狗除外）都要早。而现代世界的五大家畜中，就有肥沃新月地带最早驯化的这四种（见第9章）。这些动物的野生始祖在肥沃新月地带的集中分布区略有不同，因此是在不同的地方完成驯化的。绵羊可能在中部；山羊或在东部海拔较高处（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或在西南部（黎凡特）；猪在中北部；牛则在西部，包括安纳托利亚。即使有这种分别，由于驯养地区相近，互通有无之后，也就没有地域之分了。
农业最早在肥沃新月地带发端，主要是“八大始祖作物”之功，它们是属于谷物的二粒小麦、野生单粒小麦、大麦，属于豆类的兵豆、豌豆、鹰嘴豆、苦野豌豆，属于纤维作物的亚麻。在这八种作物之中，只有亚麻和大麦的野生种分布超出了肥沃新月地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两种始祖作物的分布范围很窄，鹰嘴豆只在土耳其东南部，二粒小麦的分布范围则限于肥沃新月地带。因此，肥沃新月地带驯化当地现成的野生植物就足以发展农业，无须仰赖外地引入的作物包。有两种始祖作物无法在肥沃新月地带以外的地方被驯化，主要原因是它们只在肥沃新月地带有。
由于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兼具，肥沃新月地带的先民很快就拥有了一个强力而均衡的“生物包”（biological package），马上可进行集约化的粮食生产。这个生物包里有：三样谷物，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四种豆类，蛋白质含量在20%～25%；四种家畜，同样是蛋白质来源，小麦也补充了不少蛋白质养分；亚麻则是纤维和油（亚麻籽油，亚麻籽40%都是油）的来源。家畜驯养和食物生产出现了几千年后，家畜不但供给人类奶、毛，能犁田，还能做运输工具。因此，肥沃新月地带早期农民的作物和家畜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物、犁地和运输。
肥沃新月地带早期食物生产的最后一项优势是，那里的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相形之下竞争力较弱，包括地中海西岸在内的其他地区则不然。西南亚少有大河，加上海岸线短，水产资源（如鱼虾）本就乏善可陈。此地可供猎食的大型哺乳动物（瞪羚）原本种群很大，但人口日增后便对其加以赶尽杀绝，瞪羚数量大大下降。食物生产显然优于狩猎—采集方式，因此肥沃新月地带的转型很快，不久即改采食物生产：公元前9000年，那里的人类社会仍完全仰赖野生食物，但到了公元前6000年，已出现完全依靠作物和家畜的社会。
中美洲则是一个明显的对比：只有两种可驯化的动物（火鸡和狗），其所提供的动物性蛋白质远比牛、绵羊、山羊和猪来得少。前面也解释过，中美洲的主食玉米，很难驯化，发展可能也很缓慢。因此，中美洲驯化动植物很晚，可能公元前3500年左右（年代尚未确定）才开始。而且，早期发展出的驯化手段可能并未被流动的狩猎—采集者采用。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美洲才有了定居村庄。
以上所列肥沃新月地带种种利于食物生产的优势，并没有纳入当地族群这个因素。说实在的，本人尚未听闻当地族群有何过人之处，得以拥有这么厉害的作物包。反倒是肥沃新月地带独特的气候、环境、野生植物和动物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合理解释这种情况。
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食物生产包相形见绌，是否与当地族群有关？食物生产在某些地区就是发展不起来，即使有作物包，也乏善可陈。在我们转而讨论这些地区时，不得不先考虑两个相关问题：第一，狩猎—采集族群和早期农民是真的对当地野生植物的物种和用途了如指掌，还是可能忽略有潜力的始祖作物？第二，如果他们对当地的动植物知道得一清二楚，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知识来驯化最有价值的物种？若没有，是否受到什么文化因素的阻碍？
第一个问题牵涉到“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这门学科，探讨的是人类社群对环境中动植物的了解。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今日仍保持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少数社群，以及还相当依赖野生食物的农业社群。结果发现，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自然史百科全书”，草木虫鱼鸟兽无所不知，叫得出名字的多达上千种，对于每一物种的特色、分布和用途知之甚详。然而，由于人类对驯化动植物依赖日深，这种传统知识不再为人所重视，渐渐失传，在今日超市光顾的现代人早已五谷不分，把野草当野豆更是家常便饭。
以下就是典型的例子。过去33年来，我在新几内亚进行田野调查时，身边不乏一些仍大量食用野生动植物的土著朋友。有一天，我和弗雷族（Foré）的友人在丛林里饱受断粮之苦，原因是另一个部落的人挡路，让我们回不到补给站。后来，一个弗雷族人扛了一大袋蘑菇回到扎营之处，大伙儿就烤起蘑菇，准备大快朵颐。但我不禁心生疑虑：万一这些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着性子对这些土著朋友解释：我从书上得知有些蘑菇根本碰不得，就连美国的蘑菇专家也会因难以辨识而栽在毒蘑菇手里，一命呜呼，所以，虽然大家已饥肠辘辘，但是不是该三思，为了一餐赔上一条命是否值得？这时，我的土著朋友跟我翻脸了，叫我闭嘴，好好听他们说。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错。这么些年来，我缠着他们问东问西，考问几百种树木和鸟类的名字，怎么可以认为他们对蘑菇的知识有限？这简直是一种侮辱。只有美国人才会愚蠢到去摘有毒的蘑菇。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再上一课，告诉我安全可食的蘑菇有哪29种，用弗雷语怎么说，它们在森林中的生长地又在何处。这种呢，就叫作坦蒂（tánti），是长在树上的蘑菇，不但美味，而且保证可以入口。
有时我会带几个新几内亚朋友到岛上其他地方做田野调查，他们和其他新几内亚人相见，必然聊起当地的动植物，然后采集看起来具有潜力的植物带回家种植。我觉得这种经验可与我对其他传统族群的民族生物学研究做个对比。这些族群有的已有一点食物生产业，有的则是从前的狩猎—采集族群被部分同化的剩余势力。在食物生产兴起前，人类大抵以野生物种为食，因此掌握的关于野生动植物的知识特别丰富。最早的农民承袭了这样的知识——几千年来和大自然亲密生活、观察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因此，有价值的物种似乎不大可能逃过早期农民的眼睛。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和农民是不是善用了自己的民族生物学知识，采集并最终培育了有用的野生植物？可以验证的一个例子，来自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河谷边缘的考古遗址阿布胡赖拉丘（Tell Abu Hureyra）。这个族群的活跃年代为公元前10000—前9000年，或许已终年定居于村落，但还是以狩猎—采集为生，农作则是之后那个千年才开始的事。考古学家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苏珊·科莱奇（Susan Colledge）和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从该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已炭化的植物遗存。这些遗存或许是古人从别处采集来的野生植物，之后成堆废弃。科学家分析了超过700份样本，每份平均有500个可以辨识的种子，分属70种植物。结果发现，这些村民采集的植物种类相当可观（有157种之多），这些都是从已炭化的种子中辨识出来的，更别提其他无法辨识的植物了。
这些村民是否天真无知，看到什么种子都拿回家果腹，结果中了大多数种子的毒，最后只靠少数几种过日子？他们可没这么愚蠢。157这个数字听来似乎是照单全收采集的结果，但当地还有许多野生植物都不在这些炭化遗存之中。这157种可分成三类：大多数的种子无毒，且立即可食；有些像是豆类和芥末科的植物，种子的毒性可轻易去除，依然可以食用；另外有些种子的传统用途是染料或药材。不在这157种里的野生植物，不是无益就是有害于人类，包括大多数的毒草。
因此，阿布胡赖拉丘的狩猎—采集者不会笨到浪费时间乱采要命的植物。相反，他们正如现代的新几内亚人，可以说是野生植物专家，而且知道如何去芜存菁。这些采集来的种子还是不知不觉促成了植物驯化的第一步。
古代族群运用民族生物学知识的另一个实例来自公元前9000年—前8000年的约旦河河谷，最早的作物就是在那儿被驯化的。第一批被驯化的谷物是大麦和二粒小麦，直到20世纪末，这两种仍是最多产的作物。这个地区正如阿布胡赖拉丘，还有好几百种野生植物，其中的100多种在作物驯化前是人类常采集、食用的。为何大麦和二粒小麦得以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作物？这些约旦农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大麦和二粒小麦确实是当地野生植物中的佼佼者吗？
有两名以色列科学家曾针对这问题进行研究。奥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和莫迪凯·基思雷夫（Mordechai Kislev）察看今天在约旦河河谷生长的野生植物。略去小且难以入口的种子之后，他们找到了23种最美味且种子大的野生植物。不出我们所料，大麦和二粒小麦正在其中。
其他21种植物还称不上能与大麦和二粒小麦旗鼓相当。在这23种植物中，从各种条件来看，大麦、二粒小麦都是数一数二的，其他物种难以望其项背。以这23种植物来看，大麦属产量最多的4种之一，二粒小麦则是中等。大麦还具有基因和形态学的优势，在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都有快速演化的能力。二粒小麦则在别的方面具有优势，它比大麦容易采集，而且独树一帜，种子容易和壳分离。
因此，约旦河河谷的早期农民选择的是23种野生植物中的精英。当然，在培育之后造成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机制的改变，是早期农民不能预见的结果。但是，他们一开始就看上了大麦和二粒小麦必定不是无心之举。种子的大小、口感和产量都是难以忽视的特质。
正如阿布胡赖拉丘，约旦河河谷让我们见识到早期农民如何运用对本地植物的丰富知识为自己谋福。他们对当地植物的认识，现代植物学家中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因此，他们不可能放过有用的物种，错失驯化良机。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问题了，与肥沃新月地带相比，这两个地区显然难以自行发展食物生产体系，但在产量高的作物从外地传入后，当地农民有何反应？若说有文化等因素阻碍他们接受这些作物，我们则难以释疑。至于当地的野生植物群为何无法发展成有价值的作物，依照我们目前的理解，还是很难归咎于文化因素。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世界各地的原生作物产量相当不同。
新几内亚这个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岛，位于澳大利亚以北，赤道附近。虽然只是个岛屿，无法和大陆上的热带地区相比，但由于其气候条件加上千变万化的地理环境，新几内亚动植物的种类都很可观，新几内亚岛上有人类居住已超过4万年，比美洲长得多，比起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西欧居住的时间也略长一些，因此，新几内亚人有足够的机会去深入了解当地的动植物，他们可曾受到启发而去发展农业？
先前提到，农业的实行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这两种生活形态的竞争。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并不是太多，发展食物生产还是有驱动力的，特别是新几内亚的现代猎人为猎物的短缺所苦：最大的本土陆地动物也不过是100磅重、不会飞的鸟［食火鸡（cassowary）］和50磅重的袋鼠。新几内亚海岸低地有丰富的鱼和贝类，直到今天，内陆低地还有一些靠野生的西谷椰子糊口的狩猎—采集族群。但新几内亚高地就没有狩猎—采集族群，所有现代的高地人都是农民，野生食物只是点心，而不是主要食物来源。这些高地人到森林里狩猎时，还随身携带自家菜园里种的蔬菜以充饥。尽管他们熟知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但万一野生食物断供，还是有可能活活饿死。狩猎—采集的生活在现代新几内亚的许多地区根本不可行，难怪所有的高地人和大部分低地人已成定居于一地的农民，发展出复杂的食物生产系统。传统的新几内亚农民已把广袤的森林变成农地，加了围篱、排水系统，精密耕作，以养活更稠密的人口。
考古学证据显示，新几内亚的农业起源很早，约当公元前7000年。那时，围绕着新几内亚的陆块都是狩猎—采集族群的天下，因此新几内亚的古代农业必然是自行发展出来的。虽然古代农田没有留下作物遗存这样的铁证，但有几种在欧洲殖民时期耕种的作物想必古代就有，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从新几内亚本地的野生始祖驯化而来的作物。当地驯化作物中最重要的就是甘蔗，也是现代世界最主要的作物，年产量是名列第二（小麦）和第三（玉米）的作物的总和。其他毫无疑问原产于新几内亚的作物有一种叫作南方蕉（Australimusa）的香蕉、坚果树爪哇杏仁（Canarium indicum）、沼泽芋以及各种可食用的根茎作物和绿色蔬菜。面包树、山药和普通芋头或许也是在新几内亚被驯化的，我们只能说“或许”，因其野生始祖不独出现在新几内亚，而是从新几内亚到东南亚都有。目前，我们无法证实这些作物是如传统之见在东南亚被驯化，还是新几内亚也独立驯化，甚至就是由新几内亚一地的人驯化的。
然而，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有三大严重限制。第一，新几内亚没有驯化出谷物，而肥沃新月地带、萨赫勒和中国都驯化出了重要的谷物。因此，新几内亚特别依赖块根作物和木本作物；其他潮湿的热带地区（亚马孙、西非热带地区和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现象，但那些地区的农民还是努力栽培出两种谷物（亚洲米和种子很大的薏米），新几内亚则不然，对块根作物和木本作物依赖到了极点，没能驯化出谷物。原因何在？前述全世界排行前56名种子最大的野草，没有一种生长在新几内亚——这真是个刺眼的缺点。
第二，新几内亚的动物区系中没有可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都是在近几千年内经印度尼西亚由东南亚传来的。结果，虽然新几内亚低地人仍可从河里捕鱼，摄取蛋白质，但是无肉可食的高地农民长期仰赖芋头和甘薯，因而存在严重缺乏蛋白质的问题。例如，芋头的蛋白质含量不到1%，比白米还低，更远低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小麦（8%～14%）和豆类（20%～25%）。
新几内亚高地的儿童肚皮无不鼓胀，这就是吃得多再加上蛋白质缺乏的后果。新几内亚的老老少少，都经常以老鼠、蜘蛛、青蛙等其他地区的人不屑一顾的小动物果腹，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大型的家畜或野生猎物可作为食物。动物性蛋白质的短缺，或许是新几内亚高地传统社会吃人肉习俗的终极因。
最后，以前新几内亚的块根作物不但蛋白质含量少，卡路里含量也不高，主要是因为在高地长不好。然而今天很多新几内亚人仍住在那儿。几个世纪前，原产于南美洲的甘薯由西班牙人引进新几内亚，或许是经由菲律宾吧。和芋头及其他也许历史更久远的新几内亚块根作物相比，甘薯更适应高地环境，长得快，而且以每公亩的产量和每小时投注的劳力而言，投资回报率也来得高。引进甘薯的结果是高地人口激增。也就是说，虽然在甘薯引进之前的几千年里新几内亚高地都有农业，但作物少，供养的人口还是有限。
简言之，新几内亚和肥沃新月地带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族群也和肥沃新月地带的一样，独立发展出农业。然而，由于当地缺乏可驯化的谷物、豆类和动物，高地又有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加上本地的块根作物难以在高海拔地区生长，食物生产的行当发展不起来。然而，新几内亚人对野生动植物的认识并不比今日地球上任一族群逊色，他们也能认出有价值的野生植物加以驯化，为己所用。甘薯后来遍布新几内亚高地就是很好的例子。今天新几内亚的情况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能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家畜（或者在文化上乐意接受新作物和家畜）的族群就可扩张版图，没有门路或意愿接受的族群自然遭到淘汰。总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几内亚的食物生产业无法宏图大展，和当地族群无关，问题出在当地的生物区系和环境上。
美国东部是另一个本土农业受到当地植物区系限制的例子。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一样，人们可独立驯化当地的野生植物。但美国东部的发展比新几内亚明朗多了：早期农民栽种的作物已辨识出来，年代和作物的驯化顺序都已确认。在其他地区的作物引进以前，在美国东部河谷定居的美洲土著已利用当地作物发展出精密的粮食生产业。因此，他们已经知道如何运用得天独厚的野生植物。然而，他们到底栽种了哪几种？由此产生的作物包可以和肥沃新月地带的始祖作物包相提并论吗？
公元前2500—前1500年，美国东部驯化了四种植物。就时间上来说，比肥沃新月地带小麦和大麦的驯化足足晚了6 000年。有一种是当地的南瓜，除可作为小型容器，种子也可食用，其他三种都是取其种子：向日葵、雏菊的近亲假苍耳（sumpweed）和菠菜的远亲藜菜（goosefoot）。
只有四样种子作物、一样容器，这个作物包实在太寒酸了。有2 000年之久，这些始祖作物对美国东部土著来说，只是点心，主要食物来源还是野生食物，特别是野生的哺乳动物、水鸟、鱼虾和坚果。农作物成为饮食重心，则是在其他三样种子作物［蓼草（knotweed）、五月草（maygrass）和小粒大麦（little barley）］出现之后，约是公元前500—前200年的事。
这七种作物加起来还是可以得到现代营养学家的赞赏。每一种皆富含蛋白质（17%～32%），强过小麦（8%～14%）和玉米（9%），比起大麦和白米就更不用说了。其中向日葵和假苍耳这两种含油量高（45%～47%）。特别是假苍耳，32%的蛋白质加上45%的油，该是营养学家梦寐以求的组合吧。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吃这些“梦幻食物”呢？
尽管如此有营养，美国东部作物还是有致命的缺陷。首先，藜菜、蓼草、小粒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大约只有小麦或大麦种子的十分之一。更让人不敢恭维的是，假苍耳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近亲，而豚草就是花粉热的罪魁祸首。假苍耳就像豚草，若是丛生，也会引起花粉热。如果这么说还是不会让你打退堂鼓，仍一心想种植假苍耳的话，就挑战看看那令人退避三舍的气味吧。此外，这种植物还碰不得，一接触就会刺激皮肤。
墨西哥作物终于循着贸易路线来到美国东部时是公元元年之后的事情了。玉米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引进的，但在多个世纪里都不怎么起眼，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出现了能适应北美短暂夏天的新品种，玉米才升格为主角。公元1100年左右，豆类来到，墨西哥的三大作物——玉米、豆类、南瓜才算到齐。从此以后，美国东部的农业精密多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皆是人口稠密的酋邦。在某些地区，当地驯化的作物仍可不受墨西哥作物的影响，但也有难以抵挡而全部被取代的例子。1492年欧洲人开始殖民新大陆的时候，假苍耳这种作物就已经消失，没有一个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园圃里见过假苍耳。美国东部的原生作物只有两种（向日葵和南瓜）可与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匹敌，至今仍屹立不倒。现代的南瓜都是从好几千年前被驯化的南瓜繁衍而来的。
因此，美国东部这个实例像新几内亚一样值得玩味。乍看起来，这个地区很适合发展本土农业：土壤肥沃，降雨规律且恰到好处，气候利于农作；该地的植物区系物种繁多，包括高产的野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树）；当地的美洲土著也以他们在那儿驯化的物种进行粮食生产，开始在村落落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甚至在公元前200—公元400年发展出灿烂的文化，比如在今日俄亥俄州的霍普威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的族群都能把最有用的野生植物栽培成潜力十足的作物。
然而，霍普威尔文化的全盛期比肥沃新月地带出现村落生活迟了近9 000年。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大作物才促成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爆发，形成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墨西哥北方的美洲土著因而打造出宏大的城镇和复杂的社会。这样的荣景显然来得太晚，难以抵御势如破竹的欧洲白人。单靠当地的作物，美国东部实在难以创造什么文化业绩，原因很简单：没有能和小麦和大麦相比的谷物，没有豆类，没有纤维作物，没有水果，也没有坚果树。家畜则只有狗，或许这种动物还是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驯养出来的。
显然，美洲土著对当地有潜力的主要作物并未视而不见。即使是拥有现代科技的20世纪育种专家，对北美的野生植物也几乎束手无策。的确，北美已驯化了山核桃和蓝莓，也使源于欧亚的水果和北美的野生远亲杂交以培育更好的品种，如苹果、李子、葡萄、黑莓和草莓。然而，单单这几项成绩影响有限，墨西哥作物在公元900年后传入北美后，才大幅改变当地土著的饮食习惯。
对美国东部驯化物非常在行的美洲土著，一见墨西哥三大作物就甘拜下风，大加种植，至于原来的驯化物，不是放弃，就是聊备一格。这结果显示，美洲土著并没有受到文化的制约，对外来的优良作物也抱持开放的态度。因此，和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本土粮食生产的局限不是当地土著的错，完全是生物区系和环境造成的。
以上三个对照地区皆有食物生产业的发生，然成绩互见高下：肥沃新月地带登峰造极，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则乏善可陈。肥沃新月地带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可谓轻而易举，不但驯化了许多物种，其中品种多产而优良者比比皆是，而且种类繁多。结果得以发展出精密的粮食生产业，促使人口更加稠密，进而迈入有先进技术和复杂政治组织的现代世界，同时携带可以消灭其他族群的传染病。
肥沃新月地带、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差异可远溯自当地可供驯养的野生动植物，而无关乎当地族群。我们可以看到，若从外地传入更有价值的作物（如甘薯传入新几内亚，墨西哥三大作物引进美国东部），当地族群就会立刻抓住机会，广为栽培，进行更密集的农作，人口随之激增。引申开来，我认为那些本土从未发展出食物生产业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西欧等地，适合驯化的动植物要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更少。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发展了一点粮食生产业。本章提到布卢姆勒对全世界野草种子的研究，下一章即将讨论全世界的大型哺乳动物，两种调查都表明，在食物生产业没有出现或发展有限的地区，可供驯养的家畜和谷物野生始祖也少得可怜。
由于食物生产业的兴起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竞争，我们不免会想，一些地区的食物生产业发展迟缓或等于零，会不会是因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靠狩猎—采集即可过活，而不是因为可驯化的物种少？事实上，在大部分食物生产迟缓或是根本没有的地区，狩猎—采集的资源格外贫乏。以澳大利亚和美洲为例（欧亚大陆和非洲则不同），到了冰期结束，大型哺乳动物已告灭绝。对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如有食物生产的机会，自是求之不得。在肥沃新月地带，食物生产业面临的竞争反倒更激烈些。因此，一地未能发展出或仅发展出有限的食物生产业，并不能归因于可得的猎物太多。
为避免上述结论遭到误解，最后我们要注意不可夸大以下两点：一是人们对更优良的作物和家畜的接受程度，二是本土野生动植物的限制。这两点都不是绝对的。
先前讨论了一地族群接受外来作物的情况。大致的结论是，人们可以辨识出植物的价值，若当地有更优秀、更适合驯化的植物，他们也不会放过，不会因文化制约或禁忌而裹足不前。不过，这句话必须加上重要的限定语：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漫长的时光”，发生的地点更是“广大的地域”。对人类社会有所认识的人，马上可以列出一堆食古不化，排斥外来作物、家畜和发明的社会。
有人认为，每个社会对好东西都毫无条件全盘接受，我自然不能为这种明显的谬误背书。事实上，这个地表的各大洲上有成百上千互相竞争的社会，有些比较开放，很能接受新事物，有些则趋向保守。接受新的作物、家畜和技术的，就能日益精进，领袖群伦，人口数目远远超过那些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族群，接着便向后者大举入侵，甚至将之连根拔起。这种现象可以说非同小可，意义远远超过作物采借这回事，对此我们将在第13章继续讨论。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地野生物种对食物生产业兴起的限制。有些地区今天没有本土农业，并不代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食物生产的生计。欧洲白人看到澳大利亚土著有如石器时代的活标本，仍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因而往往假定那些土著将永远如此。
若想理解这种谬误，想象一下，如果公元前3000年有位外星访客到访，由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美国东部才有食物生产，这个早到了500年的外星人看到的自是空无一物的美国东部。他若因此下结论说，由于野生动植物的限制，美国东部将永远无法宏图大展，往后1 000年的事件就会证明他是错的。即使是在公元前9500年而非公元前8500年到肥沃新月地带一游的访客，也可能会误以为那儿是不毛之地，永不利食物生产。
我并不同意这种论点：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西欧等没有在本土发展出食物生产业的地区，没有可供驯化的本地物种，若没有引进外来的驯化物，这些地区的族群将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相反，我注意到：各个地区可供驯化的物种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反映在当地食物生产兴起的时间上，而今日世界还有一些肥沃地区没有发展出食物生产。
一般观念中最为“落后”的大陆（澳大利亚）就是个再好不过的实例。澳大利亚东南部气候湿润，应该是整个大陆上最适合发展食物生产的地区，以当地土著社群在近几千年的发展轨迹而论，我们推断那里应该会出现本土的食物生产业。那时他们已有冬天居住的村落，并且开始以渔栅、渔网和长长的水渠致力于渔业生产。假使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殖民澳大利亚而中断了那条轨迹，澳大利亚土著在这几千年内必然会改行务农，除了有鱼类养殖，还会驯化小种子的野草。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章名提出的问题了：北美印第安人没能驯化苹果，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印第安人的问题？
我的意思并不是苹果不可能在北美被驯化。苹果树可以说是史上最难驯化的果树之一，由于需要以复杂的嫁接法来进行繁殖，在欧亚大陆也是最后才被驯化的主要作物之一。即使是在肥沃新月地带和欧洲也得等到希腊古典时代才有大规模栽种苹果树的证据，而此时距离欧亚大陆食物生产业的滥觞已有8 000年。如果美洲土著发明或取得嫁接技术的节奏差不多，那么他们终有一天也能驯化苹果——推算约在公元5500年，也就是北美开始有驯化物（公元前2500年）的8 000年后。
欧洲白人到达美洲时，发现当地土著还没办法驯化苹果。问题不在美洲土著，也不在苹果。以苹果驯化的生物条件而论，北美的印第安农民和欧亚大陆的农民面临的没有什么不同，北美的野生苹果也和欧亚大陆的野生苹果大同小异。其实，今天各位从超市买回家，大口啃咬得不亦乐乎的苹果品种，都是欧亚苹果和北美的野生苹果杂交的结果。所以，北美土著不能驯化苹果，问题在于北美整个野生动植物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发展潜力有限，也是北美食物生产起步晚的主因。
[1] 1千卡≈4.2千焦。——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