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迈向经典体制的革命过渡时期
这一部分将简单介绍一下由前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制度化经典体制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尽管每个国家的过渡方式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共同特征，特别是那些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里我们重点讨论这些共同特征。以下内容并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描述，而是综合概括了一些国家过渡模式的基本轮廓。
仅仅回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公共氛围和政治气候。那时的革命领导人满腔热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认为革命是历史的正义之举，他们冒着被捕入狱、严刑拷打、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为集体而奋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革命热情不仅仅局限于少数革命积极分子，大批群众也都深受感染。正因为如此，这第二章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奏和原型25个时期通常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年代”①。
①这一称呼来自研究苏联经济史的历史学家L.N.Kritsman的著作：《俄国伟大革命的英雄时代》（1926）。在这本书里，作者在研究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用到了这个词。“战时共产主义”是原型的历史实践之一，本书将它命名为“革命过渡体制”。“战时共产主义”具有这一部分所概括的模型的大部分特征（当然不是全部特征）。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如苏联的研究可参见M．H．Dobb［1948］（1960），A．Nove （1969，第3章）和L．Szamuely（1974）；中国的研究可参见H．Harding（1981）和M．Meisner （1986），南斯拉夫的研究参见D．D．Milenkovitch（1971）和F．B．Singleton，B．Carter（1982），匈牙利的研究可参见I．Peto S．Szakacs（1985）。
“剥削者”终于开始“自食其果”了。部分工厂、银行和其他机构很快就被收为国有或变为集体所有，然后就开始进行集中生产和集中分配。
再分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将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无地和贫穷的农民。
与国有化和社会化相伴而来的是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革命之前的体制处于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状态；而新制度恨不得一夜之间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于是，取消了上层阶级的高收入并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没收充公。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穷人搬进了富人的家里，而宫殿则变成了学校和工人度假村。
在多数国家，最初的革命转型都发生在内战或抵抗外部敌人的时期，此时整个经济已陷入崩溃状态。因此，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确保平均分配食品。这样就引入了配给制，以确保穷人能够得到基本的食品，那些企图规避配给体制的黑市商人遭到追捕和起诉。
尽管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激活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国民教育运动，许诺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并组织孩子们度假。
实现历史正义绝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物品的重新分配。贵族、富人和旧体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受到了惩罚，其中许多人被关进监狱，送入劳改营，或者被处死。在革命年代，到处充斥着暴力和恐怖。
在剥夺旧社会统治阶层的财产和镇压他们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不遵循法律的情况下为所欲为，或是仓促通过新的法律加以执行，各种法律同时并在，甚至相互矛盾。整个社会不再有任何法律和秩序，或者没有丝毫司法保障，这一切往往是由于革命前的内战和对外战争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症状随处可见。
从这时起，社会开始分化。除了革命的支持者、那些对革命漠不关心的人、或是仅仅是想活命的人之外，也有积极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在一些地方，“反革命”活动只是小规模的地方性运动，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爆发了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引发了起义和内战。这使得双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血腥的报复之后便是更加残忍的复仇。
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切如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那么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社会主义在和平的年代获得资本主义创造的大规模现代生产力，那么它是否能够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呢？
可事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能够通过内部力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恰恰是由于前文提到的那些社会特征（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贫穷、极端的不平等、残酷的压迫、战争以及深刻的社会危机）才引发了革命，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正是这些导致体制变迁的条件诱发了下面一系列行动：胜利一方满腔热情，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坚决抵抗反对派，并迅速进行再分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秩序。
革命前的各种事件有助于人们理解革命时期的许多特征，并能够对这些特征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考虑到支撑革命体制的诸多因素都是暂时性的，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必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无法长久维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伟大事业和群众运动的激情鼓舞之下，带着必胜的信念，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可以为了集体而不惜牺牲个人，但他不可能永远这样。激情过后，他仍然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关心自己的工作、所做出的牺牲以及相应的物质福利。此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物质奖惩来鼓励人们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当所有富人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之后，这种形式的再分配也就走到了尽头。由于革命前的动荡，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过渡时期的混乱①，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显然，只有依靠生产活动，而不是没收充公，才能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状况。这时，生产活动已经掌握在公众和集体手中，然而想进行生产，就需要组织和有效的控制。
①例如在苏联，1920年的工业产值只有1917年的21％，见L．N．Krisman（1926，第80页）。
革命前的体制曾让国家处于落后状态，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郑重许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彻底消除这种落后状态，当社会从内忧外患的血战中走出并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掌权者认识到必须通过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来完成先前的承诺，他们渴望尽早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他们还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军事威胁，为此必须迅速增加军事实力，这也要求高速的经济增长。
然而，无政府状态、缺少法律和秩序、各行其是的地方行为都严重阻碍着上述目标的实现。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纪律，任何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恢复秩序的要求与日俱增。
所有这些情况的变化为整个国家走出革命过渡体制准备好了条件。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逐渐褪色，直至彻底消失，即使那些曾对革命满怀激情的人也不例外。新体制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其制度的官僚特征口益明显，生活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经典体制时代开始了，并逐渐稳固下来。①
这里有必要单独提一下东欧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②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基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上述模型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体制的主要特征同样适用于这两个国家。但正如我们在2.3部分所强调的，由于苏联红军推翻了德国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事统治，又在打败德军后占领了东德，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毫无疑问，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苏联主要通过向当地政治环境施压，让共产党最终取得了集权统治地位，从而将社会主义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①不少历史著作都涉及到了从革命过渡体制走向经典体制的转型过程（可参见注释6中的参考文献）。
②关于东欧战后民主极为痛苦的两难境地，可参见匈牙利杰出的政治学家I.Bibo在1945和1946年撰写的文章（1986年重印并收录于他的文集中）。关于1945—1949年东欧政治史及苏联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应参考Z．Breezinski［1961］（1967）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来T．T．Hammond（1975）和C．Gati（1984）的著作。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内，东欧国家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组成了联合政府，其中共产党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获得的选票比例。整个经济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结构，一边是“常规”的资本主义部门，一边是社会主义部门。国有化稳步展开，土地改革也开始大规模实施。
1949年之后，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合并取消了多党民主体制，这一阶段宣告结束。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由此进入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
1945—1949年期间，东欧国家具有革命过渡体制的不少特征，同时，在很多关键方面又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1945年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其内部力量引发的，1945年之前的体制完全是由外部力量即苏联将之彻底摧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