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
我们采取了改革的方针，所持的出发点是，改革作为苏联人民的事业，是要引导我们的社会达到质的新境界，它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巩固整个社会主义。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所选择的方针、急速加快步伐的必要性，都迫使我们从广泛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所有兄弟党的赞同）是，必须给我们的合作注入更大的活力，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某种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思考以及随之而来的倡议的根据如下：
战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变成了强大的国际构成体，成为世界政治的最重大的因素。在一大批国家中运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础已经奠定。社会主义国家多边组织的活动已经积累了各种经验。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已达到很大的规模。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全是成就。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起步时的经济水平悬殊很大。即使是今天经济水平也远不是一样的。而这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共同的潜力、完善一体化机制的困难之一。
社会主义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在战后的开头一二十年，只有苏联拥有建设新社会的经验。它好象不得不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都承担责任。经济关系的性质也同这种情况相适应，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侧重于由苏联提供原料和燃料、由苏联帮助建立基础工业。而在国家建设领域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当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那种所谓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人的谰言，曲解了当时的这种客观必要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援助，总的来说是其他国家建设新社会的有利因素。
但是，也不免付出代价，而且是严重的代价。当时，不考虑这些或那些国家的特点就照搬苏联的许多经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某些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实际工作者从意识形态上“阐明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做法，他们几乎扮演了真理的惟一的捍卫者的角色。他们不考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有时对这些国家的探索疑虑重重。
另一方面，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封闭的倾向，从而为主观主义的评价和行动创造了条件。至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起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集中施加压力的对象，这一点就不用说了。
由于这些原因，执政党和领导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客观的过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朋友们即使看到了那些令人不安的东西，通常也都默不作声。当时不习惯这样开诚布公，这种开诚布公有可能如人们所说的被人“误解”。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严重的危机。例如，匈牙利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波兰在1956年、后来又在80年代初，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的办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倒退到旧制度去的情况。而我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过错，而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失误造成的。这方面当然也有西方的一份“功劳”，因为西方始终顽固地试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它们暗中捣鬼。
经过了严峻的有时是痛苦的考验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逐渐积累起来了。通过执政的共产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全面更正确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并没有去描绘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一认识是通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的创造性活动逐渐形成的，它还在继续完善。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出过严重的毛病。苏联同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过特别严重的破坏。总之，痛苦的教训够多的了。共产党人一直在学习。今天还要继续学习。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有学习的能力。学习如何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学习如何防止出现我们的对手试图制造和利用的危机形势。学习如何对付那些试图分化社会主义世界、挑动各国互相对立的行为。学习如何避免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使它们的利益相互协调一致，如何找到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最复杂问题的办法。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80年代中期时的情况怎样呢？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一大批国家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潜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能使人变得高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一切都好，那为什么改革要“闯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呢？不错，这个问题是合乎情理的。
大体上的答复也相当简单：世界社会主义初步确立的阶段，即它形成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而当时肘形成的关系形式实际上却没有随之变化。对这些关系中的消极的积淀没有十分坦率地加以指出，也就是说，阻碍这些关系发展、使之不能进入当代新阶段的一切“制动装置”还没有暴露。但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已经积累了自己的丰富经验。如果再死抓住旧的合作形式不放，局限于这些形式，那就意味着直接损害社会主义的威望和潜力。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从70年代末起，各兄弟国家的领导之间的接触开始带有一种装点门面的味道。在这些接触中，信任气氛和求实精神减少了。
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两年半来共同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还要做下去，也正在做下去。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人文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关系都正在革新。这样做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内部发展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