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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是法国大革命值得记忆的英雄阶段的结束，是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和头戴红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鲁图和加图（Brutus and Cato，古罗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阶段的结束，是夸张的古典和宽宏阶段的结束，但又是发出如下绝望呼号阶段的结束：“里昂不复存在了！”“1万名战士缺鞋。你们没收斯特拉斯堡所有贵族的鞋，并准备好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运到司令部。”[8]这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阶段，因为多数人都处在忍饥挨饿和惊恐不安的状态；而且是一个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变的现象，将全部的历史永远地改变了。其中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把欧洲旧制度的军队像枯草一样扫荡掉。
在专业术语上可称作革命时期的剩余时期里（1794—1799），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纲领基础上，达到政治稳定并取得经济进步。从那时到现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美解决，尽管从1870年后，可在议会共和的多数时期里找到能够运作的处方。制度迅速变换——督政政府（1795—1799），执政政府（1799—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复辟王朝（1815—1830），君主立宪（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1），第二帝国（1852—1870）——种种尝试都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社会，避免雅各宾共和和旧制度的双重危险。
热月党人的最大弱点是，他们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挤压在复辟的贵族反动派和雅各宾——无套裤汉巴黎贫民之间的狭缝中，而后者很快就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感到惋惜。1795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意在牵制和保持均势的复杂宪法，以保障他们自己免受来自左右两方的伤害，并且他们周期性地变换态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勉强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军队去驱散反对派。这是一种与第四共和国惊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结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将军的统治。但是，督政政府对军队的依赖，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周期性爆发的政变和阴谋。（例如1795年的种种阴谋，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1797年的果月政变，1798年的花月政变，1799年的牧月政变。）[6]由于制度脆弱且不得人心，无为而治是保障政权的唯一办法，但主动性和扩张是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军队解决了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克敌制胜，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所掠夺的战利品和征服地也养活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最后那位明智而又能干的军事领袖拿破仑，认定军队可与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扬镳，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支革命军队是雅各宾共和最可怕的产物。从革命公民的“全民皆兵”开始，它很快就变成了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因为在1793—1798年间从未征过兵，而那些没有兴趣和才能当兵的人，大多都当了逃兵。所以，这支军队既保留了革命的特征，也具有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混合物。革命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而拿破仑卓越的统帅才能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革命军队总是保持某种临时征兵的性质，其中几乎未经训练过的新兵是从过去的苦差事中获得练习和士气，正规的军营纪律是无关紧要的，士兵受到人道的待遇，而绝对论功（即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晋升的原则，则产生了纯粹凭借勇气的军队制度。凡此种种，再加上骄傲的革命使命感，使法国军队不依赖比较正统军队所依赖的那些资源。它从未获得过有效的补给体系，因为它驻扎在国外。它从未得到军火工业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其需要；但由于它很快就打了胜仗，以至于所需的军火比理论上少得多。1806年，普鲁士军队的强大战争机器，在一支全军仅发射1 400发炮弹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将军们可以依靠无限的进攻勇气和相当大程度的因地制宜。如众所公认，这支军队也有其原生性的弱点。除拿破仑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其统帅部和参谋工作的效率甚差，那些革命的将领或拿破仑的元帅，其实更像是粗暴的士官长或尉官，他们之所以晋升，靠的是勇敢和服众，而非头脑，那个英勇却很愚蠢的赖伊（Marshall Ney）元帅，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拿破仑常打胜仗，而他的元帅单独作战时则经常打败仗。其粗陋的后勤补给系统，在已高度发展而且可进行掠夺的富庶地区（比利时、北意大利、德意志）是足够的，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荒凉的波兰和俄国大地，它就土崩瓦解了。完全缺乏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800—1815年，拿破仑损失其军队的40%（虽然其中约有1/3是开小差），但这些损失中有90%—98%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受伤、疾病、精疲力竭和寒冷。简言之，这是一支能在短时间的突发性猛攻中征服整个欧洲的军队，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有能力征服，还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方面，就像资产阶级革命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其他许多职业一样，军人也是一种职业；而那些在军队中取得成功的人，则像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能在内政的稳定中享有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支带有雅各宾主义的军队成了后热月政府的支柱，并使其领袖拿破仑成为结束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启资产阶级制度的合适人物。拿破仑，按他家乡科西嘉岛的蛮荒标准，虽也算出身名门，但他本人也是这类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他出生于1769年，在皇家炮兵中缓慢升迁，炮兵是皇家军队少数几个须具备技能的兵种之一。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他强烈支持的雅各宾专政期间，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他赢得一位地方长官的赏识，该长官认为他是一个颇具天赋和前途的军人。共和二年拿破仑成为将军。罗伯斯庇尔垮台时，他幸免于难，在巴黎靠着广结有用关系的天赋帮助他渡过了这一难关。他抓住1796年意大利战役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共和国毫无争议的首席军事家，他实际上不受文官政府管辖，独自采取行动。当1799年的外国入侵暴露出督政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离不开拿破仑的事实后，有一半的权力是别人加诸的，另一半则是他自己攫取的。拿破仑变成了第一执政，接着是终身执政，最后是皇帝。而随着他的到来，执政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在几年之中，法国制定了一部《民法典》（Civil Cade），和教会达成了协议，甚至还建立了国家银行这一最令人注目的资产阶级稳定象征，而世界上则有了第一个世俗神话。
老一辈的读者或那些旧式国家的读者便会知道，拿破仑神话是如何流传于整个世纪，那时没有任何中产阶级的房间里没有他的半身塑像，而写小册子的才子们则辩论说，即使是为了说笑，他也不是人，而是太阳神。这个神话的超常力量不能用拿破仑的胜利或是拿破仑的宣传，甚至也不能用拿破仑无可怀疑的天才，来做恰当的解释。作为一个人，他无疑是异常能干、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并富有想象力的，虽然权力把他造就成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作为将领，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统治者，他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计划者、首领和执行者，足以使周围的知识分子理解并监督其下属的所作所为。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但大多数体验到这点的人，例如歌德，都是在神话已将他拱升至声誉顶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也许列宁是个例外）他的画像，是大多数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即使在今天，都很容易在历史的画廊中辨认出来的，即使从很小的三角商标上，也能认出他那梳至额头的发型和手插进半敞开背心的形象。把他拿来与20世纪的候选人比看谁更伟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拿破仑的神话与其说是建立在拿破仑的功绩之上，毋宁说是建立在他那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涯事实上。这个伟人知道，过去那些撼动世界的人，都是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国王或像恺撒那样的显贵，但拿破仑只是一个“小小的下士”，他完全是靠个人的天才，崛起并统治欧洲大陆。（严格地说，这不完全正确，但他的升迁真是疾如流星，并升得很高，足以使上述描述合情合理。）每一个像年轻的拿破仑那般贪婪地阅读书籍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写些差劲的诗词小说，崇拜卢梭。他们从此可以把天空看成是他的界限，他的姓名环绕成荣誉的桂冠。从此，每一个商人的雄心都有个共同的名字：成为一名“金融拿破仑”或“工业拿破仑”（陈词滥调、千篇一律）。那时有一个独特现象，即当看到一个普通人变得比那些生来就戴王冠的人更伟大时，其他的普通人似乎都会受到激励。在双元革命向雄心勃勃之人敞开世界大门的时刻，拿破仑使他的名字等同于雄心壮志。不只如此，他还是18世纪的文明人和理性主义者的崇拜对象。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因此他又成为19世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
更简单地说，对法国人民而言，他也是其悠久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国外，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国内他也创建了或重建了法国的体制机构，它们一直留存至今。大家公认，他的大部分思想，也许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法国大革命和督政政府预先提出来的；他的贡献在于使它们变得更保守，更具等级性，更具权威主义。他将前辈预见到的付诸实行。明白易懂，成为整个非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世界典范的法国法典，是拿破仑制定的；从省长以下，法院、大学和中小学的官阶是他制定的；法国公共生活、军队、文官、教育和法律的众多“职业”至今还带有拿破仑的外形。除了那25万名未能从他进行的战争中生还的法国人外，他给所有人，甚至为他赢得荣誉的阵亡将士的亲属们，带来了稳定和繁荣。无疑，虽然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为自由、为反对暴政而战，但在1815年之际，也许多数英国人都比1800年时更贫穷，处境更恶劣；而大多数法国人的处境几乎都有肯定的改善。毫无例外，当时仍微不足道的工资劳动者失去了革命的主要经济利益。拿破仑主义作为非政治化的法国人特别是较富裕农民的思想观念，在他垮台后仍长久存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851—1870年，拿破仑主义才被地位不及他的拿破仑三世所驱散。
拿破仑只破坏了一样东西：雅各宾革命，那是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这是比他的神话更强有力的神话，因为在他垮台之后，是这种梦想，而不是对拿破仑的记忆，激励了19世纪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1] 对英国和法国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这两种革命的任何一个中心，都未将其影响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任一特定领域，两种革命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可是，即使当两者最清楚不过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像社会主义，它几乎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发明和命名），也能看出它们明显地来自不同的方向。
[2] 作者并未低估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无疑，它有助于激励法国人，从狭义上说，它也为各拉美国家提供了宪法范例（它可与法国宪法相媲美，有时可作为其替代方案），并不时地激励着激进的民主运动。
[3] 约有30万法国人在1789—1795年间流亡国外。（C. Bloch, L’émigration francaise au XIX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 I (1947), p. 137; D.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51) however, suggests a very much smaller figure.）
[4] “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他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屐，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生活，当他们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而自豪。”参见：J. 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éon（1958），p.111—112.
[5] 拿破仑法国重新夺回海地的行动失败，是促使法国决定彻底结束其美洲残余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出售给美国。于是，雅各宾主义传播到美洲的进一步后果，便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拥有广阔大陆的强国。
[6] 政变的名字是根据革命历中的月份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