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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富人惧怕的劳动贫民力量、笼罩他们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他们实际有组织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更别提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了。他们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从字面意义来说，是“运动”，而不是组织。即使以群众性最强、涉及面最广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1838—1848年）为例，将劳动贫民联系在一起的，也仅是少数传统的激进口号、几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如奥康纳那样成了穷人代言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份像《北极星报》那样的报纸。反对富人和大人物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对此，老战士们回忆说：
我们有一只叫罗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有点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他在封为贵族之后，就开始敌视人民。有个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说，科贝特和科布登是两个不同的人——科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拥护者。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位于华盛顿瓷像不远的样品和版画旁边——是弗罗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义失败的宪章派领袖）的画像。画顶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属于“人民之友肖像画画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画面上方是顶桂冠，下方则表现出弗罗斯特先生以衣衫褴褛的悲惨流浪者形象呼唤正义。……我们的参观者中，最常见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带着一份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的、墨迹未干的《北极星报》，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聆听我们家人为他和其他人朗读“费格斯书信”。报纸先要在火前烤干，然后再仔细整齐地剪下来，以免损坏几乎是神圣产品的每一行字。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里便平静地抽着短烟斗，偶尔把烟斗伸进壁炉，像教堂里的信徒那样，全神贯注地静听伟大的费格斯的音讯。[30]
领导或合作的情形相当少见。1834—1835年的“总工会”，野心勃勃地企图将运动转变成组织，但却可悲又迅速地失败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便是地方劳工群体的自发团结，那些如同里昂丝绸工人的劳动贫民，愿意为了生存奋战到死。使劳工运动凝聚的力量是饥饿、悲惨、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败的因素，则是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众多穷人的饥饿和绝望，足以使他们奋起抗争，但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则使他们的起义沦为社会秩序的暂时危机。英国的宪章运动如此，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劳动贫民运动尚未发展出等同于1789—1794年革命中产阶级雅各宾主义那样的东西。
[1] 1855年，典当给利物浦当铺老板的所有物品中，有60%价值在5先令以下，27%在2先令6便士以下。
[2] 这种厌恶并不适用于啤酒、葡萄酒或已成为人们日常惯用饮食的其他饮料。这种运动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力。
[3] “迫使工人迁出巴黎市中心，一般而言，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都产生了令人悲叹的影响。在旧时，他们通常住在建筑物的上层，其下层由商人和相对来说属小康阶级的其他成员占用。在同一幢建筑物中赁屋而居的人，产生了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邻居在小事上互相帮助，工人生病或失业时，也可以在楼中邻里找到援手。另一方面，一种身为人的尊严感，也始终规范着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段引自当地治安报告的文字，反映出在阶级隔离大蔓延之前，对社会生活和商业环境状况的自我肯定。（Chevalier op. cit. pp. 233—4.）
[4] 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随后的改进）的了解，大多归功于许许多多的医生，他们与资产阶级舆论普遍的自鸣得意和强硬态度适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维勒梅和《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1829）的英国撰稿人——凯伊（Kay）、撒克拉（Thackrah）、西蒙（Simon）、盖斯克尔（Gaskell）和法尔（Farr），还有德意志的几个人，都值得我们给予更广泛的纪念。
[5] 1840年，在195名格洛斯特郡成年织工中，只有15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但1842年，在兰开夏、柴郡和斯塔福德郡逮捕的暴乱者中，只有13%的人可以好好读写，32%的人读写不全。（R. K. Webb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V (1950), p. 333 ff.）
[6] “我们的工人人口中，约有1/3……是织工和雇工，他们的平均所得如无教区补助，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一群人，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体体面面的，受人尊敬的，现在却饱受工资下降之苦和时代之难。为了这群贫困伙伴，我愿意特别推荐这种合作制度。”F. Baker，First Lecture on Co-operation, Bolton，1830.
[7] 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ève，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
[8] 参见皮科克·托马斯（Peacock Thomas）创作的《噩梦修道院》（Nightmare Abbey，1818）：“你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夫人说，“也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你研究写作了这样的论文——‘哲学气体；或者人类思想普遍启迪的工程’。”
[9] 1821年，兰开夏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P. Gosden,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75 (1961), pp. 23,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