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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论其二，现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运动又可分为几支，其一便是赋予法西斯现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倒戈者、新闻记者墨索里尼的杰作。墨氏的名字贝尼托（Benito），是为纪念矢志反对神职势力的墨西哥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Romagna）地区反教廷的传统。连希特勒都毫不隐瞒，自己那一套，原师法墨索里尼的道统，对墨索里尼本人自是无限尊敬。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暴露出其无能的弱点之后，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终不减。为了回报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响应了前者的反犹运动，但这是之后很久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则根本不见反犹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国统一以来，也从来不曾有过反犹的举动。[3]不过，意大利确也曾鼓励并资助过其他地方类似法西斯精神的运动，并在最意想不到之处，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犹太人锡安复国“修正主义”（Zion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杰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张影响。这一支走犹太复国运动的路线之人，日后于70年代在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不过单靠意大利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夺取德国政权，法西斯主义绝不可能变成大趋势。事实上，意大利地区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运动，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党派（Arrow Cross）为最，该党曾在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不记名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选票。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铁卫队团体（Iron Guard），该派获得的实际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财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区的活动，例如帕韦利奇（Ante Pavelich）领导的克罗地亚族恐怖团体乌斯达莎（Ustashi，编者注：原文Ustasa，暴动者之意，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转向德国寻求精神和金钱资助之后，这些团体才开始大展宏图，并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拢。总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举起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遍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国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论其如何野蛮反动，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对欧洲造成较大冲击，全是因为当时德国国际霸权地位不断提高之故。否则，各国原本与法西斯无缘的反动统治阶层，又何必自找麻烦，装模作样频向法西斯分子暗送秋波呢？正是在德国声势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萨拉查，才于1940年宣称他与希特勒两人交好，英雄“所见略同，而携手同盟”（Delzell，1970，p.348）。
1933年后，各股法西斯势力，一致意识到德国霸权的势力，然而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彼此之间却难寻出相似之处。像这样一类理性不足、全靠直觉意志当家的运动，理论基础往往甚为薄弱。虽然在保守知识分子活跃的国家里，如德国即是一例，反动理论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们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粉饰性的层面，而非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核心思想。墨索里尼虽然有宫廷理论家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为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一旁大敲边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请理论走开，于法西斯的存在也无妨碍。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尔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张如“统合国家”等特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希特勒很快便对这类做法失去兴趣了。更何况一国之内，企业组合群立的现象，从根本上就和以个人为参政基本单位的平民社会观念（Volksgemeinschaft，or People’s Community）相冲突。甚至连占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种族主义，一开始也不见于原版的意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反共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成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法西斯主义，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之中，借着动员群众，发光发热，并利用盛大的公众场面，维系其象征意义——例如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群众大会；意大利民众齐集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遥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阳台上招手致意——不论法西斯还是共产党，得权之后，也都一再使用种种运用群众力量的象征举措，始终不曾放弃这个法宝。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者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希特勒一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红旗为自己的党旗，并在1933年立即响应，以红色革命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德国的法定假日。党名、党旗、法定节日，纳粹袭用社会革命运动手法的意图，明显已极。
法西斯与传统右派，还有另外一项不同之处。虽说前者也大鼓其如簧之舌，主张回到传统的过去，而那些恨不得一手抹掉过去这个纷乱世纪的怀古派，也给予法西斯热烈的支持；然而归根究底，法西斯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在纳瓦拉（Navarra）地区大力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皇党王室正统派（Carlist），也非印度甘地，一心想返回工业革命以前那种朴素自然、小村落手工制造生产的年代。在真正的意义上，法西斯毕竟不属于传统主义的运动潮流。不错，法西斯也认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至于这些“价值观”到底有没有“真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予讨论）。法西斯抨击自由派要求从父权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中，生养众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现代文化，认为它会腐蚀社会人心，其中尤以现代派的艺术为罪大恶极。这些艺术家被德国国社党当成堕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是尽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线——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却不图保留保守秩序的传统守护人，亦即国王与教会。法西斯的打算，是设立一个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体系取而代之，而新领导阶层则出自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类似宗教崇拜的地步。
因此，法西斯推崇的“往日时光”，不过是人工制造的假物。他们的传统，是人为的发明建造。即使连法西斯宣扬的种族主义，也与美国人寻根续谱的意义不同。后者是为了万世血统纯正的虚荣，想要证明自己是16世纪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乡间某位具有武士身份的小地主的具有纯正血统的后裔。可是法西斯的种族思想，却来自19世纪末期后达尔文主义（post-Darwinism）遗传科学的杂家学说（遗传学在德国特别受欢迎）。说得更明白一点，法西斯倾心的是应用遗传派［亦即优生学（Eugenics）］，该派妄想借用优胜劣汰的过程，选留优种，剔除劣种，创造出一支超级的优秀人种。而这一支借希特勒之力将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种，是无中生有的，并非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种族，本来连个名字也没有，到了19世纪末期的1898年，才由某位人类学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种名：所谓“北欧民族”（Nordic，也指日耳曼人，意指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个长颅、金发白肤的人）。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原则，既对18世纪的遗产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连带之下，自然应该不喜现代化的发展及进步才对。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实际需要，它却又迫不及待，忙将自己那一套疯狂无理的念头，与现代科技连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识的理由，削减本身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参见第十八章）。在打击自由主义一事上面，法西斯更获得全面胜利。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明了人类可以一手推销如精神错乱般的人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奇特组合，从20世纪后期，基本教义派极端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令人可见一斑。
因此，极端的国家主义，兼有保守圈子的价值观点，以及从群众出发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创的一套野蛮无理的新型意识。但是，对此我们尚须做进一步的阐释。极右派兴起的非传统主义运动潮流，早在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在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等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涌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动力，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工人阶层。19世纪末期移民潮正如同20世纪末期移民潮的预演。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W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工人运动壁垒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邪恶力量的媒介。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较大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此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遍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工人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购买生活所需及与外界经济活动联络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扎尔、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是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社会历史及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其中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且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19世纪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人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20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高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显得相当少——全部只死去800人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苏联境内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出于传统的褊狭心态，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中下阶层魅力特别大。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中下阶层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换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经历类似法国大革命重大转变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阵营里面，例如英法美三国，革命的传统弥漫一切，足以抵挡任何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美式的民粹主义，固然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有大国沙文主义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一旦法国革命精神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调不再重弹，革命老将就不再追随新起的政治口号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挥舞着纳粹旗帜的活动者，多来自地方上的专业人士，包括兽医、土地测量员等等，而他们原都是当地自由派的一员，属于受过教育，从乡下教区环境之下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同样，日后到了20世纪，正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解体，许多体力劳动者从此无所忌讳，根深蒂固的沙文思想与种族偏见，便开始宣泄无遗。在过去，他们虽然也不免接触这些偏激思想，但为了效忠工人运动起见，他们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党派唱反调。党的立场既是热情反对顽固的沙文主义及种族思想，自己当然不便公开表露真实的感受。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
某些历史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纳粹支持者翻案，凡是1930—1980年间对这方面所做的“任何”研究，都想将其中原有的共识予以推翻（Childers，1983；Childers，1991，pp.8，14—15）。然而，法西斯思想兴起并发展的年代里，以中产及中下阶层为其主要支持者的现象，却是连这一批学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鉴于对法西斯党阶层成分的研究甚多，就以其中一个对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议会成员的分析为例：1932年，当选维也纳区议员的国社党员之中，18%是自由职业者，56%为白领阶层、写字间职员及政府公务人员，16%属于蓝领阶层。同年在除维也纳以外的5个入选奥地利议会的纳粹党人中，16%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51%从事写字间职员等职，另10%为蓝领工人（Larsen et al，1978，pp.766—767）。
这些数字，并不表示法西斯运动得不到工人阶层广泛支持。姑且不论罗马尼亚铁卫队的领导层成分如何，支持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民众，毕竟还是来自贫农大众。至于匈牙利箭十字团体的选民，则多属工人阶级（共产党在该国不合法，而社会民主党则因受到霍尔蒂政权的包容而在选票上付出代价，成员始终不多）。在奥地利，自1934年社会民主党受到重挫之后，大量的工人选票流失到纳粹党去，此种趋势，在乡间尤其明显。更有甚者，一旦法西斯政权身份确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地位之后，如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党，许多原本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党的工人，也都纷纷转向与新政权认同，人数之多，实在不是坚持左派传统的人愿意看见的。不过尽管如此，法西斯路线毕竟跟农业社会的根本传统相违（除非像在克罗地亚地区，受到罗马天主教会之类组织的帮助而强化）。而一般与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认同的党派，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和法西斯思想势不两立。因此，支持法西斯的核心民众，自然要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为主。
然而，法西斯的原始要求，到底能引起中产阶级民众多少共鸣，这却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对年轻一代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之强，自是不在话下，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的大学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一向都强烈倾向极右派。1921年（即早先“进军罗马”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成员的13%为学生。至于德国，早在1930年时，就已经有5%—10%的学生加入党派，但那些在日后成为纳粹党员的德国人，在这个时候，多数对希特勒还没有多大兴趣（Kater，1985，p.467；Noelle／Neumann，1967，p.196）。我们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党员之中，中产阶级的前军官比例甚高。这些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前所未有的旷古大战，战事虽然惨烈，却是他们人生事业的高峰。与战时璀璨的成就相较，后来的平民生活实在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当然，有这类心态之人毕竟只是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属于对行动派醉心的人。而对多数人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降低，不管这是真实的地位，还是传统心态自以为应有的地位。总之，随着维系旧有社会秩序架构的变形崩裂，极右派的要求，在他们耳中变得更为动听。德国币值在通货膨胀之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继之又是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双重打击实在太重，连中产阶级的中高层公务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走上极端。这些中高级的政府官员的职位，通常都被视为铁饭碗，若非情势极端险恶，谁不乐得在那些缅怀下台皇帝威廉的老派保守爱国政权之下逍遥自在呢？要不是国家已经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脚下四分五裂了，谁又愿意为兴登堡元帅（Field Marshal Hindenburg）领导的共和国卖命呢？两次大战之间，多数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德国百姓，都相当怀念德皇威廉统治的帝国时代。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多数联邦德国居民都以为德国史上最好的日子就是现在（只是想当然），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中，却有42%觉得1914年以前的年代比现在更好。相形之下，只有32%深受今日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打动（Noelle／Neumann，1967，p.196）。1930—1932年间，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选民，纷纷倒向纳粹，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法西斯的真正建筑师。
鉴于两次大战之间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在报界极得好评，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舆论评价。唯一不给他们好脸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国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长恐怖小说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曾这样写道：“多亏了法西斯主义的大胆实验，否则过去这10年来，政坛人士恐将交白卷，毫无建树可言。”（Graves／Hodge，1941，p.248.）这倒是真的，通常擅写恐怖小说之人，少有为左派思想所动者。希特勒之所以夺权成功，还得感谢传统右派阵营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却过河拆桥，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也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小党派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党派）招纳到门下，因为他领导的阵营，是以右派全体大联合为名，共同对抗1789年及1917年两场革命的幽灵，虽然这两场革命之间有何不同他并不清楚。佛朗哥运气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边，可是他却派了一支志愿部队“蓝色分队”（Blue Division），前往苏联战区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那一群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而法国的贝当（Pétain）元帅，当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纳粹一路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法国被德占领地区当中，世人很难分辨，到底哪些法国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国走狗，哪些又只是拥护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的小配角。两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某些法国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译者注：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犹阴谋陷害而被判叛国罪。事件爆发，法国各界均卷入这场风暴，各政治党派也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讦。法国文学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离开法国）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边，不但深恨犹太人，对这个共和国更无好感——维希政府里一些元老，自己当年甚至就干过这桩事——于是在上一辈或本身这类情绪的影响下，糊里糊涂，便染上了倾心“希特勒欧洲”狂热分子的色彩。简单地说，所谓两战之间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联盟成员范围极广，从主张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一直到濒于法西斯病态心理边缘的偏激分子，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但是保守主义及反革命者，力量说起来强大，通常却很少行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出世，不啻为他们带来一股蓬勃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保守力量战胜混乱时局的实例。（亲法西斯意大利的那群人，与人辩论时总喜欢拿这件事做例子：“在墨索里尼领导之下，连火车也准时了。”）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共产党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英国政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门下，报界巨子之一的罗瑟米尔子爵（Lord Rothermere），也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领导的运动，不久即为该国可敬的政坛人士所唾弃，后者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也旋即停止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cists，莫斯利所创）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够赢得两人的欢心，不可不谓意味深长。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仍被世人视作政治社会稳定的模范。对于这个荣誉，它也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