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的问题
关于教育和数字技术的观点似乎来自很多不同的作者和思想家。但深挖之后，我发现，绝大部分观点来自一小群精英人士，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凭空想象并且误解技术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了解这些人之间的深层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摆脱那些关于技术的过于简单的无效思考。
计算机系统是它们制作者的代言人。由于历史上创建计算机系统的人并没有什么多样性可言，技术系统的设计和概念中有一些嵌入的信念，我们最好重新思考并做出修改。首先，我先讲一个关于技术走了弯路的故事：
2016年7月底一个晴朗的日子，戴维·博格斯觉得这天气用来飞行再完美不过了。博格斯刚弄到一个新玩具：一架配置了最新视频流媒体技术的无人机。他等不及要带它出去试飞。于是，他的朋友都到齐之后，他把无人机拿出来，开始展示它的功能。
无人机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博格斯和他的朋友在iPad上观看飞行视频，开心地欢呼。他们所在的肯塔基州小镇位于路易斯维尔市郊外的布利特县，从空中俯瞰可真不一样。整齐的一层和二层房子看起来像玩具房子一般大小。无人机飞得越来越高，原本视频中还能看到小镇上许多尖尖的屋顶，现在只看到一块块灰色的长方形。博格斯家附近树木繁茂的那片区域，看起来就像一条绿色的河流过整个街区。田野看起来辽阔无边。
博格斯控制着无人机往西穿过61号公路，然后转向北边，打算拍摄一个好友的房子。不料，一声巨响，无人机急速下降，跌到了地面上。
梅里德斯家的孩子们一直在屋子外边玩耍，突然听到一阵嗡嗡声。无人机的原理就跟直升机一样，但声响有些不同。直升机发出的是类似低音大鼓那种沉闷的声响，而无人机发出的声音则是尖锐的，就像小孩子放声尖叫“咿呀……”，而且不肯住口的声音。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项研究发现，正在飞行的无人机发出的噪声比地面上行驶的车辆噪声更加烦人。[1]梅里德斯家的孩子们听到了声音，跑去告诉他们的爸爸威利·梅里德斯。他们都糊涂了。这是一架掠夺者侦察机吗？孩子们有没有危险？噪声还在继续，他们很难冷静思考。威利·梅里德斯抓起他的猎枪，装上子弹，朝着这个飞着的靶子射击。无人机疯狂地转向，然后消失了，坠落在附近的公园里。噪声终于停止了。
博格斯和他的朋友立即驱车前往无人机在iPad上显示的坠落地点。他们在梅里德斯家的前院看到威利，他看起来焦虑不安。大家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博格斯很生气。他花了2 500美元买了这台无人机，而他这位邻居竟然开枪把它打下来了？！梅里德斯也火冒三丈。这位邻居从空中监视他的家人是想干什么？这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吗？公民在自己家里应该享有隐私权！冲突升级了，梅里德斯举起猎枪指着博格斯和他身边那帮人。博格斯报了警。警察很快就到了，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书上可没有教怎么调解公民之间关于飞行机器的争端。梅里德斯并非反季节狩猎，因为无人机不是动物。他也不是故意破坏他人财物，因为他是在自己的住所范围内把无人机打下来的。
最后，警察决定逮捕梅里德斯，因为他是持枪的一方。后来在警察局，警方因为他向空中射击，以一级鲁莽行为、刑事恶作剧的罪名对他提出指控。他的妻子交了2 500美元保释金，他很快就回家了。几个月之后，法官驳回这两项起诉，裁定梅里德斯有权开枪射击一个在他的房产范围内不正当盘旋、侵犯他隐私的机器人。[2]
我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问问无人机设计师和营销人员：你们以为会发生什么？美国是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家。你们做了一个间谍飞行器，它会发出恼人的噪声，而且这架飞行器和它的摄像机没有任何使用规则或社会规范。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人们开始使用新玩意儿时，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科技文化中，总有一些人对此显得太过天真。也正因如此，总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微软的开发者曾制作过一个推特聊天机器人——Tay，本意是让它通过与其他推特用户进行直接互动来“学习”。很快，推特网友就用污言秽语“教坏”了Tay，把它变成了一个充满人身攻击、骚扰的平台。这个机器人“学会”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仇恨言论。开发者们惊讶地把Tay下了线。[3]
还有一次，有几个开发者制作了一个带GPS功能的机器人娃娃——hitchBOT，想通过让它在全国范围内搭乘顺风车，来展示陌生人善良的一面。计划是这样的，你把hitchBOT带上，开车到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然后把它留下，让其他人带着它上路。按这个计划，hitchBOT应该能周游全国，遇到许多愿意用技术帮助别人的好人。结果，hitchBOT最远到了费城，就被人肢解了，扔在一条黑暗的小巷子里。[4]
对技术盲目乐观以及对新技术的用途缺乏足够的谨慎，是技术沙文主义者的标志。
关于科技发明者最后罔顾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故事有很多，就从我最喜欢的科技大拿马文·明斯基说起吧。明斯基毕业于安多佛中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回顾1945年到2016年，几乎所有有知名度的技术项目中都能看到明斯基（或他的作品）的名字。
明斯基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是黑客的诞生地。那儿没有什么规矩。明斯基手下的第一批新成员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简称TMRC）的学生组织，他们当时还在制造继电器式计算机，为模型火车提供电力。TMRC的成员对鼓捣机器非常着迷。20世纪50年代后期，麻省理工学院拥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型计算机之一，TMRC的成员经常在课后偷偷跑去主机房，用那台计算机运行自己写的程序。
有些教授可能会因学生非法闯入并使用学校资源而惩罚他们。但明斯基不同，他聘用了他们。“这帮人很古怪。”他在一段口述历史中回忆道，“他们有一个年度的比赛，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乘坐完纽约市的所有地铁。这大概需要36个小时才能完成。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记录这些事情，研究地铁时刻表，并计划自己的路线。这些家伙都是疯子。”[5]然而，对计算机科学来说，这是一种极富生产力的疯子。这种对细节的疯狂痴迷以及对构建事物的极度渴望，恰恰就是编写计算机程序和构建硬件所需要的特质。明斯基的实验室开始蓬勃发展。
他的招聘方法并不正统。明斯基就是明斯基，他就是那种人。他家楼上总会住着一名研究生或者其他什么客人。只要你在客厅坐上足够长的时间，就有机会碰到政客、科幻小说作家或者著名的物理学家顺道来跟你闲聊——他根本不需要招聘。“有些人会发消息或求职信过来，说对我这里的项目感兴趣。我会回复他们，‘那你就过来，试试自己喜欢不喜欢这里’。”明斯基回忆道，“他们通常都会过来待上一两周，我们会支付给他们足够生活的报酬。如果他们感觉跟我们合不来，就会自己离开。印象中，我们从来没有解雇过谁。说起来非常奇怪，但这是一个有着无穷精力的团体。这些黑客有自己的沟通方式。他们可以把需要一个月工期的事情在三天内完成。如果来了天赋异禀的新人，他们会一拍即合。”史蒂文·利维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The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斯图尔特·布兰德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edia Lab）和许多其他出版物，都将TMRC俱乐部和明斯基实验室的故事收入其中。[6]马克·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的第一个信条“快速行动，打破陈规”也是受黑客伦理的启发。扎克伯格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也上过明斯基的课。
1956年，明斯基和他的合作者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组织了第一次人工智能大会。两人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前身，如今仍是全球技术创新应用的中心，也启发过包括乔治·卢卡斯、史蒂夫·乔布斯、艾伦·阿尔达和佩恩与特勒组合在内的无数人。（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好意，我也曾受聘参加过一个软件项目，研究明斯基的理论。）
明斯基的职业生涯处处都能交上好运。今天，大多数教授都不得不在不断紧缩的资助环境中极力争取资金。而在明斯基那个年代，投资就像水龙头里流出的自来水一样。他在访谈记录中说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没有写过任何项目提案。我身边总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杰里·威斯纳这样的人。
大概在1958年或1959年，约翰·麦卡锡和我都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我们就已经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了。我们有几个学生也在研究这个课题。杰里·威斯纳来过一次，问：“你们还顺利吧？”我们告诉他，我们很好，但要是能再拨三四名研究生就更好了。他说：“你们过去找亨利·齐默尔曼，就说是我说的，让他给你们一个实验室。”两天后，我们就有了这个有三四个房间的小实验室。此外，IBM给了麻省理工学院一大笔钱，用以推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但麻省理工学院没有人知道该拿这笔钱做什么。于是，他们把钱给了我们。
一大笔钱，加上无数极富创造力的数学家对未来世界可能性的探索性设想——这就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初的样子。最终，明斯基带领的这个精英小圈子掌握了学术界、工业界甚至好莱坞的技术话语权。
科幻小说作家亚瑟·C.克拉克和斯坦利·库布里克合著《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曾向明斯基寻求建议：如何刻画太空飞船上一个尝试拯救世界，但最终把全体船员都毁灭了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明斯基不负所望。他们一起打造出了HAL 9000——哪怕到了今天，这台计算机仍集人们对超级人工智能的所有期待和恐惧于一身。大多数人都记得HAL 9000那只发着红光的“眼睛”。那只可怕的眼睛，看起来跟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数字计算机ENIAC上的眼珠子可谓一模一样（它其实是ENIAC的显示装置）。约翰·冯·诺伊曼是明斯基的导师之一，他提出了计算机存储的核心概念之一，促成了ENIAC的诞生。
明斯基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基本只限于科幻小说类。他自己也写科幻小说，跟艾萨克·阿西莫夫和其他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都有来往。在与这群朋友的交往中，科幻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有时候会变得很模糊。明斯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他们的一些古怪的项目：
我对亚瑟·克拉克关于太空电梯的想法很感兴趣。我大概花了6个月时间跟利弗莫尔的一些科学家合作，他们也在考虑设计这样的东西。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用碳素纤维和一些无比坚固的金属丝制作成皮带轮，把它从地球拉到比同步卫星还高的地方，再往下拉回到地球。这样就可以用滑轮把东西传送进太空了。亚瑟·克拉克研究出了这个理论，他把这个装置称为“喷泉”。
概括一下：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想象出一个可以通往太空的电梯。于是，他让他的科学家朋友明斯基（他时不时会住在明斯基家里）相信太空电梯是个好主意。明斯基又说服了一些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朋友，去研究如何制作这台无比巨大的太空电梯。这个实验室现在是由国家核安全局和能源部资助的国防研究室。这些杰出的科学家真的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来研究这台太空电梯。
技术界无人不知明斯基，而且每个人都依赖他。众所周知，史蒂夫·乔布斯从艾伦·凯和他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团队那里获得了在计算机上使用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灵感。1985年，约翰·斯卡利接替乔布斯接管了苹果公司时，艾伦·凯告诉斯卡利，他们需要出去寻找新技术的灵感来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苹果的下一个重大举措寄望于施乐帕克。斯卡利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这导致我们在东岸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花了大量时间，和马文·明斯基、西摩·帕普特合作研究。我们最后把很多技术放入了艾伦和我一起制作的一个名为‘知识领航员’的概念视频中。这个未来电脑的概念意味着，电脑将成为我们的个人助理，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7]他说的就是现在的语音助手技术，比如苹果的Siri、亚马逊的Alexa和微软的Cortana。
这些语音助手都被技术主管和开发者们赋予了女性名字、默认设置为女性身份——这绝非偶然。“我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一些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她们不是完整的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人类学：灭绝焦虑与机器》（An Anthropology of Robots and AI: Annihilation Anxiety and Machines）一书的作者、社会人类学家凯瑟琳·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在2015年接受LiveScience采访时说，“她们最为必要的部分是可复制的，但若要做出更复杂的机器人，那这些机器人一定是男性。”[8]
明斯基甚至可以算是谷歌创立的幕后推手。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发明了PageRank算法。这一个革命性的搜索算法促使两人创立了谷歌，一个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拉里·佩奇的父亲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工智能学教授老卡尔·维克托·佩奇，他应该涉猎过明斯基的研究，并且会在人工智能大会上跟明斯基进行交流。拉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导师是特里·威诺格拉德，而后者将明斯基视作导师。威诺格拉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导师则是明斯基的长期合作者和商业伙伴西摩·帕普特。谷歌的许多高管都是明斯基的研究生，比如雷·库兹韦尔。
明斯基是这个领域的黏合剂，是一个格拉德威尔式的“联系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这个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个别地方有计算机。马文·明斯基就在那些地方来来去去，算算这个算算那个，创造出一些东西，又修修补补，也在那儿闲逛来晃荡去。
明斯基式的创造性混乱既有趣宜人，又富有感召力。这也很危险。明斯基和他那一代人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今天的人。比如，当时人们对辐射安全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有一次，一位曾是明斯基门下研究生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利斯口袋里装着一个辐射探测器去了明斯基家里。（希利斯是一名超级计算机发明家，如今和《全球概览》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共同经营今日永存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在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位于得克萨斯州牧场的一个洞穴里制造一个能运行一万年的机械时钟。）辐射探测器开始失控。希利斯此前就和明斯基一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在房子里到处寻找辐射源。他发现，探测器在一个壁橱旁边时警报声最大。于是，希利斯打开它。原来，壁橱里塞满了化学制品。他一件一件将它们挪开来侦测，但没有一件是辐射源。随后，他又发现壁橱后面有一块秘密隔板。他很好奇，于是把它打开，看到了一具人体骨骼。
希利斯跑上楼，把这个发现告诉明斯基和他的妻子格洛丽亚·鲁迪什。他们听到消息的反应，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兴奋。“它就在那里吗？”格洛丽亚说，“我们已经找了它好几年了。”原来，那是她在医学院时使用的一副骨骼。然而，它也并非辐射源。
最后，希利斯从壁橱里翻出了更多东西，发现了明斯基从一家二手商店淘到的旧间谍相机的镜头。老式的镜头有时会用放射性元素处理，以提高折射率。“那玩意儿具有危险的放射性，”希利斯后来回忆道，“我把它弄出了明斯基家。”[9]说到鼓捣新玩意儿，明斯基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认为传统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们。明斯基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一些朋友在一座曾属于建筑师巴克敏斯特·富勒的房子的后院制造出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明斯基那一代人把这种认为创造比传统（或法律）更重要的态度传给了下一代的学生。后来，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等科技公司CEO的行为就体现了这一点。2017年，卡兰尼克因在公司创造出性骚扰文化（以及其他原因）而被优步撤职。他也有一种不把法律当回事儿的态度。他不顾本地出租车和豪华专车的规章制度，在世界各地运营优步；他做了一个名为“Greyball”的程序，帮优步通过计算躲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他曾被监控拍到辱骂一名优步司机，甚至对优步司机强奸乘客的事端视而不见。[10]优步前工程师苏珊·福勒曾在网上发表博客文章，说卡兰尼克的技术经理在处理福勒提出的骚扰投诉方面几乎是毫不作为的。福勒的多次晋升机会都被否决了，而且经常遭到男同事的性挑逗。优步的人事部门本该留意到，福勒面对的是教科书级别的职场性别歧视案例。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反而告诉福勒，这是她的错，让她注意自己的行为。
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漠视，并非始于明斯基的时代，早在计算先驱艾伦·图灵的时代已经如此。图灵和明斯基一样，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他的社交能力糟糕透顶。图灵的传记作者杰克·科普兰是“计算的历史之图灵档案网站”（Turing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的管理者。他写道，图灵喜欢一个人工作。“阅读他的科学论文，会让人感觉世上其他孜孜不倦试着解决相同或相关课题的其他人与事仿佛都只是尘嚣，完全不存在。”[11]科普兰这样写道。真实的图灵跟图灵传记片《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中本尼迪克特·坎伯巴奇所演绎的那个角色不尽相同，他本人相当邋遢。他总是穿破旧的衣服，指甲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也总是乱蓬蓬的。科普兰这样写道：
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图灵，会发现他其实很有趣。他快乐、活泼、有激情、滑稽，心中满是孩子般的热情。他大声地发出沙哑的乌鸦般的笑声。但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图灵总是一个人。”密码破译员杰里·罗伯茨说，“他不太爱跟人说话，但他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还算合群。”图灵跟所有人一样，也渴望情感和陪伴，但他似乎在哪儿都无法融入。他为自己在社交上的无能而烦恼，但这就跟他那乱糟糟的头发一样，仿佛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偶尔也会很粗鲁。如果他觉得有人没有足够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会直接走开。图灵是那种会在无意中惹恼别人的人，那些傲慢自大的人、权威人士和在科学上装腔作势的人尤其容易被他无意惹恼。他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他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助理吉姆·威尔金森饶有兴致地回忆说，有些时候，跟图灵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避开他。在古怪、邋遢、失礼的外表下，图灵始终保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纯真，还有敏感和谦逊。
注意那句话，“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图灵”。这种话通常用来描述那种令人不快或难以忍受的人，但同时有一些理由让你不得不忽略他的可怕之处。在图灵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宽恕他的行为，是因为他在数学上聪明绝顶。
这种抛开外貌之类表层特征的社交，是数学界社交文化的奇妙事物之一。然而，这并非总是好事。当人们对社会公序良俗也表达出与此同等的蔑视，就会导致数学能力被过分看重，社会架构失衡。数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领域内对于许多反社会行为并无谴责之意，因为作恶者是某方面的天才。正是这种态度，构成了技术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在技术沙文主义中，有效的代码优于人际互动。
技术还继承了数学家们对于“天才崇拜”的推崇。天才崇拜导致许多人被推上神坛，也强化了这个行业的边界，伪装出一系列结构性的歧视，让外行人无法靠近。数学界对于数学家的出身非常痴迷。网上有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学系谱项目，它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根据数学家们在哪所大学跟着哪位导师完成博士学位的信息，列出了数学家们的“祖先”和“后代”。明斯基知识上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693年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想要知道这件事为何重要，我们需要看一看现代计算机的发展之路。
要说最早的计算机，你可能会想起小学数学课上用过的算盘。算盘是一种十进制的计数装置，因为人类有10根手指和10根脚趾。如今常见的算盘就是一系列小棍串着珠子，每根小棍串着10颗珠子。算盘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计算的东西。
算盘之后，数学技术的下一个重大发展是星盘，用于海上天体导航。随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时钟：水力时钟、弹簧时钟和机械时钟。这些都是重大而精巧的发明，但从计算机的设计层面看，更重要的一项突破是1673年德国律师与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制造的“步进计算器”。这台计算器有一组旋转的示数轮，它们会随着手柄转动。只要示数超过9，它就会回到0，临近的示数则增加1。每一个示数轮就是一个数位，代表增量10。在之后的275年里，计算机沿用了这一台机器的设计原理。[12]
莱布尼茨不满足于单单做算术，他还有更重要的数学要研究。发明了这台机器之后，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让优秀的人浪费时间来算术简直侮辱尊严，农民拿个机器一样能计算得精准。”
1801年，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发明了穿孔卡片织布机，这让数学家们跳脱窠臼，对计算机器的设计产生了不同的想法。雅卡尔的织布机采用的是二进制的逻辑：卡片上的孔代表二进制的1，没有孔则代表0。机器根据卡片上是否有孔洞，编织出复杂的花纹。
人们花了几十年才弄清楚这些细节。最终，英国科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在1822年开始研究他所谓的差分机，这才算有了突破。这台机器可以获得多项式的近似值，这意味着数学家能够描述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范围和气压。差分机的设计原理还允许它计算对数和三角函数，这些函数很难用人工来计算。巴贝奇花了很多年制造这台差分机，总共用了2.5万个元件，整台机器重达15吨，但他没能成功让它运行起来。然而，1837年，巴贝奇发表了另一个更好的想法：分析机。这是一个能够使用条件分支和循环来解释编程语言的机器设计。今天的计算机还能看到分析机一些功能的影子，比如执行运算、处理逻辑和增加内存的能力。当时，阿达·洛夫莱斯为这台设想的机器编写程序，她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遗憾的是，分析机远远领先于它的时代，它最终也没能运行起来。1991年，科学家们按巴贝奇的设计将分析机组装了出来，发现当年如果有其他重要的部件，比如电，分析机就能运行起来。
现代计算机发展的下一个里程碑，是1854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乔治·布尔提出的布尔代数。布尔代数基于莱布尼茨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以逻辑为基础的系统。这个系统只有两个数字：0和1。所有的计算都通过两个运算符实现：与（AND）、或（OR）。
随着19世纪的发展，机械的加法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垮掉的一代”小说家威廉·S.伯勒斯的祖父威廉·苏厄德·伯勒斯在1888年获得加法机的专利，并且发家致富。托马斯·爱迪生在1878年发明第一个电灯泡之后，电力开始广泛应用，并使得各种机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机电技术的新进展意味着人人都可以使用加法机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不过，这台机器操作很费力，要反复按很多按钮。在高等数学项目中，人类计算员仍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人类计算员，就是受雇做计算工作的职员。他们做的这些数学运算是为了编写数学表格。这些表格对统计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银行家和弹道学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日常工作都要依赖复杂的计算。如果要对非常大的数字进行乘法或除法运算，或是求一个数字的幂或n次方根，都是非常费力和繁重的工作。在预先计算好的表格里查找结果相对要简单一些。这个工作系统多年来一直运转良好。早在公元2世纪，埃及数学家托勒密就开始使用数学表格；1758年，法国的天文学家也只使用人力和数学查询表来计算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有限的人类计算员成了进步的重要障碍。19世纪数学家的一个主要烦恼是劳动力严重受限。今天，如果你想雇人来做计算工作，可以雇用不同性别的人。但在19世纪，你只能雇用男性。当时，只有少数女性接受过足以用来进行必要计算的数学教育。而在这少数人中，能得到家人支持而走出家门寻求职业机会的就更少了。在19世纪，美国大多数女性甚至没有投票权。直到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召开，标志着女权运动的开始。《第十九修正案》直到1920年才通过。许多男性在女权运动中是盟友，但数学家并不以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闻名。我的同事布鲁克·克勒格尔在他所著的《妇女参政：女性如何利用男性获得选票》（The Suffragents: How Women Used Men to Get the Vote）一书中，记录了许多为女性平等而奔忙的男性。在这些男性之中，有几位历史教授、文学教授、哲学教授，就是没有数学教授。[13]
19世纪也是美国最大的耻辱——奴隶制的时代。黑人本可以做人类计算员，本可以成为劳动力大军中高效的一员，但他们当时却被奴役，成为强制性劳工。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们被殴打、强奸甚至杀害。在整个19世纪，有色人种被强行排除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由此也被排除在知识精英阶层劳动力之外。直到19世纪末，奴隶制才结束——亚伯拉罕·林肯于1863年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随后于1865年颁布了《第十三修正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接受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增加。许多人认为，要在这个国家实现公平、平等和综合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9世纪的数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各自做出了选择。有的人选择实施社会变革（解放奴隶、普选权、打破阶级壁垒等），允许白人精英男性之外的其他人得到更多教育机会，为他们提供工作培训，以此发展潜在的劳动力。有的人则选择维持现状，转而去制造能完成工作的机器。
而且，他们把机器制造出来了。
不过，平心而论，这些人总是要制造机器。那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也是他们所在领域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当时全世界都热衷于开发利用蒸汽动力、电力和其他领先的新技术来发展新机器的热情之中。也许，期待他们身兼经济学家（无论他们的专业领域与经济学多么近）和民权活动家（当时甚至还没有这个短语）的工作是不公平的。我在高中上三角学课的时候，也必须用到数学查询表。它用起来确实非常麻烦，我举双手赞成利用机器进行乏味的复杂运算，从而节省人力。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体现了在科技行业中，这种特殊的白人男性偏见有多深。在可以选择将更多不同的人引入劳动力大军的情况下，19世纪的数学家和工程师们转而选择制造能取代人的机器——这将带来巨大的利润。
快进到明斯基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这门新学科是如何继承了数学界的这种偏见的。这帮人跟明斯基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拥有惊人的创造性，却也在技术圈固化出一种亿万富翁男孩俱乐部的文化。数学界、物理界和其他“硬科学”界都从来不曾对女性和有色人种敞开大门，技术界同样如此。
物理学家斯蒂芬·沃尔弗拉姆曾讲过一个关于明斯基的故事。那个故事很好地体现出明斯基那一代人中常见的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微妙假定：
我认识的马文是严肃和古怪的完美结合体。不管谈论什么话题，他都能侃侃而谈，而且大部分观点都很不寻常。有时他的观点非常有趣，有时就只是很古怪。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波士顿旅游的时候，从马文的女儿玛格丽特（她当时在日本）那里转租了一套公寓。玛格丽特养了许多精致的植物。有一天，我注意到有些植物的叶子上出现了难看的斑点。
我在植物方面不是专家（当时也没有互联网可以搜索），于是赶紧打电话给马文，问他应该怎么办。接着，我们就开发微型驱逐粉蚧的机器人的可能性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虽然讨论过程特别有趣，但最后我还是不得不问：“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玛格丽特的植物呢？”马文回答道：“哦，这个啊，我想你最好还是和我妻子谈谈。”[14]
我特别喜欢想象这个画面：两位卓尔不凡的科学家，讨论了半天怎么做一个驱逐粉蚧的纳米机器人。然而，我也被这样一个事实震惊：他们都不知道如何照料室内植物。相反，照顾植物的责任交给了明斯基的妻子和女儿。这两位女性都颇有建树：明斯基的妻子格洛丽亚·鲁迪施是一名成功的儿科医生，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经营着几家软件公司。尽管如此，这两位女性仍被要求懂得如何养花种草，而两位男性则不需要懂。
由于人类在照料植物方面有着悠久而成功的历史，这段对话便体现了这些科学家身上某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在“没有互联网”的20世纪80年代，要诊断室内植物并不难。你可以到当地的花店，描述植物的斑点症状；可以到当地的五金店，聊聊植物的问题；还可以打电话给当地的农业推广办公室进行咨询。在任何这些地方，肯定会有对园艺懂行的街坊邻居。人们懂得如何处理植物的问题，文明实际上是园艺的同义词。将几滴洗洁精滴到喷雾瓶里，喷到被粉蚧感染的植物上，就能消灭粉蚧。在室内植物上部署机器人是个有趣的想法，但这完全没有必要。
我明白，谈论古怪的想法比谈论性别政治更有意思。过去是这样，如今也是这样。不幸的是，古怪的想法主导了科技领域的公众对话，以至于有关社会问题的重要对话多年来一直被淹没或忽视。从硅谷冒出来的古怪想法包括：在新西兰购买岛屿，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建造“海上家园”或者用废弃的集装箱在公海建岛，打造一个没有政府或税收的新天堂；冷冻尸体，这样死者的意识就可以上传到未来的机器人体内；建造超大飞船；发明以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绿色食品》（Soylent Green，又名《超世纪谍杀案》）命名的代餐粉；或者制造会飞行的汽车。当然，这些想法很有创造性，重要的是为梦想家们创造了空间。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把疯狂的想法当回事。我们应该谨慎一些。不要仅仅因为某些人在数学上取得了突破或挣了很多钱，就尽信他们说的话，比如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将来有可能让逝者复活，所以现在应该把聪明人的大脑集中放在像Costco超市放蔬菜的那种巨大的冰柜里。（明斯基是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基金会是为那些富有的“超人类”忠实信徒建立的。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冰库，用来保存尸体和大脑。他们有数百万美元信托基金，用以维持该基金会数十年的运转。）[15]
阅读这种讲硅谷亿万富翁的愿望是活到200岁或者跟外星人对话的文章，人们不禁想问他们：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在嗑药的时候想到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蒂夫·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后开始服用迷幻药。NASA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资助的研究员道格·恩格尔巴特曾在1968年做过一场被誉为“所有演示之母”的演示，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了现代计算机的所有硬件和软件元素。他后来在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也服用迷幻药。在1967年之前，这是一个对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麻醉药）进行学术研究的合法场所。
当时给恩格尔巴特演示操作摄像机的是《全球概览》的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他帮LSD大师肯·凯西组织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LSD测试。他们一行人开着一辆装载大量迷幻药的大面包车逛遍了美国，这一场狂欢被汤姆·沃尔夫写进了他的书《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中。布兰德是以明斯基为代表的科学家世界和反主流文化之间最重要的纽带。“我们就像上帝一样，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得像上帝一样好。”这是布兰德1968年创办的《全球概览》杂志第一期的第一行字。[16]这份杂志几乎是所有早期互联网先驱的主要灵感来源，从史蒂夫·乔布斯到科技出版巨头蒂姆·奥赖利，不一而足。开发者们创建早期的互联网留言板时，其实就是在重现当时时兴的《全球概览》在封底开辟的自由评论和推荐文化。在那一页，读者们来信分享与公共生活相关的要求、工具和技巧。弗雷德·特纳在《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中提到，布兰德在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史中无处不在。太空移民？布兰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他的杂志《共同进化》（CoEvolution Quarterly，简称CQ）中做出过推测。《全球概览》是《共同进化》的前身，《共同进化》又是《连线》杂志的前身。《共同进化》是布兰德创立的又一具有影响力的技术文化杂志。特纳这样写道：
对于《共同进化》的读者来说，太空移民的想法是一种修辞原型。太空移民允许先前的新共产主义者将他们对公共家园的渴望转移到同样大规模的技术上，而这些技术恰恰是他们先前在冷战时期试图破坏的机械化生活思维的重要特征。一个对超然公共意识的幻想，就这样让位给了在无摩擦空间中实现技术合作的梦想。10年之内，这些幻想就会再次出现在网络空间和电子边疆的修辞中。届时它们将有助于塑造公众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看法。[17]
明斯基和布兰德是密友，布兰德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一书的主人公就是明斯基。布兰德在技术方面的野心、好奇心和对科技的热情与明斯基那帮打破陈规的黑客不谋而合。在回忆《全球概览》项目时，布兰德写道：
在新左派主义者呼吁基层政治（即指）权力时，《全球概览》避开政治，推动基层直接权力工具和技能。当新时代嬉皮士哀叹知识界是抽象文化的沙漠时，《全球概览》推动科学、智力活动以及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发展。因此，当20世纪最具威力的工具——个人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受到新左派的抵制和新时代的鄙视）诞生时，《全球概览》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这项发展之中。[18]
布兰德毕业于埃克塞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布兰德将个人计算机视作光明的、新乌托邦未来的新边疆。[19]1985年，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在线社区——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简称WELL）。就是在这个社区，技术界发展出一种缺省的政治态度——自由主义。保利娜·博苏克在《赛博自私主义：高科技极端自由主义透析》（Cyberselfish: A Critical Romp through the Terribly Libertarian Culture of High Tech）中就记录了自由意志主义对科技的掌控。这一种致命的技术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形态，潜伏在网络社区的核心地带，那里充斥着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激进的个人主义。这种情绪曾在留言板上盛行；2017年，它在Reddit的红色药丸论坛和暗网上继续活跃着。博苏克写道：“这表明了人们在人际联系上的缺失，也揭示出有些人面对被人们视作人之本质的那种东西感到不适。这种主义无法调和个人需求与个人参与社会活动需求的矛盾。比起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为，有些人更乐于成为个人电脑的独立指挥者，这跟那种主义又恰好完美契合。比起任何现实中的人类，计算机的运行更依赖规则、更加可控、更容易理解，一旦出错也更容易被修复。”[20]这是图灵尴尬的社交能力被政治化的语言放大后的样子。
网络空间的积极活动家从嬉皮士意识形态向反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从1996年“感恩而死”乐队前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发布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可见端倪。“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巴洛这样写道，“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我们没有民选政府，也不太可能有。”[21]巴洛创立了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这个持自由论的基金会因为巴洛在WELL上发表的一些辩论，现在为黑客辩护。
然后，彼得·蒂尔来了。蒂尔是斯坦福大学另一位自由意志派毕业生。他创立了PayPal，是Facebook的早期投资者，创立了由CIA支持的大型数据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并且毫不掩饰他对于性别平等和政府的敌意。在卡托研究所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蒂尔写道：“自1920年以来，公共福利的受益人以及获得了选举权的女性这两大选民团体（众所周知，他们对自由主义者的观念持坚决反对态度）都大规模扩大了，已经把‘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矛盾的修辞。”蒂尔和巴洛一样，在他的设想中，赛博空间是无国界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剩下什么真正的自由空间，我觉得真正的出路应该会涉及一些尚未被付诸实践的新东西。这些东西会将我们带领到某个未被发现的国度。因此，我将我的精力放在了可能会为我们创造新自由空间的新技术上。”[22]蒂尔是唐纳德·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时的支持者和顾问，并且资助了一场打垮高客传媒的诉讼。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创新实验室名誉主任乔纳森·塔普林在《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一书中探讨了蒂尔的影响力如何通过他的“PayPal帮”传遍整个硅谷，其他风投家和管理者都接受了他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哲学。[23]
认知科学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蒂尔这样的有钱人提出在公海上建立家园或外星人存在的想法，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些想法当回事？风险评估专家保罗·斯洛维奇写道，我们在专业知识方面存在认知谬误。当一个人在某方面是专家时，我们便倾向于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一样专业。[24]这也就难怪，人们认为既然图灵在数学上是专家，那么他在评价社会运行上理应也是专家。尤其在我们这个劳动力高度专业化的时代，这种认知谬误可能是有问题的。擅长使用计算机和擅长与人打交道可不一样。有些计算系统的设计者根本不关心，甚至不了解我们所身处的文化系统，那我们又何苦争先恐后地跑去被那些计算系统管控呢？
白人男性偏见和STEM领域的天才神话结合起来，危害就更大了。哪怕在今天，也鲜有女性和有色人种被视作数学天才或技术天才。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S.J.莱斯利及其合作者研究了“能力信念”这一现象，即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看重天赋和才华更甚于同理心和勤奋工作。他们这样写道：“在各学术领域中，有些领域的从业者认为天生的才智是成功的主要条件。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备受忽视，因为女性被刻板地认为没有这种才智。这个刻板印象也适用于非裔美国人受忽视的情况，因为这个群体也受到类似的刻板印象的影响。”[25]
与数学相关的刻板印象在STEM领域横行，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学者谢恩·本奇、希瑟·伦奇及其合作者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STEM领域的文化向来是“施行一套男性化的标准与期望值，以限制人们进行科学探索”，“STEM领域的标准就是，科学家是果断的、有条理的、客观的、沉着冷静的、好强的、自信的——这些特征都与男性和男性气质相关……由于STEM领域与男性和男性气质有着刻板的联系，女性会感觉到这些领域与女性相对立，会感觉到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据报道，越多女性感受到环境（即计算机科学课堂）中浓厚的男性气质，就会有越少女性对加入该领域感兴趣”。[26]
本奇等人描述的这种动态趋势似乎在明斯基的母校哈佛大学数学系得以应验。“以前和现在的学生和教员——不论男女——都表示，该系鲜有女性教员和女性研究生，这个环境打消了许多本科女生进入该系的念头。”在2017年《哈佛校刊》的一篇文章中，汉娜·纳塔森写道，“系里的女同学经常被劝说去选修那些比男同学轻松的课；而且，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院系里，日常的教员与学生互动、学生间的互动活动都让女性感到太过引人注目和不适。”[27]该系倒也任命过一名女性教授，这是该系的最高级别教职了，但这事直到2009年才发生过一遭。不久之后，这名教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从那以后，有三名女性获得了该系的终身教授职位，但她们都婉拒了。如今，哈佛大学数学系仍没有任何女性高级教员。
在同一篇论文里，本奇等人探讨了“正向偏差”如何促成STEM领域的性别差异。在这项研究中，他们给了男性和女性一样的数学测试题，并且问受试者认为自己表现如何。研究人员对这些测试进行评分，再比对受试者的预测，发现男性总是高估自己的得分。“男性对自己得分的高估，导致他们比女性更有意向攻克数学领域。”这些学者这样写道，“研究发现，STEM领域的性别差异不一定是女性低估自身能力的结果，而更可能是男性高估自身能力的结果。”
总而言之，我们有一小群倾向于高估自身数学能力的精英男士。几百年来，他们以利于机器发展为由系统地将女性和有色人种排挤在外。他们总试图让科幻小说成真，对社会公序良俗不屑一顾。他们不相信社会规范或规则同样对他们有约束作用，他们拥有大量闲置的政府资金，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极右自由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1] Christian and Cabell, Initi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sychoacoustic Properties of Small Unmanned Aerial System Noise.
[2] Martinez, “‘Drone Slayer’ Claims Victory in Court.”
[3] Vincent, “Twitter Taught Microsoft’s AI Chatbot to Be a Racist Asshole in Less than a Day.”
[4] Plautz, “Hitchhiking Robot Decapitated in Philadelphia.”
[5]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quotes from Minsky in this section are taken from Minsky, “Web of Stories Interview.”
[6] Brand, The Media Lab; Levy, Hackers.
[7] Dormehl, “Why John Sculley Doesn’t Wear an Apple Watch (and Regrets Booting Steve Jobs).”
[8] Lewis, “Rise of the Fembots”; LaFrance, “Why Do So Many Digital Assistants Have Feminine Names?”
[9] Hillis, “Radioactive Skeleton in Marvin Minsky’s Closet.”
[10] Alba, “Chicago Uber Driver Charged with Sexual Abuse of Passenger”; Fowler,“Reflecting on One Very, Very Strange Year at Uber”; Isaac, “How Uber Deceives the Authorities Worldwide.”
[11] Copeland, “Summing Up Alan Turing.”
[12] “The Leibniz Step Reckoner and Curta Calculators——CHM Revolution.”
[13] Kroeger, The Suffragents; Shetterly, Hidden Figures; Grier, When Computers Were Human.
[14] Wolfram, “Farewell, Marvin Minsky (1927–2016).”
[15] 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Official Alcor Statement Concerning Marvin Minsky.”
[16] Brand, “We Are As Gods.”
[17]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18] Brand, “We Are As Gods.”
[19] Hafner, The Well.
[20] Borsook, Cyberselfish, 15.
[21] Barlow,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
[22] Thiel, “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
[23] Taplin,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24] Slovic, The Perception of Risk; Slovic and Slovic, Numbers and Nerves; Kahan et al.,“Culture and Identity-Protective Cognition.”
[25] Leslie et al., “Expectations of Brilliance Underlie Gender Distributions across Academic Disciplines,”262.
[26] Bench et al., “Gender Gaps in Overestimation of Math Performance,” 158. Also see Feltman, “Men (on the Internet) Don’t Believe Sexism Is a Problem in Science,Even When They See Evidence”; Williams, “The 5 Biases Pushing Women Out of STEM”; Turban, Freeman, and Waber, “A Study Used Sensors to Show That Men and Women Are Treated Differently at Work”; Moss-Racusin, Molenda, and Cramer,“Can Evidence Impact Attitudes?”; Cohoon, Wu, and Chao, “Sexism: Toxic to Women’s Persistence in CSE Doctoral Programs.”
[27] Natanson, “A Sort of Everyday Strug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