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搭上创业巴士
技术沙文主义的一个核心宗旨是突破性创新原则。1997年，“突破性创新原则”这一说法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雷顿·克里斯滕森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中出现后广为人知。他认为，突破性创新是打破市场竞争并且能带来巨额利润的技术浪潮。
创意、新颖、突发、破坏——细想一下，这些词通常与年轻人有关。问任何一位企业高管他想象中的终极创新者是什么样的，他多半会描绘出一位穿着连帽衫、20多岁的计算机天才，靠编写代码创立下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他所指的，或者他所希望的是，年轻人想出的创意非常新颖、鲜活、前无古人，他们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有新的产品可销售，能勾起消费者新的消费欲望，给现有产业带来新的面貌——甚至创建一个全新的产业。《经济学人》杂志称突破性创新是“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理念”是有原因的。[1]想想这其中牵涉到多少金钱。这位我们假设出来的高管也可能会提到团队协作的力量，比如把创意人员聚集在一个有白板的房间里，他们也可以创造出突破性创新。
我很想从头到尾旁观一个创新技术的过程，以对比我的假设有多少是符合事实的。我可以选择加入一个办公室团队，花几个月时间帮他们的黑客团队和商业战略家向全世界推出一款新应用程序或软件。或者，我也可以在五天时间内观察同样的全过程。我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因为这个选择，后来我与27个陌生人一起待在西弗吉尼亚州一辆摇摇欲坠的巴士上，死死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那是一个古怪的计算机编程竞赛，叫作创业巴士（Startup Bus）。
由于硅谷的许多东西已被游戏化，创新这一举动被游戏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创业巴士比赛就是最好的例子。通常，奖金这种传统的激励方式容易鼓舞人们有动力进行创新。如果你为电视台编写新节目的试播剧本，电视台会付费请你写更多剧本，并且参与节目的制作。还有开放式创新，即企业以外的人出于各种无私或自利动机而开发出新工具或产品。[2]此外是创新竞赛，由公司发起挑战赛，并为获胜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提供奖励。DARPA挑战大赛就是这类创新竞赛的一个标志性例子。这是一个机器人赛车比赛，冠军会获得200万美元奖金，我在第8章中讲过这个比赛。顺便提一下，游戏节目《幸存者》（Survivor）提供的奖金是100万美元。《幸存者》与科技无关，与创新也基本毫无瓜葛，参与者需要在一个只有少量食物或水的热带岛屿上和一群狡诈的陌生人进行淘汰制比赛。比赛时长39天，全程录制。
创业巴士比赛像不像一个在巴士上进行的计算机版《幸存者》挑战赛？或者，这群特殊的陌生人是否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给科技行业注入一剂猛药？我说服了我在《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安排一个关于此事的报道，好让我找到答案。那天早晨5点，我和几十个技术人员站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个街角候车，准备努力去参加创新大赛。
第三天，创业巴士上有一半人开始晕车。我们都有两三个晚上没睡觉，而斯莫基山脉的道路本来就非常崎岖，巴士又以最快的速度行驶，我们还一直死死盯着电脑屏幕，不晕车才怪。
一名队友撞到了桌子，桌子又一次塌在我们的膝盖上，这种事一天要发生3次，甚至10次也不算多。我们团队的设计师艾丽西亚·赫斯特在桌子倒塌之前抓住了她的电脑，但她的巨大的水瓶掉在了地板上。这种事可不止一次发生了。在我手忙脚乱地翻找可将桌子半固定在墙上的螺栓时，商业策划师埃玛·平克顿举起桌子等候着。天天这样，我们都成老手了。我在背包、钱包、电脑包、能量棒包装纸、延长线和玉米片碎屑的一片混乱中寻找，终于找到了螺栓。
简单恢复秩序之后，我听到创业巴士售票员（他们自称如此）珍妮弗·肖拿起麦克风。“嘿，嘿，嘿，纽约！”这话她已经说了上百遍了。肖和埃德温·罗杰斯主持着纽约的创业巴士代表团。这是一年一度的无聊比赛，一部分是黑客马拉松，一部分是公路旅行。我是24名“巴士创业客”（想不到吧！）之一，报了名在巴士上待三天，假装创办一家科技公司。巴士正驶向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我们会在那里与来自旧金山、芝加哥、墨西哥城和坦帕的其他四辆巴士会合。所有巴士上的团队将会互相竞争，以决出在巴士上创立了最好的科技公司的优胜者。
肖用麦克风跟大家打招呼时，我们本应该欢呼雀跃。但当时我们行驶在山路上，她只得到了零星微弱的回应。“这可太没劲了！”肖说。她时年36岁，表现出一股造作的开朗，披着一头红色长发，门牙间有一条缝。“大声一点！你好，纽约！”这一次，人们的回应稍微大声了一点，她看起来颇满意。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困惑，好像不记得自己走到麦克风面前要做什么。前一天晚上，她也只睡了两个小时。此时，她的同事罗杰斯接过麦克风。
“我们很快又要到提案阶段了。”他保证道，“到目前为止，你们都还很轻松。但是明天就是预选赛了，裁判们可不会让你们那么好过。他们都是企业家、投资者，还有往届创业巴士的参赛者。他们很清楚这个比赛有多难。你必须向他们证明你的想法具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能在你们的产品上看到有用户和营收的希望，他们想看到一个能赚到10亿美元的产品。”他越说越亢奋。他在指导我们的时候，言语间会贬低我们。想想我们挤在一辆拥挤的巴士上，Wi-Fi时好时坏，电力系统故障导致三个插头要支撑50多台设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仍要出口斥责我们，仿佛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艰难似的。我用橙色泡沫耳塞堵住耳朵，转头回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我正在研究我们团队的比萨计算应用程序Pizzafy（稍后我再细说）。我们在启程的那天买了一个域名——pizzafy.me。
创业巴士可以说是每个周末全国各地的黑客马拉松之中最狂热的一个了。黑客马拉松是一种计算机编程竞赛，在计算机程序员的圈子里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电子游戏、极限飞盘和《权力的游戏》。一场黑客马拉松通常持续24小时到5天不等，参赛者会喝很多红牛，而且不怎么睡觉。
创业巴士是一种特殊的黑客马拉松——目的地黑客马拉松，要求参赛者前往某个远方的地点，而这段旅程花费的时间就是比赛过程。（一位前巴士创业者经营的名为Starter Island的衍生项目要求参赛者在巴哈马的一艘游艇上进行为期5天的编程比赛。）据创业巴士创始人伊莱亚斯·比赞尼斯说，大约有1 300人曾乘坐创业巴士到达终点，并且加入了创业巴士启动的项目。2010年，第一辆创业巴士从旧金山开往奥斯汀，将巴士上的企业家们放在西南偏南电影节（South by Southwest festival）的现场。2015年，也就是我参加的那一届，所有巴士在纳什维尔会合，举行了一次名为“36 | 38”的技术会议。其实，6月比3月更适合全国公路旅行。2014年那一届比赛，堪萨斯的创业巴士在前往奥斯汀途中，在高速公路上滞留了12小时。
尚未参加黑客马拉松的人们谈起它的时候，总将其视作创新的温床，那里就像是伟大的思想家们聚在一起谈论新想法的地方。但真正的黑客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黑客马拉松从未创造出任何真正有用的东西。人们发明的无用软件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雾件（vaporware）。顾名思义，雾件就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像雾一样蒸发了的东西，因为在黑客马拉松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人跟进这些项目了（尽管每个人都很愿意跟进）。
实际上，黑客马拉松是一项集运动与社交于一身的活动，就像是书呆子的赛艇会。黑客马拉松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招聘大会。顶级科技公司的风投专家和猎头会经常在黑客马拉松现场出没，以发现和挖掘人才。然而，从表面上看，没有人会把黑客马拉松上制作的软件当成短期项目。人们假装开始创业，假装自己在创造具有影响力的软件，假装自己做一些有可能改变人们生活的事情。创造下一个谷歌的幻想实在太诱人了，人们争相报名，放弃睡眠，与一群陌生人共处好几天的时光，就为了玩一把装扮成科技创业家的游戏。
创业巴士是创始人在醉酒后想出来的。2010年，其创始人兼CEO比赞尼斯从澳大利亚搬到旧金山市。他在澳大利亚时是一名会计师。他被加州的创业文化吸引而来，无奈囊中羞涩，存款只有几百美元，如果他无法在短期内推出什么产品，他就得离开加州了。一天晚上，他在与朋友们一起喝酒时灵机一动：干脆我推出新版的“创业周末”，自己做一个黑客马拉松吧！但是，让大家都乘坐巴士，这个想法倒是有点奇怪。他打电话叫醒他在佛罗里达州认识的投资人史蒂夫·里佩蒂，里佩蒂答应投资5 000美元，条件是巴士要给他留个位子。几个月后，创业巴士项目就启动了。比赞尼斯仍留在查尔斯河风险投资公司工作，现在负责每年的创业巴士项目和“创业屋”项目。创业屋是一种为黑客提供住宿的孵化器，跟HBO电视剧《硅谷》中总被嘲讽的那所房子一样。此外，他曾在2013年国际创新峰会（TechCrunch Disrupt）黑客马拉松比赛中担任评委并声名狼藉——当时有两名参赛者提交了一个名叫Titstare（“盯奶子”）的App，这个App的用途是查看女人乳沟的照片。他们后来声称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就我们对技术行业中女性数量和地位的了解，这可不算什么高明的玩笑。哪怕这个App确实是搞笑未遂，它也大致可以反映出黑客马拉松中所谓突破性和创新性的真正水平。贝齐·莫雷斯曾在《纽约客》上写道：“厌女症在这个从来以其具超前思维的世界观而自豪的领域中本就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但其荒谬程度仅是Titstare的一半。”[3]
话说回来，我的团队正专注于研究一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的东西：比萨。我在团队里的角色就是我自己，我坐在创业巴士上撰写关于我乘坐创业巴士的经历。但是，因为我好胜心强，编程也是一把好手，而且还颇具创新能力，我希望我们能赢。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它诞生于一次失望的经历。三年以前，我第一次参加黑客马拉松，提出了一个我自己真正想要的软件创意。那是一个社区花园搜寻器App，可以读取你所在的位置，并且列出周边所有社区花园的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和花圃等候名单的长度。
当时，没有人想要加入我的团队。
经过那一次，我发现一个理想的黑客马拉松项目是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实现的，只要这个项目基于赛事中大部分人普遍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具有一项当下热门的技术主题。硬件曾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会儿，人们对制造工艺、传感器、3D打印和可穿戴技术的变革可能性感到兴奋。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则一直是很热门的技术。我为这一次黑客马拉松准备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创意。这个创意是我丈夫开玩笑提出来的，但我越想越觉得完美（不像Titstare）。
比赛第一天，纽约的创业巴士在早晨6点半离开曼哈顿，距离我们原定的出发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肖和罗杰斯让巴士上的每个人站起来提出自己的创意。大家提出的创意有好有坏，参差不齐。软件开发者德雷·史密斯起身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做一个虚拟现实舞会。”人们喜欢这种创意。另一名开发者提出了一个帮人们更有效地安排会议室的应用程序。这种程序已经有了，我心想。我可以预言，肯定会有一两个创意是给千禧一代做交友应用程序。（每个黑客马拉松都会有这么一个应用程序创意，复制了现实生活中已有的在线社交网络产品体验。）
有些人提出的创意是其他产品的变体——“这就像_____版本的_____”。比如，“我想做一个出租船只的爱彼迎”就是当时另一位叫珍妮弗的红发女子提出的创意。用三天时间在巴士上把这样一个程序写出来似乎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但我一直很想学会开船，所以我觉得跟喜欢帆船的巴士创业客一起玩应该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我不能基于我的创意组建一个团队，那我就跟她玩吧。
轮到我了，我走到麦克风跟前。“我的想法是做一个能精准计算出派对里所需比萨数量的应用程序。”我说。人们感兴趣地抬头看我。“我以前每个月都会和一群朋友一起举办比萨派对，每次我们都拿不准要订购多少比萨。我们管这叫比萨算术，但几乎每次都算不准。我想做一个应用程序，可以根据参与的人数、参与人的年龄和性别，以及他们喜欢的配料，来计算某个活动所需的比萨数量。”大家鼓起掌来。我比自己预期的更放心，这个疯狂的计划也许可行。
我们的比萨技术要感谢团队中的另一位黑客埃迪·赞尼斯基（Eddie Zaneski）。黑客马拉松通常以男性为主，我们的团队成员大多是女性，这一点不多见。埃迪25岁，身高6英尺7英寸，他总是穿着科技活动的免费T恤。“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衣服了，”我们面对面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边，他告诉我，“但我衣柜里的衣服比我女朋友的衣服还多。”埃迪是一家名为SendGrid的技术公司的开发者布道师，他的工作就是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黑客马拉松，举办比萨派对，向开发者派送T恤，以说服他们使用SendGrid。许多科技公司（包括优步和爱彼迎）使用SendGrid的技术来发送自动生成的电子邮件，比如收据或营销信息等邮件内容。埃迪担心他带了太多T恤，而我们的巴士上只有28人。他有三个巨大的箱子，叠起来有4英尺高，就放在巴士下方的行李厢中。
埃迪决定去考虑一些比T恤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让我们的比萨计算器在我们到达纳什维尔的预选赛之前就能运行。于是，他戴上蓝色耳机，转头面向他的笔记本电脑。电脑盖子上发光的苹果Logo上贴着一层来自其他技术活动和科技公司的贴纸：18F、Penn Apps、GitHub和HackRU。HackRU是埃迪最喜欢的黑客马拉松，这个活动在他的母校罗格斯大学举办。我选中埃迪加入我的团队，就是因为他电脑上的贴纸。黑客会解读他人的笔记本电脑贴纸，就像时尚专家解读服装标签一样。那张来自政府开放数据团队18F的贴纸表示，（像我一样）他喜欢公民黑客技术，也喜欢利用技术实现社会利益。
我们的App基于Node.js、Express.js（一个微型Web应用框架）、Mongoose（MongoDB对象——关系映射器）、Passport（一种权限认证中间件）构建。我们将它部署在Heroku上，并使用Bootstrap编写前端代码。这些都是开发者用来编写其他软件的免费工具。2015年，要造出一个互联网应用程序就像用乐高搭一个自己设计的积木房子。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构建模块和代码组件可直接取用，其中最大的存储库是开源代码社区GitHub。我们只要决定好我们的程序功能，接着找到预建的代码块作为“积木房子”的基础结构，就可以开始建造墙壁和装饰。
大多数现代软件开发都是手艺活，就像建造房屋或家具。参加黑客马拉松，可以跟其他（稍微）更有经验的人一起实践新技术。这是黑客圈子里的又一个秘密。技术文档和在线视频只在一定程度上有用。黑客要想变得出色，或者让产品运行得非常快，就得跟别人聚在一起，面对面交谈。传奇信息理论家和设计师爱德华·塔夫特曾提出过一个理论，解释了面对面交流为何胜过电子交流。[4]塔夫特认为，视频会议不如面对面会议有效，原因在于显示屏分辨率。我在几年前的一次周末研讨会上听过他谈到这个问题。显示屏具有固定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人的眼睛从显示屏上只能接收到有限的信息。相比之下，人的视神经能接收尧字节（2的80次方字节）的信息，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处理这些信息。从高分辨率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信息。随着显示屏分辨率的提高，视频会议已经越来越受欢迎。然而，效率等级仍然存在。电子邮件就像明信片一样有用，但是5分钟的通话要比2页的电子邮件更有效，因为你可以从对方和你交谈时的语调和你们之间的连接与沟通这一纯粹的事实中，获知一些额外实质的、复杂的形势和信息。高分辨率视频会议胜过电话会议，面对面会议在三者之中最适合沟通复杂信息。然而，低分辨率视频会议比电话会议更糟糕，因为像素失真和漏听的对话会造成大量信息丢失。基本上，这和效率有关。在计算机编程这种复杂的知识工作中，与几个小时的在线教程相比，你可以在5分钟的面对面交谈中获得更个性化、相关度更高、数据更密集的信息。
面对面沟通的深度和社区精神是人们参加黑客马拉松的部分原因。当我们完成所有的沟通和设计工作后，Pizzafy团队就必须设法让人们相信这家虚构的公司。为了让我们的应用程序对用户有“吸引力”，我们必须让真人在上面注册，从而得到市场的验证。我打电话给达美乐比萨，他们占有全美400亿美元比萨市场9%的份额。负责对外沟通的副总裁蒂姆·麦金太尔非常友好地接听了我的电话。我向他解释了我们的应用程序：团体比萨预订、算法决定比萨配料等等。“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他的声音里透着惊讶，“这样的应用程序，非常对用户的胃口！”达美乐比萨有55年的市场经验，有在线订购的功能，甚至还有一个功能，顾客可以在推特上给他们发比萨表情符号，他们会将你最喜欢的比萨送上门。但是，他们没有为团体比萨设计程序。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发现了一个服务匮乏的利基市场，于是我在最终演示的PPT中引述了麦金太尔所说的话。
据说，有些程序员会通过不断参加黑客马拉松并赢得胜利来谋生。就我本人而言，除了保持奖金和支出平衡，我还没有做出过其他什么成就。我和车上的同僚们每人支付300美元才上了这辆巴士，而且我们需要自费购买食物，预订五晚酒店的四人间。要追求10亿美元的梦想可不便宜。
“基本上，我透支了两个月的生命来组织这个活动。”“售票员”肖在宾夕法尼亚州旁苏托尼镇的一家必胜客吃午餐时告诉我。她和另一位创业巴士同僚迈克·卡普里奥坐在一起，卡普里奥在这趟巴士上的职责是在代码和商业策略方面给参赛者做指导。
肖主动为午餐买单。“谢谢你的款待，我可穷得叮当响。”卡普里奥说。我很惊讶：肖和卡普里奥都是以创立两家公司的企业家身份介绍给我们认识的。这是技术圈子的另一个秘密：“创业家”这个词有时候表示“经营一家成功的公司”，有时候表示“有很多想法，没有多少资金”。科技界人士不像其他行业的人那样谈论金钱。参加黑客马拉松的人谈论起科技公司的估值，就像普通人谈论运动统计学一样。Instacart是创业巴士的一个成功案例。它的创始人相识于创业巴士，最终一起创立了公司。在我们这趟旅途中，至少有十几个人告诉我，Instacart曾发展到估值达到20亿美元的程度。就是这样的故事，让突破性创新的神话长盛不衰。
当巴士到达我们在纳什维尔的酒店时，我的团队累坏了。太多垃圾食品，严重睡眠不足。好在我们的代码能运行，我们还制作了一个PPT，准备好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在预选赛当天早晨，所有团队挤在那辆脏兮兮的纽约巴士上，前往比赛地点——位于纳什维尔北边的一个仓库型活动场所Studio 615。有人会觉得这很酷：亮堂的白色大箱型空间，高高的天花板，临时舞台，以及开到最大声的舞厅音乐。所有的巴士创业客簇拥而入，将笔记本电脑堆放在黑色塑料布覆盖的折叠长桌上。有些人跳起舞来。这个场地设计得就像时装秀，不同的是现在是上午9点30分，而角落里有一大盘肉桂核桃卷和甜茶。埃迪的T恤在桌子上堆得很高，桌上还有另外两家科技公司的免费T恤和几盒贴纸。
第一轮比赛在绿色房间里举行。这是仓库主空间边上的休息室，主空间的墙面由炭灰色的几何壁纸覆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个落地式画像，画像上有一个裸体女人躺在日落时分的沙漠中，手里拿着一罐Reddi Wip喷射奶油。
评委们挤在沙发上逐个观看各团队的提案：比赞尼斯、里佩蒂，以及创业巴士两位全国总监里奇·罗比内特和科尔·沃利。在他们之中，只有全国总监能得到报酬。其他人都是志愿者，包括“售票员”。我早前得知，评委可能会询问货币化的问题，或者公司如何赚钱。第一个团队Shar.ed进入绿色房间，插上笔记本电脑，准备提案。我在巴士上挨着他们三天了，但不确定他们的项目是什么。他们提出了一个按需众包的营利性教育的创意，人们投票选择他们想上的课程，导师按投票结果准备课程。他们已经在Indiegogo平台上启动了众筹，以获取部分项目资金，并且已经获得了几百美元。
下一个项目是Screet，这项服务旨在为正在激情缠绵的情侣递送他们所需的商品。Screet是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目标用户是那些想要采取安全措施但不想山长水远跑去药店的人。它可以约一个Lyft或优步司机，让司机悄悄放下避孕套、口腔保护膜或橡胶手套等等。司机会用普通带SKU标签的盒子包装这些产品，存放在汽车后备厢里。Screet称，这项服务尤其对于LGBTQIA人群有用，因为在商店很难买到口腔保护膜。这两个提案之后，我从绿色房间出来，回到我的团队，在联播屏幕上观看了其他提案。我们的Pizzafy项目是倒数第二个。
我非常紧张，但仍顺利完成了提案。我们进入了半决赛！Screet也进入了半决赛。此外，还有一个芝加哥团队，他们制作了一个用iPad控制的玩具，可以帮助小孩和父母一起玩虚拟恐龙游戏。还有其他一些团队。
我们吃了盒饭。音乐还在播放。我们在仓库主空间的小舞台再次做了演示。这些提案都在直播，至少有其他创业巴士的十几个人在观看。开发虚拟现实应用程序的一个纽约巴士团队SPACES上台并感谢了评委。“我们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但我们的演示内容包含专利材料，所以我们将放弃提案。”团队的CEO约翰·克林肯比尔说。人群中一片哗然。埃德温·罗杰斯开始高声欢呼：“纽约巴士！纽约巴士！纽约巴士！”这个团队中就有那位虚拟现实舞会的德雷·史密斯，他们已经得到外部投资者2.5万美元的投资。他们从台上走下来，穿过人群，与大家握手，接受大家的祝贺和拥抱，享受着台下因他们而起的这一阵喧闹。站在一旁戴着耳机的全国总监们看起来很生气，就好像SPACES团队将舞台气氛提前推向了高潮这一举动犯下了什么重罪似的。不过，这种罪很难效仿。
Pizzafy和Screet再次晋级了，还有来自墨西哥城巴士的教育项目和一个来自芝加哥巴士的项目（服药时给指定用户发短信）。那天晚上，其他人都在纳什维尔参加派对去了。艾玛、埃迪、爱莉西娅和我回到酒店。其他巴士上的人们陆续喝完酒回到酒店，坐下来给我们帮把手的也有，闲聊的也有。大家聊起各自在创业巴士以外的生活。我开始感觉，此情此景就像我想象中建造谷仓的样子：许多来自社区的人出现并提供帮助，就为了制作一些只有少数人受益的东西，因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每个人最终都会需要这样一个谷仓。这些拼命三郎、黑客和赶时髦的人最终回到现实世界中也需要雇用人员或公司，或者总会遇到什么特别的技术问题，需要别人帮忙解答。他们通过帮忙构建我们的比萨派对应用程序，为我们日后的往来奠定了基础。这是黑客文化的另一个秘密：有时候你会干很多疯狂的技术活，却不知道为什么。你干这些只是因为时间不等人，就像马拉松一样。
我们工作了整晚，第二天白天还一直在工作。我们设计了一个现场观众参与的功能作为噱头，重新设计了PPT的版面。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提案演示，直到将每一处停顿和每一个比萨双关语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在下午晚些时候，最后一轮提案开始了。这一轮的评委中有一个人来自Instacart公司。
亚军是PillyPod项目，这是一个“当亲人未按时服药时会通知用户”的设备。他们在本周开始使用网站域名pillypad.co，但是很快发现有一个成人网站的地址是pillypad.com，他们只好修改了项目名字，把PillyPad改成PillyPod。
接着就到了宣布冠军的时候。我听到评委说出我们团队的名字。全场的灯光疯狂地舞动了起来，DJ大声播放凯蒂·佩里的《黑马》，我们四个人走上舞台。肖拥抱了我，罗杰斯拥抱了我，还有我不认识的人也拥抱了我。罗杰斯哭了。我和团队成员站在台上，那几分钟，我感觉好极了。
经过创业巴士这一周，我可以告诉你赢得黑客马拉松是什么感觉了。那感觉就像在吃馅饼的比赛中狼吞虎咽吃了很多馅饼，最后发现奖品竟然是……更多馅饼。没错，我很乐意出售我的比萨技术新公司，以换取一大笔钱。我对这个项目没有抱多大希望。这是黑客文化的又一个大秘密：一夜之间的成功是黑天鹅，它来如闪电，是无法预测的极端值。有用而持久的技术无法用一个周末快速创造出来，哪怕有一周时间也不行。那得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次短跑冲刺。
我们往往对黑客马拉松上的创业内容能实现的东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现实往往又事与愿违。创业巴士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例子，技术变革的可能性存在许多夸大的成分。[5]在我乘坐的那辆纽约创业巴士上，没有一个应用程序最后大获成功。那个在比赛中途就获得投资的SPACES团队，在那之后很快就解散了。现实中很少有突破性或创新性的软件，而突破性和创新性兼有就更少见了（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如谷歌搜索引擎）。要知道，我们的比萨计算程序几乎全都是用别人的代码块东拼西凑的，而且计算订购比萨的数量绝不是什么突破性或创新的点子。那只不过是将从前人们手工完成的计算改为自动化计算而已。不过，我还是从那趟巴士旅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的编程能力和提案能力都得到了提升，还为我以后的项目攒下了一些可能会派上用场的人脉。
软件开发主要是一门手艺，它与其他手艺活——木工、玻璃吹制等一样，要成为专家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一段学徒期）。参与开发工作以及民主化开发工作，看起来或听起来都未必能够让人想出颠覆性的技术理念，但这是技术界的未来所在。
[1] “Jeremy Corbyn, Entrepreneur.”
[2] Terwiesch and Xu, “Innovation Contests, Open Innovation, and Multiagent Problem Solving.”
[3] Morais, “The Unfunniest Joke in Technology.”
[4] Tufte,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5] Seife, Proofiness; Kovach and Rosenstiel, Bl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