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竞争变得更有益
人们越来越多地用“竞争”来解释向科学投入资源的理由。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人、评价指标、学术会议和经费。
（1）缓解全球学术科学家数量增长带来的影响
正如我之前所探讨的那样，渴求经费的学术科学家越来越多，这加剧了每个层面上的竞争，似乎也降低了这些投资所带来的直接科学成果。欠发达国家在具备科研技能的工人身上发现了很大的潜力，因此，科学家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为当地社会创造出价值。尽管科研经费还会继续增长（我在第7章列出了原因），但由于竞争也在持续增长，因此，全球科研成果并不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大多数科学家尚未将此看作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对科学生态系统的许多方面造成威胁。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探讨了许多这样的威胁。我希望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开启科学探索的黄金时期，但这些问题也可能侵蚀科学生态系统的功能，损害学术精神，青睐哗众取宠的行为，与此同时，将越来越多的经费集中在少数顶尖的精英团队和机构中——这正是竞争性模型会导致的结果。科学并不会消失，但它的健康状况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目前还没有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年轻科学家来说，这实在令人头疼，因为这意味着要想进入学术界，他们会面临着更多阻碍。或许，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够让科学家在国家之间缓慢地“流动”，从而稳定科学家的整体数量。由于“花车”式科研项目越来越成功，科学界“过于拥挤”的问题会迅速恶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否可以，或者是否应该在保持科研经费的同时，降低本国科学家的数量？科学界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是否会同时改善？这是否有利于改善本书讨论的那些系统性问题，比如整体的僵硬问题？我们是否能找到方法来鼓励科学的多样性，降低“花车效应”，促进长期研究，与此同时，保留竞争性的同行评议制度？
有些人可能认为，市场的力量最终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科学生态系统中的科学家市场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的那些约束。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或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开发其他指标来平衡“引用数量”的影响
目前，人们过于关注“引用数量”。这种竞争青睐某一种风格的科研进展和科学家，因此，只有少数在这方面十分擅长的科学家能成功。要想应对我在第4章中讨论的“信息过剩”问题，采用评价指标是唯一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开发出新的指标，来强调科学所需的其他特征：领导力、合作与协作、指导、交流、毅力、分享、简要和严谨。科学家在其社群中的声誉应该更加细化，可以从线上收集，集合“点赞数”、“尊敬”、“致谢”和“认可”。科学家联盟中产生的“科学网络”目前在天文学和粒子物理学中已经十分普遍，我们应当鼓励这种方式，并在更多学科中进行传播。这种联盟对科学家的评价并不仅限于h因子，因此需要开发其他指标。
（3）鼓励以非政府的方式来资助和支持科学研究
国际化的过程以及“最优方法”和“花车”科学的扩散降低了多样性，减少了获得经费的科研项目的种类。科学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互相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目前的“模因组”，令这个系统纵横交错但十分稳定，很难改变其前进的方向。
慈善家是近期才登上历史舞台的角色。许多慈善家选择资助的科研项目都拥有宏大的目标，比如说可持续发展、宇宙学、寻找地外智慧生命、消除疟疾等，但他们依然受到“花车”的影响。我们应当鼓励各个方面的多样性，不仅在愿景方面，还应当在选择和开发科研项目方面鼓励多样性。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曾尝试将人类基因组申请专利（他想在生物医药方面利用人类基因组赚钱），虽然他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但也激励了新的科研项目。非政府的方法能褪去传统政府的自满，更容易激发出新的科学思想。
此外，各个科研机构（比如高校）之间的区别在降低。高校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它们互相模仿、互相抄袭——而实际上，与众不同的做事方式应当得到奖赏。高校之间不断提升的国际合作会消除多样性。生态理论认为，为了共存于世，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它们必须在某些根本的方面彼此相异，否则，物种之间就会爆发战争，争夺相同的生态位。同样，科研机构之间最好也能保持一些根本的不同，否则，就会有一些科研机构被其他科研机构取代，从而使科学丧失多样性。
（4）在全球尺度上鼓励向科学提供经费
还有一种科研经费的提供者与这里提出的许多建议都相反，因为它会带来不一致。但它能让人们明白，科学并不只是对某一些特定的国家有利（这是对各国科学竞争的一种误解），还能消除“科学超级大国”的观念。目前，全球只有不到10%的人得以参与科研投资，并参与科研项目的决策。我们应当成立一个全球性的经费供应机构，加入目前的科学投资体系中。其中一部分经费来源于联合国针对社会目标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