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为什么参与学术会议？
会议“旋转木马”
20世纪80年代之前，科学家每年会参与一两场国际学术会议，会见他们子领域的同行，讨论最新的成果或研究方向。而今天，我认识的成功科学家每年如走马观花般参与超过20场会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学术交流的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又如何改变了科学的性质呢？
大规模科学突破的速度似乎远远跟不上学术会议增加的速度。这说明，学术会议的增加并不是因为科学家们必须跟踪新的科学成就。诚然，从事科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取得的科学成就也越来越多，但却鲜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成果能极大改变某领域的既有观点。大多数学术会议上也鲜有完全前无古人的新成果。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波接一波的小进步。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上聚首。接下来，我将讨论个中原因。
一个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出差的经费越来越多。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跨国网络纤薄又贫乏，人们依然鼓励科学家们彼此交流。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个人争先恐后地用自己的经费来举办声名远播的学术会议。冷战时期，各方面变得极不透明，催生了各个国家之间维持对话通道的需求。这时候，顶级科学家们竭尽全力，想让科学界在其他领域之前优先开放国际交流。于是，各国政府开始向所有相关人士（甚至包括来自“敌对”国家的科学家）均可参与的科学学术会议提供经费。
基于此，欧盟科研经费持续增长，保证了欧盟国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畅通无阻。一系列“框架项目”和“展望计划”提供的经费构建起了横跨欧盟版图的科研网络。欧盟严格规定，这些科研经费中必须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举办协作会谈、学术会议以及教育年轻科学家的培训学校。这项政策极大减少了欧盟各国因彼此隔绝而开展的重复性工作。合作项目促使科学家们深思熟虑、未雨绸缪，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他们更加紧密地互相支持。然而，这些科学经费并没有被投入科研活动中，而是用来补贴科学家旅行的机票、酒店和餐饮费用。
参会经费的提升也意味着如今的年轻科学家能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更多会议，尤其是那些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年轻科学家——这在20年前是十分罕见的。如果他们参与欧盟的科研项目，那么，每六个月，他们就会出差到一个新地点。在专业培训学校中，他们会聆听客座讲座，以加速他们的科研进程，结交领域权威，并与其他年轻科学家结下深厚的同志友谊——这些“同志”，他们今后会一次又一次地重逢。在美国、中国等国家，一些主要面向博士生的科研会议（比如戈登会议）也开始萌芽。对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个趋势大有裨益，但目前没有数据表明这种趋势在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有何不同，以及对年轻科学家的帮助究竟有多大。
学术会议的“热潮涌动”，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能够在奔波的过程中工作。对成功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在旅途中反而能更容易深刻思考他们的科研工作，撰写期刊论文，接触新思想。等到他们回到家时，脑子已装满了旅途带来的积极影响。虽然在旅途中，他们不能随意踏进一个实验室、同那里的学生进行心血来潮的讨论、为他们提供帮助，也不能着手制备新样品，但活动的大大减少也是蛮好的。当他们远离办公室的杂务，远离熟悉的朋友圈，反而能完全沉浸在纯粹的科学当中。这个现象在理论学家中更为显著，他们已经成了一群漂泊不定、四处漫游的浪子，被隔绝在众多不知名的同行旅客中，并在旅途中获得了大量工作时间。他们不仅可以远程使用计算资源，还可以随时方便地与主要的合作者沟通。每当我发电子邮件给我研究理论的同事，我都完全不知道他们环球旅行到什么地方了。
会议之诱惑
科学生态系统为科学家提供了旅行经费，从而鼓励他们参与学术会议。虽然他们在参会的旅途中获得了思考的安全空间，但实际上，存在更经济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比如说，坐在安静的图书馆或嘈杂的咖啡店里工作。那么，是什么吸引科学家每年参加这么多学术会议呢？
首先，倾听科学家们谈论他们的研究其实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演讲通常被压缩到有限的时间里，有的方式是由相近领域的科学家们每人轮番演讲10分钟，有的则是长达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介绍在某个话题上多年努力累积的成果。这种对时间的压缩使得听会者能迅速提取关键问题，或注意到某项能催生更深思索、带来更多进步的技术。对我而言，我能够在这些演讲中确认我不是在重复他人的工作，也不是通过“偷听”我不熟悉的主题演讲来与一些好点子不期而遇，以收集新思想，受到科学之趣的启发与鼓舞。我还能够从这些演讲中形成关于新兴领域的优势与深度的意见。
科学的人性化一面
第二，对年轻科学家而言，能在学术会议中目睹过去只存在于电子形式中的东西（主要是指对着电脑屏幕阅读研究论文）“咻”地转变成一大堆争论不休的人类，简直是大开眼界，对他们具有启示意义。它将一种局部性的活动融入了一个全球性的“部落”，这个部落能让你找到归属感。学术会议让我头一次意识到真的有人对我的研究感兴趣，有人尊重我的努力。他们贯穿于我们推敲庞杂数据、清晰直白地总结并写进具体摘要的整个旅程中。学术演讲往往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些时刻，而在这些时刻，结论与繁杂往往同时存在。一般而言，科学家越年轻，就越强调过程，而老练的科学家则更强调具体的结果。每当我听到别人在演讲中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介绍我的研究时，我是十分吃惊的——有的人直捣重点（一般是年长一些的人），有的人则显得犹豫不决（一般是年轻一些的人）。因此，学术会议也展现了科学的人性化一面。
学术会议还提供了一种神奇的快速教育，让科学家们能对不同的领域获取一些领悟。对那些想要引领研究前沿的人来说，学术会议以一种略带惩戒性的方式不断提醒着他们竞争的存在。每次会议上可能遇到的人多如牛毛，但只要这些会面能激发一个好点子，或者认识一个能引荐其他人的人，那这次会议就完全值得了。这些收获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需要会议结束之后几个月才能结出果实；有时候，一个好的收获甚至能带来经年累月的埋首研究。但是，现在的学术会议还无法有效地让每个人都稇载而归，也无法做到让每个人都既能与众多鸿儒谈笑，又能择其少数发展出进一步的合作。
争议在何处？
虽然许多科学家强调说，学术会议是一个争议和讨论的场所，但现在，它们却越来越不像这样了。我依然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时，在一个听者数百的学术演讲行进过半时，一名科学家从观众席中站起来针锋相对、慷慨陈词，而演讲者也积极回应。二者各抒己见，讨论精彩纷呈。前几分钟，我感到一种作为观战者的尴尬，但很快，尴尬化解，我对该理论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产生了更有趣的想法，并对双方为何如此激烈地捍卫各自坚守的观点有了些许了解。但现在我参加的会议上却再也看不到这种公开的辩论了，这对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真理越辩越明，矛盾往往能磨砺出坦诚的理解。
由于演讲时间被压缩，人们渴望被重视，积极参与的标准降低，导致许多学术演讲无法激发出任何问题。这个现象并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反应——所有研究都能回答一些问题，同时产生更多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责怪说，是演讲者对科学的表现力不佳（既因为演讲数量太多，也因为每个演讲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向观众传达必要信息的能力参差不齐），但一般情况下，科学家介绍自己科研成果的能力都挺强的。那么，他们的“好战精神”，或者说，他们对公开辩论的热情为什么降低了呢？
一部分原因是学术会议的议程十分紧凑，不允许心血来潮的干扰打乱他们的节奏。对演讲时间的压缩也榨干了讨论的空间。结果，利用这个空间来提问你个人的问题也变成了一种不受待见的行为。因此，尽管有证据表明科学家如今不愿意质疑彼此的权威，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所有与会者感觉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对问题贡献力量。年轻科学家担心自己的问题“太蠢”，但事实是，如果他们感到迷惑不解，那很可能大半听众也都感到迷惑。如果一个问题引发了一连串其他问题，那么，这种挤进狭窄提问空间的“屏障”通常会自动瓦解。但当讨论渐入佳境时，往往也到了该进行下一项议程的时间。演讲者可以（他们也确实常这么做）延长分配给他们的演讲时间，以超时来避免回应质疑，因为此时，任何提问都不合时宜，不受欢迎。比如说，再固执严格的会议主席面对一个滔滔不绝的理论学家都无计可施，根本无法让对话朝着学术会议应有的方向前进。
因此，有人尝试了一些新的会议组织方式。我所知的最好方式之一是迈克尔·法拉第在100多年前创始、如今由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运作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中，演讲者必须在会议一个月之前提供一份关于他们研究的书面报告，这个版本会在所有人之间流通。在会议中，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演讲时间来介绍这项所有人都理应读过的研究，接着，是长达半小时的辩论。讨论的过程会被记录下来，经过编辑之后，会同原始研究一同出版。辩论缓慢演化，剔除了所有不值得信任的部分，或者开启了全新的讨论空间，远远超出演讲者最初引发的范围。在这种方式中，没有躲躲藏藏，也没有对议程的操纵。这种方式要求听众投入更多精力（他们在到达会场之前必须阅读几十页论文），对参会者来说受益匪浅。但是，在参会人数超过几百人或者会议所涉科学领域十分广泛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不可行，因为这种会议每天只能提供八个演讲时间段。也有一些会议采取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来鼓励听众参与，但效果乏善可陈。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虽然他们每年参与的会议多如牛毛，但他们更喜欢小型会议。
展示技艺
因此，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并不是去听人们就科学进展展开辩论的。在他们的准备工作中，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如何向人们展示他们多么熟练地掌握和精通他们的研究，如何完全地将其“驯服”。他们极少向众人暴露他们目前存在的问题、他们对其成果的担忧以及研究的细节。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想展示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因此，听者只需接受即可，而无须带着创造性思维参与思考，从而为科学做出更多贡献。参与者不再质问很多问题，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演讲往往注重消除清醒头脑中的疑虑，从而也扼杀了可能存在的合作性贡献。
科学家之所以如此专注于参加学术会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想在同行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目标在于展示成功，强调重要性，证明自己在行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竞争对科学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价值成了会议演讲文化的主要部分，抑制了许多其他的价值。展示中极少出现矛盾、混淆、相近或模糊的成果。这些在参会的年轻科学家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同时也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别人似乎都是当之无愧地功成名就，而他们的成功似乎又是如此不可复制。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与动物（不管什么性别）为吸引配偶而进行的婀娜多姿的求偶行为极为相似。展示方式引人注目的科学家在啄序中的排名会直线上升，显示出这样的人对科学环境的适应性极佳，他们的“模因”也更容易在科学的“生态环境”中占主要地位。他们能吸引更多经费，并间接吸引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随着一代科学家孕育出下一代科学家，我们以这种方式保持并改善整个科学界的健康。这种过度的“炫耀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在众多选项中做出选择。就像自然界里的求偶行为一样，这种行为对资源的利用并不高效，但它却是竞争不可避免的结果。每个新想法都像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阳光下争相表现自己绚丽的翅膀，想要将点点耀眼的光芒反射到最远的地方，以吸引最好的配偶。可以想象，如果某些不同的学科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没有形成一个联合的啄序排名，几乎没人做此徒劳无功的“不育交配”。因此，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以及它们的子领域之间越来越趋向于画野分疆、分而治之。
在这方面，科学家们不会放弃任何向别人展示他们研究的机会，因为这能提升他们的曝光度和价值。由于几乎没有科学家有时间阅读他们领域的所有论文，他们评价同行工作价值的方式是聆听他们的会议演讲，以及关注他们发表演讲的次数。学术会议已经成了评估科学家价值的重要方面，帮助人们确定他们在领域内的啄序等级，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机遇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科学家们常常处在“输出信息”而较少处在“接收信息”的状态。他们也适应了前一天飞到某地演讲、次日清晨飞到别处赶另一场会议的工作状态。这不仅减少了他们与别人，特别是与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交流的机会，还降低了辩论发生的可能性。这对科学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人们需要科学泰斗，这不仅是为了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还因为他们能为其他科学家提供真知灼见，推动其他人的研究。
连轴转的生活
参与学术会议还有一个可能的动机，那就是，与会者能将苦修式的奉献转变为生意人的生活方式。学术会议的议程设置通常期望科学家们在周末出行，并购买廉价机票（他们之所以能买到周末的廉价机票，是因为私营企业并不强制员工出差时选择周末航班，因此余票数量可观）。这样，科学家们留给爱人、家人和朋友的时间被压缩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比不上参加会议重要。然而，正是同样一批人（有男有女）在推行这种方式，使其成为常规，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负责安排议程的会议组织者。每次我向某个会议委员会质疑这种安排时，都深感无能为力，没法改变这种“会议文化”。目前，没有科学家联合起来挑战这种“规范”，也几乎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说得最多的，乃是科学家们如何看待身为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或许，科学家们相信我行我素、一心一意、压抑感情就能成功的神话，虽然他们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有趣的是，科学生态系统的这种僵化现象是性别中立的，不因性别不同而不同。这是因为不管是在男性主导还是女性主导的研究领域，学术会议的运作方式都如出一辙。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反思，可以看出，少有人评价和追问每次参加会议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