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不是为了皮靴本身而制造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因为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3)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对象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10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在这里先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10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棉花加工时消耗的纱锭量代表纺纱用掉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价值为2先令。如果12先令的金额是24个劳动小时或2个工作日的产物，那么首先可以得出，2个工作日对象化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被消耗的纱锭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40磅棉纱的价值＝40磅棉花的价值+1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么按照一般的价值规律，10磅棉纱就是10磅棉花和1/4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中。因此，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但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像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纺成纱。(14)
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种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例如30个工作日，那么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不会因为第30个工作日比第1个工作日晚29天而有所改变。因此，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的，是在最后以纺纱形式加进的劳动之前耗费的。
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为12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棉花和纱锭必须实际上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就是必须从棉花和纱锭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劳动时间只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1磅纱只需要1磅棉花，那么，纺1磅纱就只应当消耗1磅棉花，纱锭也是这样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用金锭代替铁锭，那么在棉纱的价值中仍然只计算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铁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12先令，等于2个工作日的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
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转化为棉纱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区别在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在纺纱的特殊目的，它的特殊操作方式，它的生产资料的特殊性质，它的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上。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或者用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者实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只是由于这种同一性，植棉、制锭和纺纱才能成为同一个总价值即棉纱价值的只有量的区别的各个部分。这里涉及的不再是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而只是劳动的量。劳动的量是容易计算的。我们假定纺纱劳动是简单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15)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也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转化为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a磅棉花应该转化为b磅棉纱，那么，只有把12×a磅棉花转化为12×b磅棉纱的工作日，才当作12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
同劳动本身一样，在这里，原料和产品也都与我们从本来意义的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时完全不同了。原料在这里只是当作一定量劳动的吸收器。通过这种吸收，原料确实转化为棉纱，因为劳动力以纺纱形式耗费并加在原料中了。而产品棉纱现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劳动的测量器。如果1小时内有1(2/3)磅棉花被纺掉，或者说，转化为1(2/3)磅棉纱，那么10磅棉纱就表示6个被吸收的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是原料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在煤矿做工，劳动对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从矿床中开采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英担，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令中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16)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1个劳动小时内把1(2/3)磅棉花转化为1(2/3)磅棉纱(17)，他在6小时内就会把10磅棉花转化为10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6个劳动小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3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产品即10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1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2(1/2)个工作日：2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1/2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15先令金额。因此，同10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15先令，1磅棉纱的价格是1先令6便士。
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10磅棉纱的价格是15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15先令：10先令购买棉花，2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先令购买劳动力。棉纱的膨胀了的价值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纱锭和劳动力上的价值的总和，已有价值的这种单纯相加，永远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18)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但是，在15先令分开来购买三种商品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在一个15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这种结果本身是不足为奇的。1磅棉纱的价值是1先令6便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买10磅棉纱就得付出15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支出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174]；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19)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15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确实如此。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20)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各商品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早已给他开好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21)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对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转化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22)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23)然而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采取像自己的工人那样的谦逊态度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176]。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6小时而且是12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磅棉纱，那么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转化为20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2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对象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30先令，或1镑1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1/9。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资本家在购买商品以后，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卖棉纱是1先令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中介，因为它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它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177]。
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178]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这里包含下列各点。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24)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25)，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26)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27)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1) “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像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
(2)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3) 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一般说来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
(4)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170] ）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5)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
(6) 第2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7) 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作渔业的生产资料，好像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
(8)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9) 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matière”，把后者叫作“matériaux”[172] ；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作“matiéres instrumentales”[173] 。
(10) 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
(11) 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12)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像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离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13) 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14)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15) 见本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16) 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17) 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18) 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的非生产性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
(19) 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 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
(20) 德国谚语。——编者注
(21) 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22)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像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名为对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杀人放火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他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为他服务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23) 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175]
(24)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代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179] 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以狂喜的心情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因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像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25) 见本卷第54—60、220—221页。——编者注
(26)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卷）1831年版）
(27) “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
[169]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3节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209。
[170] 安·罗·雅·杜尔哥的这一著作写于1766年。马克思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发表年。其实该书是1769—1770年由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引用的是1844年欧·德尔在巴黎出版的版本。——210。
[171] “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引自托·本特利的著作《关于使用机器缩短工时的益处和政策的书信》178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9—1863年于伦敦所作的第Ⅶ笔记本第155页中，摘录了这一著作第2—3页上的一段话：“人们用许多方式对人下定义……a toolmaking animal或engineer〈富兰克林〉已被一些人当作人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定义而加以采纳。”——210。
[172]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29—238页。——212。
[173]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212。
[174] 这是套用圣经后典中的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后典·西拉子耶稣智慧书》或《便西拉智训》第21章第10节）。——223。
[17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0页。——225。
[176] “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诗句。——226。
[177]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178] “好像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227。
[179] “劳动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套用的古罗马作家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的话。他在《农业论》第1卷第17章第1节中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马克思引自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7页。——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