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42)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279]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43)，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280]就实现了。(44)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45)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46)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47)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48)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49)
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50)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实施。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元老院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施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像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51)，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像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52)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53)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作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作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54)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55)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作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56)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57)由于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宜的活动范围(58)，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59)。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没有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60)，也在色诺芬(61)那里占统治地位。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290]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底(62)，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产业国，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63)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64)，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非熟练工人的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仍用心良苦地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7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65)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66)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16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在1770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以后，安德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建立了秩序”(67)。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
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尤尔说：
“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钻头、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这些工人依照他们的熟练程度而分成等级。”[291]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1) 下面的一段引文为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较近的例子。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累坏或者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河、沃克吕兹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布朗基《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第79页）自从布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第4版注：自从马克思写了这段话以来，动力织机在这些工厂里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很快就把手工织机排挤掉了。克雷费尔德的丝纺织业具有同样的经历。——弗·恩·〕
(2) “在一种工种繁多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越是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71页）
(3) “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技能。”（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8页）
(4) “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我们在其他民族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与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手艺，但仍然热中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74章）
(5) 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449［、450］页。印度的织机是竖立的，也就是说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6)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
(7) 1854年日内瓦生产了8万只钟表，还不及纳沙泰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被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一倍。1850年至1861年，日内瓦提供了72万只钟表。见《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第6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装配而成的制品的生产的各个过程互不相联，本身很难使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那么在钟表生产中还有两个别的障碍：钟表的零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什隆-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只生产三、四个品种。
(8) 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上面提到的现象，即由于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
(9) “在人们如此密集地一起劳动的情形下，运输必然会更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
(10) “由于使用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中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了分立，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这种损失主要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造成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00页）
(11) “它〈分工〉把工作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9页）
(12) “每种工场手工业内专门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
(13)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14) “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么一切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这就是工业企业规模巨大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1章第172、173页）
(15) 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用于两个过程。
(16) 参看威·配第、约·贝勒斯、安·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
(17) 16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和洗矿。
(18) 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作mill［磨房］。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
(19) 读者在本书第四册12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272]
(20) “因为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和体力，所以手工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9章）
(21) 例如，肌肉的片面发展和骨骼的弯曲等等。
(22) 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关于如何使少年工人保持勤劳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好像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查委员会。1865年第4号报告》第247页）
(23) 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像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尤尔说：“使工人适应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另一方面，他认为，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把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说成是“一种按熟练程度分级的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第19—23页）
(24) “每一个手工业者……能够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19页）
(25) “分工开始于各种极其不同的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件产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可以叫作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作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40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4、85页）
(26) 〔第3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273] ——弗·恩·〕
(27) 见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28)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出版10年，但是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
(29) “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0页）当工人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而增长。”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20页）
(30) 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274] ，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31) 例如，早在17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
(32) 见本卷第396—398页。——编者注
(33) “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特殊地方，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萨默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产粗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伯里不是生产细哔叽，诺里奇不是生产绉纱，肯德耳不是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如此等等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版［第56页］第520节）
(34)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5页。
(35) 亚·斯密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似乎比较显著，因为“各个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目的在于满足广大居民的主要需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多种多样的行业怎样联合起来满足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
(36) “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作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
(37) 第2版注：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区别对美国人来说已由实际的例证说明了。美国南北战争8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一切工业产品”征收6%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立法者回答说：一物“当它制成的时候”，就是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很多事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手工工场过去“制造”伞以及伞的全部附件。但因为伞是各种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的联合体，所以这些部分逐渐成为互不依赖的、在不同地方经营的生产部门的制品。这些生产部门的局部产品，现在都作为独立的商品进入制伞手工工场，制伞手工工场只是把这些产品装配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集合了”自己每个部分的价格的6%的税，然后又“集合了”它本身的总价格的6%的税。
(38) “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0、131页[277] ）
(39) 马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1810—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8—120页。在1852年伦敦版的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278]
(40) “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
(41) 见本卷第357、394页。——编者注
(42) “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应当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250、251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4页 ）
(43) 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作“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
(44) 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它供给全群以养料，而不是像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汲取养料。
(45) “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强加于他是适宜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204页）
(46)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1页：“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
(47) “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4页）
(48)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0页。
(49) 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8页。
(50) 亚·斯密《国富论》第5篇第1章［第3节］第2项。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亚·斯密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泰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22页及以下各页 ）
(51) 弗格森在《论市民社会史》第281页中就说过：“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52) 热·加尔涅的译本第5卷第4—5页。
(53) 帕多瓦临床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00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他的关于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技艺和手工业协会[281] 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埃朗根版。
(54) 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那些能够作别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的人。”[282]
(55) 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只是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还存在着，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283] 。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56) 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亨·马丁］，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57) 在现代著作家中，只有18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是例外，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几乎只是重复古人的见解。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因此，为了共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11卷第28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以关于他任驻彼得堡大使的《日记》闻名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284] （该书后来又转载于《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第3版）的一个附注中说道：“关于社会是一种自然物的全部论证〈即通过“分工”的论证〉都取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册。”
(58) 例如，《奥德赛》第14卷第228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基洛库斯说过：“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285] 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
(59)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286] 雅典人作为商品生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然会支配人，但不会支配钱。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里克利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1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与分工相对立的自给自足，因为“分工产生福利，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287] ，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5000人。
(60) 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他的主要论点是：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从而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副业，那么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劳动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马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理想国》，拜特尔、奥雷利等人编，第2版第2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2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闲暇时候当作副业来做；反过来，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288] 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那么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蹋，“适于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焙烧、洗涤、漂白、压平、加光和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必然有引起损坏的危险……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
(61) 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光荣，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鞋为生，另一个人只靠切鞋底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289] 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
(62) “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人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做同一种工作，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始终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手艺和手工业方面，他们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甚于名手胜过拙工。在用来维持君权和国家制度的机构方面，他们做得如此出色，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著名哲学家对埃及国家制度的赞扬胜过对其他国家制度的赞扬。”（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第7、8章）
(63) 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
(64) 见本卷第405—406页。——编者注
(65)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66) 这句话，用在英国比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
(67) 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
[266]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亚·斯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说的制造针的18种操作（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章第13页）。——392。
[267] 威·配第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见他的《论人类的增殖》（《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35页）。——397。
[268] 指纽伦堡的装配工和钟表匠彼·亨莱恩在1510年前后制造出的第一个由弹簧推动的小怀表。——397。
[269] 这个例子摘自《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02—20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83页已有这些数字的摘录。——401。
[27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10年格丁根版第2卷第198、381—384和386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0—1171页已有关于工艺学的摘录。——403。
[27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9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3和1164页有关于水磨的摘录。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有关情况。——403。
[27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Ⅷ笔记本第347页、第Ⅸ笔记本第394、414页、第ⅪⅤ笔记本第778—77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314页。——404。
[273] 恩格斯这里援引的是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407。
[274] 1861年以来棉花需求量大增是由于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而棉花得不到供应造成的。——409。
[27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13—414页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5页。——409。
[276]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412。
[277]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78] 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马克思依据的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著作，还有托·拉弗尔斯的著作《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的材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都引用过拉弗尔斯的《爪哇史》。——414。
[279] 拉普拉塔各国指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17。
[280] 据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大冲突，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17。
[281]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82] 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47页第187节注（《黑格尔全集》第8卷）。——421。
[283]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421。
[284] 《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是《三篇论文》的第三篇，它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1844年伦敦版第1—4卷）一书的外交官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马克思这里引证的话见《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第292页。——422。
[285] 阿基洛库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这句话转引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第11卷第44页。——423。
[286]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这句话出自荷马《麦尔吉泰斯》，马克思引自伪柏拉图对话篇《阿基比阿德第二》，见编者威·汉密尔顿在《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第311页加的注。——423。
[287] 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423。
[288] 这句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11.370b—c。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423。
[28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1页）。——424。
[290]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的奴隶制共和国。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市民分为三个等级，奴隶不包括在三个等级之内，各等级之间实行严格分工。少数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424。
[291]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1页。——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