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279)，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280)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205人。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81)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282)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1) 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2) 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292]
(3) “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不管这些装置如何精巧，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属于工具的概念；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38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4) 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294] 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5) 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296]
(6) 大约从1850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筘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纺纱纱锭和翼锭纺纱纱锭的机器。[297]
(7) 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300] 相反地，德国的基督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301]
(8) 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302] 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自由。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的土地。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0000马力的12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303]
(9) 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305]
(10) “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36页］）
(11) 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技艺协会 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划一性的改良，都使应用蒸汽机来提供纯机械力更为可能……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惟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000磅提高1英尺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1/2)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3、4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农活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
(12) 孚耳阿伯，1625年。德库，1688年。[306]
(13) 现代的涡轮机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307]
(14) “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的水流；虽然水磨的采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有生产蒸汽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
(15) 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
(16) 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18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械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像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械毛纺织业是在机械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然宁可用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
(17) “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18) 见本卷第396—403页。——编者注
(19) 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311] 只要极其粗略地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试制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
(20) 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1867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惠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
(21)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这种附件的采用立即使各种机器完善和便宜了，并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22) 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16(1/2)吨重的轴，就像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315]
(23) 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
(24) 见本卷第375—382、386—387、393—396、405—406、417—418、422页。——编者注
(25) 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
(26) 见本卷第429—432页。——编者注
(27) 见本卷第237—238页。——编者注
(28) 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像他没有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6、337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318]
(29) 见本卷第376—378、401—403页。——编者注
(30) 〔第3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000英尺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000磅上升一英尺，或一分钟使一磅上升33000英尺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50马力，那指的是用博尔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因此，一台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和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台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多少33000英尺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3、4甚至5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
(31)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32) 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册 中将加以说明。
(33) 当机器排挤马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用的其他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321] ，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又是这样看的。[322] 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323] 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关于货币、商业等的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34) 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400名工人，生产了1300万磅钢锭。在这里，1马力还摊不到两个工人。
(35) 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
(36) 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
(37) 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 上所作的报告。[327]
(38) 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
(39) “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0页）
(40) 第2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41) “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不用雇用童工〈即13岁以下的童工〉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岁以上〉去完成了……半日制”促进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2、43页］）
(42) “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上涨，机器往往不会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
(43) 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
(44) 见本卷第42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45) 在美国南北战争8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兴奋剂[329] （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46) 见本卷第198—200页。——编者注
(47)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
(48) 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49) 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就贩卖儿童来说，身为父母的工人具有确实令人愤慨的、十足的奴隶贩子般的特征。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66页）
(50)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1页。
(5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4版注：贝特纳尔格林区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
(5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
(5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Ⅻ页第137号。
(54) 见本卷第297—304页。——编者注
(55)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
(56) “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
(57) 同上，第454页。
(58) 同上，第454—462页。享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
(5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5、455、456页。
(60) 同上，第456页。
(61) 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62)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7页。
(6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64)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页。
(65)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8、19页。
(66)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
(67)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68)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69)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70)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阿什利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71)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
(72) 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看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律王式的掠夺[330] ，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73) “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第281页）
(74) 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
(75) “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5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211、212页）
(76) “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233页）
(77)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
(78) 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册180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79)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
(80) “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惟一手段”（同上，第11、14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9页）
(81) 见本卷第351—355页。——编者注
(82) 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册头几篇中看到。
(83) 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
(84) 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85) 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代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让我们像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里斯蒂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1782年汉堡版［第312页］）
(86) 见本卷第345页。——编者注
(87)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88) 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消。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
(89) 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
(90)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
(9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92) 同上，第19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数量。
(9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页。
(94) 同上，第21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总是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彼此多帮助。”（同上）
(95)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96) 散见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9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98) 同上，第22页。
(9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00) 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352页注（109a））。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
(10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0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15页。
(103) 同上，第20页。
(104) 同上，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各页。
(10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06) 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2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匹，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匹。19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布每匹的织造费就已由2先令9便士下降到5(1/8)便士。[334]
第2版补注：“30年前〈1841年〉，一个棉纺工人带3个助手，只看管2台共有300至324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现在〈1871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6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
(10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108) 现在（1867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
(109) 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110) 见本卷第429、435—436页。——编者注
(111) 见本卷第453—454页。——编者注
(112) 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113) 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0、141页[335] 。
(114) 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外勤人员、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
(115) 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管理人员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336] 。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
(116) 见本卷第322—337页。——编者注
(117)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民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
(118) 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153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纺纱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这样做并没有产生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
(119)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如下荒诞的看法：他不是把机器“构成”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构成”为为了工人自己而进行的局部劳动的综合。
(120)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337] 。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121)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338] 。
(122) 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123)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
(124) 见本卷第383—386页。——编者注
(125) 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126)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 这些工人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4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利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工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1863年6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往往载有它的正式公布日期以后的事）
(127) “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20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制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事故……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7(1/2)小时，而其余几天是10(1/2)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么，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65%以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17页）
(128) 在第三册第一篇 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工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那么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 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129) 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130) 参看约翰·霍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中。业主的一贯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活尽可能廉价地得到完成；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版第61、62页。（作者是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
(131) 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341] 1621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谈到在莱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隆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
(132) 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133)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潜在地）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
(134) 见本卷第837—841页。——编者注
(135) 〔第4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在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部，大农业都是靠从16世纪，特别是1648年以来盛行的“清地”建立的。——弗·恩·〕
(136)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
(137) 1834年济贫法[345] 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能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三下四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9页）
(138) “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第23页］）
(13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
(14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141) 尤尔《工厂哲学》第1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
第2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火车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件，现在生产这些部件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号和17863号）
(142)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143) 同上，第321页。
(144) 同上，第23页。
(145) 见本卷第476—480页。——编者注
(14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8页及以下各页。
(147) 同上，第109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惟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司令官们不得不决定这样做，不过有些地方工资降低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346]
(148) “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发展起来。纽卡斯尔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000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262、263页）
(149) 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34、35页。[349]
(150) 费尔贝恩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350]
(151) 见本卷第446—449页。——编者注
(152) 尤尔《工厂哲学》第367—370页。
(153) 尤尔《工厂哲学》第368、7、370、280、321、322、281、475页。
(154) 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
(155) 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
(156) 见本卷第735—736页。——编者注
(157)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像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
(158) 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呆小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8岁小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82页）
(159) “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第275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160) 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353] （1863年伦敦版第Ⅱ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546人，20岁以上的173067人。在前一类中，5至10岁的835人，10至15岁的30701人，15至19岁的42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222人。
(161) 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
(162) 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60807人，其中包括工厂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3329人。
(163) 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771人，其中男工123430人，女工2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620人。
(164) 见本卷第832—841页。——编者注
(165)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棉织工）和2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紧急，还能收入多些……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24、26页）
(166) 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
(167)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665人。
(168) 相反地，加尼耳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360] 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转化为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等等〉准则，制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第212页。
(169) 见本卷第478—479页。——编者注
(17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及以下几页。但在这同时，雇用日益增加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110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11625台蒸汽织机，628576个纱锭以及2695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
(17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9页。
第2版补注：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拉德福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
(17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361]
(173) 见本卷第449—453、467—470、476—480页。——编者注
(174) “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极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175) 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册180叙述。
(176)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34540143磅
1860年204141168磅
1865年445947600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4570581磅
1860年20214173磅
1865年17105617磅
(177) 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2958457磅
1860年16574345磅
1865年29220623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21789346磅
1860年59166616磅
1865年109734261磅
(178) 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4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179) 1866年7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10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30%至40%。5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戴·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1号）
(180)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
(181)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8、19页。
(182) 同上，第41—45、51、52页。
(18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2页。
(184) 同上，第57页。
(185) 同上，第50、51页。
(18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62、63页。
(18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188) 引自博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1页。
(189) 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的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665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070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221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001322镑；数量增加为10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点。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如要不被消灭，就得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挤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移居国外。
(190) 见本卷第426、435—443、486页。——编者注
(19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
(192) 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不可避免的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
(193)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
(194) 吉洛特先生在伯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1851年，该厂就能生产18000多万枚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板。伯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1861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1428人，其中女工126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
(19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ⅩⅧ页第415号。
(196) 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
(19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
(198) 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
(199) 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
(20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ⅩⅥ—ⅩⅧ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201)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202) 同上，第30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25—35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30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同上）
(203) 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用机器制作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Ⅺ、ⅪⅩ页第125—130号；第52页第11号；第113—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
(20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ⅩⅫ页第166号。
(20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Ⅷ、ⅪⅩ、ⅩⅩ、ⅩⅪ页。
(206) 同上，第ⅩⅪ、ⅩⅫ页。
(20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ⅪⅩ、ⅩⅩⅩ页。
(20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ⅩⅩⅨ、ⅩL、ⅩLⅠ页。
(209)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21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版第185页。
(211) 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
(212) 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
(213) 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1000—12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ⅩLⅦ页第319号）
(214) 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370] 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6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
(21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ⅩⅦ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ⅩⅩⅢ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ⅩⅫ页第438号。
(216) “工场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在首都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
(217) 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21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
(219) 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
(22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
(221) 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200个“人手”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
(222) 见本卷第542页。——编者注
(223)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ⅩⅦ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LⅩⅦ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ⅩLⅥ页第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大约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371] ，只有4063人。
(224) 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13、14页）
(225) 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
(22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227) 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32个14岁至17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230个青年。1865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
(22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Ⅸ页第50号。
(22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230) “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97页）
(231) 以高炉为例，“因为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Ⅵ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Ⅶ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ⅩⅧ页）“在伯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拼命赶工。”（同上，第Ⅺ页）
(23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ⅩⅩⅫ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拼命赶工，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班加点。”（同上，第ⅩⅩⅪ页）
(23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ⅩⅩⅩⅤ页第235号和第237号
(234) 同上，第127页第56号。
(235) 指1833年的工厂法，见本卷第321—325页。——编者注
(236) “至于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定货托运任务而造成的商业损失，我想起，这是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提不出任何像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55页）
(23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ⅩⅧ页第118号。
(238) 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大害处：1.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第9页）
(23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
(240) 例如，布拉德福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或7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惟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38号）
(241) 同上。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第81页第32号）
(242) 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页第38号）
(243) 见本卷第276—278、320—344页。——编者注
(244) 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
(24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Ⅴ页第72号及以下各号。
(24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247) 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
(248) 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25立方英寸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20次。所以，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72万立方英寸或416立方英尺。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廷和布鲁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1300立方英寸；这就等于说，在24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8盎司固体炭素。“每人至少应该有800立方英尺。”（赫胥黎）
(249) 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受初等教育，就不能同时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1页）
(250) 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3、64页），也可以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18、119、120、126页及以下几页。
(25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252) 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违者将受到饿死的惩罚这个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例如，斯内尔先生报告说，在萨默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费尔特姆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253) 在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的地方，对推动机器的工人来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因此，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耗费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
(254) 见本卷第429—431、483—488页。——编者注
(25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
(256) 同上，第7页第59、60号。
(257) “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小屋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编第8卷第327—28页）
(258) 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要进行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人制品的缺点。”
(259)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372] ）
(260)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373]
(261) 见本卷第492—528页。——编者注
(262)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昂·科尔邦《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
(263)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体力劳动是上帝原本安排的……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悠闲固然使一个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苦……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一种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多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264) 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业中看到的那样，特别是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一点。
(26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ⅩⅩⅩⅧ页第285、289号，第ⅩⅩⅤ、ⅩⅩⅥ页第191号。
(266) “工厂劳动可以像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267) 见本卷第529—553页。——编者注
(26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7、32页。
(269) 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27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页第35号。
(2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Ⅸ页第28号。
(272) 同上，第ⅩⅩⅤ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273) 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从炼铁厂到制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场，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煤精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
(27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ⅩⅩⅤ页第169号。
(275) 工厂法扩充条例于1867年8月12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涉及金属铸造、金属锻冶和金属加工的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50人以上的工场。——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劳动时间规定法，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
我在第二册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法律和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375]
(276) 西尼耳《社会科学年会》第55页及以下几页。
(277) 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副视察员，41名助理视察员。新添的8名助理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25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278) 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之父，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变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376] 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瑟灵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出版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4版注：英国立法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第264页），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1878年的工厂和工场法[377] 中把所有有关的立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1.纺织工厂。在这里几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10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准许劳动5(1/2)小时，或者每天劳动6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5天每天劳动10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61/2小时。—— 2.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1.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大。——3.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它们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4.不雇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18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宽。——5.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有弹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1877年3月23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历史的”、从一个一个案件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279) 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第2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378] 。〔第4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弗·恩·〕
(280) 见本卷第774—802页。——编者注
(281) “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按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分裂开来的民族，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划分，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样一种批判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批判知道评论现在，谴责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
(282) 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379] 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它据为己有；[380] 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对此作了阐述；[381] 1817年，李嘉图把它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382] 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它庸俗化了，[383] 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
[2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37页。——428。
[293]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6页。——428。
[294] 指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429。
[295] 热力机（kalorische 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19世纪30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6页。——429、529。
[29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45—14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84页。——430。
[29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5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6—1211页。——430。
[29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1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2页末尾。——430。
[299]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430。
[300] “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431。
[30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5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3页。——432。
[30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5—1166页。——433。
[30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6—1167页。——434。
[30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4和1207页。——434。
[309]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83页。——435。
[310] 《国际博览会》，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Ⅲ笔记本第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435、441。
[31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84页。——440。
[312] 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作“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普遍统一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441。
[31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8—23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42。
[31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6—1211页。——443。
[31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6页。——443。
[31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6—1207页。——443。
[317] “人的手的创造物”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44。
[318] 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版第1卷第4章。——445。
[319] 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447。
[32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8—231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7页。——447。
[321] 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448。
[322] 卡·路·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页和378页脚注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62页。——448。
[323] 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1793年柏林版《序言》第13页，和《箴言》81，第102页。——448。
[324] 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49。
[325] 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1861年11月1日左右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Ⅴ笔记本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Ⅴ笔记本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7] 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408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1859—1863年在伦敦写的第Ⅶ笔记本第207页。那里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Ⅴ笔记本第209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8] 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是1842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569页。——452。
[329] 戈弗雷兴奋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54。
[330] “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64、868。
[331] 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Ⅺ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67。
[332] “初恋时期”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68。
[333]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也有这一统计材料。——478。
[334] 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6页。——479。
[33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中的几段文字。——483。
[336]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484。
[337]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笔记本第1245页开端。——486。
[338]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487、489。
[339] 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88。
[340] “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 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91。
[341] 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其中的引文见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亨·莫·冯·波珀在《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93。
[34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2页。——493。
[343] 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93。
[344] 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亨·罗·卡斯尔雷任外务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403）。——493。
[345]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46] 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1867年1月2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99。
[347] 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4—125页。——500。
[348] 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34—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501。
[349] 马克思给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1版，但他引用的却是1836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2版。——501。
[35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08页。——501。
[351] 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9—130页。——502。
[352] “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506。
[353] 在英国，从1801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见注6）每十年进行一次。——510。
[354]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笔记本第1270页。——511。
[355]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ⅩⅩⅩⅣ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191人。——513。
[356]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ⅩⅩⅩⅦ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414人；铁路工人27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539人；铁路警察1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779人。——513。
[357]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8]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9]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Ⅲ，LⅤ和LⅩⅤ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514。
[360]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Ⅷ笔记本第368页。——515。
[361]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24页。——517。
[362]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222、1218页。——518。
[363] 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520。
[364]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365]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笔记本第1270—1272页。——523。
[366] 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法国的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524。
[367] 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来扩大市场的。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528。
[36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Ⅹ笔记本第1179和1177页。——530。
[369] 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ⅩⅩⅩⅨ页第296、299号。——539。
[370]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371]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46。
[372] 见《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与无产者》。——560、875。
[373]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60。
[374]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 ultra 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85页。——562。
[375] 马克思没有实现这一意图。——566。
[376] 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3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77。
[377] 1878年的工厂法和工场法是一项把有关工厂和工场的法律合并并经过修订的法律（维多利亚四十一年通过。第16章），见《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作的序言》1879年伦敦版。马克思个人收藏有这本书，并在雷德格雷夫所作注释的边上划了线。——577。
[378] 指莱·德·拉韦涅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78。
[379] 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笔记本第495和559页。——580。
[380] 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笔记本第495和499页。——580。
[381]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笔记本第495页。——580。
[38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Ⅺ笔记本第495—496和564页。——580。
[383]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ⅪⅤ笔记本第799—800页。——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