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58)。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59)。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因而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19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60)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像马丁·塔珀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61)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62)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社会财富中要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要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是已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所依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63)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64)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65)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66)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67)
(1) 见本卷第182—205、216—227页。——编者注
(2)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11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
(3)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4)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活动的物质条件。
(5)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109页）
(6)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创造了资本。”（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10页）
(7)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8) 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惟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9) 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10) 见本卷第653—667页。——编者注
(11)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2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页）
(12) “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查·温·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
(13) “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14) “现今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
(15)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过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以积累商品的方式来进行货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16) “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
(17)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18)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410] ，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专业的观点来看，也亟须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变为工资”。
(19) 亚·斯密在叙述再生产过程从而积累时，与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相比，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同样由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册第三篇和第三册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20) 见本卷第653—661页。——编者注
(21)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Revenue］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
(22)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翻新但仍属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出色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金钱而崇拜他们……凡是榨取、抢劫和盗窃别人食物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这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么，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也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并加以赞颂……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像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23) “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编者注
(24)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1页及以下几页。
(25) 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
(26) 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417] “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 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
(27)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25、326页。
(28)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29)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30) 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31)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 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相反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抄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另一方面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2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作过下述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420] 。
(32)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343页。
(33) “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例如播种自己的小麦并让它在地里种上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421] ）
(34) “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工具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使用，而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用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35) 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
(36) “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一个积累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20、21页）
(37) 同上，第36页及以下几页。〔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
(38) 指唐·吉诃德。——编者注
(39) 见本卷第352—354页。——编者注
(40) “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
(41)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42) 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43)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3、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占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谢讷）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423]
(44)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45) 北安普敦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
(46)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迈进了一大步。议员斯特普尔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9日《泰晤士报》） ——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47) 本杰明·汤普森《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第1卷第294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拉姆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19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 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68、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48) 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搀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搀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搀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49) 乔·路·纽纳姆（律师）《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50) 《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第19、20页。
(51) 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 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1倍、2倍、3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5倍。”（同上，第100、101页）
(52)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53) 见本卷第594—598页。——编者注
(5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424]
(55) 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已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作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先生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人们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耗费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么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扬扬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赫特福德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
(56) 见本卷第443—445页。——编者注
(57) 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58) 见本卷第682—685页。——编者注
(59) 见本卷第698—699页。——编者注
(60) 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
(61) 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425] ，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62) “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划一力量的和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惟一因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或者换句话说，任何生产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
(63) 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64) 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册第二篇[426] 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65)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66) 同上，第122、123页。
(67) 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427] ，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407] 西·德·西斯蒙第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变成螺旋形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671。
[408] 关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最终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情况，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章。——671。
[409]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03节补充第259页（《黑格尔全集》第8卷）。——679。
[410]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681。
[411] 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341—489页。——681。
[412] 弗·魁奈在他的著作《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中第一次试图用图表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利用了欧仁·德尔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第2卷《重农学派》中魁奈的著作。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笔记本第422页及以下几页，以及1863年7月6日和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表作了论述。——682。
[413] “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一再说的一句话。每当他说这句话时，都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用了两个否定词，把
“K e i n e n D a t u m h a t”说成“K e i n e n D a t u m n i c h t h a t”，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堂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言，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7日—9月6日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第7节。——683。
[414] “人的同情感”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685。
[415]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诗句。——685。
[416] 据基督教传说，《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686、883。
[417] 让·巴·萨伊“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这句话引自让·吉·塞· 亚·伊·科兰《政治经济学》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41页。——687。
[41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88。
[419] 指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多次起义。——688。
[420] 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某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688。
[421] 这段引文引自阿·波特尔《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1833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十章加工修改而成的。——689。
[422] 1862年9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它于1863年7月1日起生效。1865年1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废除了奴隶制。——690。
[423] 由于经济危机，比利时沙勒罗瓦地区的工厂主在1867年初把冶金工人以及附属矿井的矿工的工资降低了10%。工资降低的那一天，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再次提高。该地区冶金业的工人从1867年2月1—3日进行罢工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2月2—8日，许多矿工加入了罢工，他们要求降低面粉价格。罢工者在2月2日占领了马谢讷的碾磨厂。市长下令向罢工者开枪，许多人受伤，其中三名工人受了致命伤。——693。
[424]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导言部分。——700。
[425] “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 dies sine 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704。
[426] 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130—140页。——706。
[427] 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706、714。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