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实施这个法令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惟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Ⅺ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从19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通常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首先，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000万镑。(1)再次，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经常性和整个说来并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像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么，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
“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月26日相比，减少5198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453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停滞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是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的事情：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每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那么，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情况下，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作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像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逆转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在4月停止，而崩溃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而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1857年才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
图克的证词：
“1847年4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10月，紧迫情况比4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几乎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数目。”（第2996号）——“4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2997号）——“10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2998号）——“汇兑率的转变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3000号）——“7月和8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8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3001号）——8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里斯：虽然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220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137号）——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147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尔默（他从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684号）“从1847年4月中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2)这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个国家的相对储藏量，是由该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些条件，我们在讨论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正常的分配得到恢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3)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4)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状况。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而会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之前。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1857年）：
（第1520号）“这么说来，流通的票据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像是这样。”——（第1522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这时，交易自然变为签发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票据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首先是信用冒险家，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不论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贵金属的量，都不单纯是作为量本身发生作用；而是第一，它发生作用，是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第二，它的作用，像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发生作用，是由于它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时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发生重大的作用；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5)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6)我在第一册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奥弗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只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付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问题。(7)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态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大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相反，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的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中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中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顺畅地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8)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1) 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10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当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
(2) 1857年11月12日。——编者注
(3) 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4) （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贸易，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么，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5)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直接把这些现象当作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来解释的企图，也同样是可笑的。
(6) 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
(7) “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对付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的〕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
(8) “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弗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么，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