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完全正确：
“地租〈即级差地租；他认为，除了级差地租，根本不存在什么别的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9页）
既然指的是地租，而不是超额利润，他本来应当加上一句：“在同量土地上。”
换句话说：如果超额利润是正常地产生的，不是由于流通过程中的偶然情况产生的，它就总是作为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而产生出来。如果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积土地上而产生的结果不等，这个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此外，这种超额利润并不是绝对必须从所用资本量相等而结果不等的情况中产生。在不同的投资中，也可以使用不等量的资本；这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前提；而每笔资本中相等的一份，例如各自的100镑，则会产生不相等的结果；也就是说，利润率不同。这是超额利润在任何一个投资部门中都能够存在的一般前提。其次的一点是这种超额利润到地租形式（一般说就是租金，一种和利润不同的形式）的转化；这种转化在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总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其次，李嘉图的研究既然只限于级差地租，他的下述论点也是正确的：
“凡是使同一土地或新地上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物，都有减低地租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同上，第74页）
不过，在这些原因中，不仅包括一般的原因（肥力和位置），而且也包括：1.赋税的分担，看这种分担是否均等；如果像英国那样不是由中央集中征税，而且是征收土地税，不是征收地租税，那么，这种分担就总是不均等的。2.由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引起的不平衡，因为这个产业部门，由于它的传统性质，要比工业更难于平衡。3.资本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次征服，所以这些不平衡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产业部门都大。
在作了这些事先的说明以后，我想简单地谈谈，我的阐述和李嘉图等人的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不同土地上使用时所产生的不相等的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等量土地面积计算的结果。
这些不相等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关于这第1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其中又包括那些不同的要素。）2.土地的位置。这一点对殖民地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就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其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既可以由较好土地推向较坏土地，也可以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建立交通运输手段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一方面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又会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其现实的有效的肥力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有所不同，因为在有的形态下这些养分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在有的形态下则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或者说，甚至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也能由此发生变更。例如，在英国农业的某个发展时期，轻砂土和重黏土之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就再次表明，从历史上看——从耕种的发展过程来说——怎样既可以由比较肥沃的土地推向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同样也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都会产生这种效果。最后，当下层土壤也被纳入耕作范围，变成耕作层时，由于下层土壤状况的不同，土地等级便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一方面取决于应用新耕作方法（如饲草的种植），一方面取决于应用各种机械方法，即或者把下层土壤翻成表层土壤，或者使下层土壤和表层土壤混合，或者耕作下层土壤但不把它翻上来。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施加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经济肥力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成分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也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种发展阶段评定的，对不同土地上同时进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发生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连续的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特的价格＝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特＝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特＝180先令；总利润＝130先令，超额利润＝120先令。
假定D生产了4夸特＝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各自的地租：对D来说＝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间的差额；对C来说＝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间的差额；对B来说＝70先令—10先令，即B和A之间的差额。而对B、C、D来说，总地租＝6夸特＝360先令，等于D和A、C和A、B和A之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D到A，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上升的序列（由A到D，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D到C，由C到A，再由A到B。
在下降的序列中，过程是这样的：1夸特的价格逐渐上涨，比如说由15先令上涨到60先令。一旦D所生产的4夸特（这可以设想为几百万夸特）已经不足时，小麦价格就会不断上涨，直到不足的供给能由C的生产来弥补时为止。也就是说，价格必须上涨到每夸特20先令。一旦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夸特30先令，就可以耕种B，一旦上涨到60先令，就可以耕种A，而不致于使这里的投资不得不满足于20%以下的利润率。这样，对D来说就形成一种地租，起初是每夸特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2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1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6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4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180先令。
如果D的利润率原来也＝20%，它由4夸特获得的总利润也就只是10先令。不过，这10先令在谷物价格为15先令时，比在价格为60先令时代表更多的谷物。但因为谷物会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每夸特都有一部分必须补偿工资，另一部分必须补偿不变资本，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剩余价值较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较高。（关于利润率问题，还应该特别地和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如果序列相反，过程是由A开始，那么，一旦必须开垦新的土地，每夸特的价格起初就会超过60先令；但因为必要的供给，即2夸特必要的供给是由B提供，所以价格会回跌到60先令；这是因为，B虽然按每夸特30先令生产，但是按60先令出售，因为它的供给正好只够满足需要。这样，对B来说就会形成一笔地租，目前是60先令，对C和D来说，会以同样方式形成一笔地租；我们总是假定，C和D虽然相对地说分别按20先令和15先令的实际价值提供1夸特，但是，因为A所提供的1夸特的供给仍然是满足总的需要所必要的，所以市场价格仍然是60先令。这时，如果需求的增长超过了首先是由A、然后是由A和B所满足的需要量，结果就会不是按顺序耕种B、C、D，而是一般扩大耕地，比较肥沃的土地只是后来才偶然地被耕种。
在第一个序列中，随着价格的提高，地租会增加，利润率则会降低。利润率的这种降低，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受到起相反作用的各种情况的抑制；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应忘记，一般利润率并不是均衡地由所有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决定。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关于这点，以后再说。
在第二个序列中，所投资本的利润率不变；利润量会表现为较小量的谷物；但和其他商品相比，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上涨。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的增加额不是流入经营产业的租地农场主手中，不是表现为利润的增加，而是以地租的形式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不过，在假定的前提下，谷物价格仍旧不变。
因此，无论价格不变，还是价格上涨，无论由较坏土地不断推进到较好土地，还是由较好土地不断退向较坏土地，级差地租总是同样发展和增加。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1.价格在一个序列中提高，而在另一个序列中不变；2.不断地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反过来，由较坏土地转到较好土地。
但现在我们假定，谷物的需要已经由原来的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又假定，最坏土地A为另一块土地A所代替，后者将以60先令的生产费用（50先令的成本加上10先令即20%的利润）提供夸特的小麦，因此1夸特的生产价格＝45先令。或假定，旧的A级土地由于不断的合理化耕作已经得到改良；或由于例如种植苜蓿等等，已经可以用同样的费用，按较高的生产率来耕作，这样，在预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产量却增加到夸特。我们还假定：B、C、D各级土地提供的产量不变，但已开垦了肥力介于A和B之间的新地A′，以及肥力介于B和C之间的新地B′、B″。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如下的现象。
第一：小麦1夸特的生产价格，或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会由60先令下降到45先令，或下降25%。
第二：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和由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肥沃的土地，这两种过程会同时出现。土地A′比A肥沃，但不比以前耕种的B、C、D肥沃，并且B′和B″也比A、A′和B肥沃，但不比C和D肥沃。因此，行进的序列是相互交错的；不是去耕种同A等等相比绝对不肥沃的土地，而是去耕种同原来最肥沃的土地C和D相比相对不肥沃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是去耕种绝对肥沃的土地，而是去耕种同原来最不肥沃的土地A或A和B相比相对肥沃的土地。
第三：B的地租下降了；C和D的地租也下降了；但用谷物表现的地租总额已由6夸特增加到夸特；提供地租的耕地的数量增加，产品量也由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利润虽然对A来说还是没有变，但用谷物来表现，它却增加了；利润率本身可能提高，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已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资料便宜了，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总支出都会减少。用货币表现的地租总额，会由360先令减少到345先令。
我们把这个新的序列列举如下：
最后，如果照旧只耕种A、B、C、D各级土地，而它们的收益能力已经提高，结果A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2夸特，B不是生产2夸特而是生产4夸特，C不是生产3夸特而是生产7夸特，D不是生产4夸特而是生产10夸特，从而同样的原因在不同土地上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生产总额就会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假定由于人口增加和价格下降，需求会把这23夸特吸收掉，那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在这里，数字比例同其他各表一样是任意选择的，但所作的假定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个并且主要的一个假定是，农业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这里，在最好土地C和D上就比在A和B上效果大。经验已经表明，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改良在较坏土地上比在较好土地上效果大，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减少，而不会增加。——不过，在这个表Ⅲ中，随着各级土地肥力的绝对增长，我们同时假定较好土地C和D的较高的相对肥力也增长，因此，在投资相等时，产量的差额将增大，从而级差地租也将增大。
第二个假定是，随着总产量的增长，总需求也同步增长。第一，我们无须把这种增长看作是突然发生的，而应看作是逐渐进行的，一直到第Ⅲ序列形成时为止。第二，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会随着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而增长，是错误的。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已证明相反的事实（见纽曼的著作），而相反的见解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单纯由气候引起的收获上的突然的巨大差别，会时而引起谷物价格的异常低落，时而引起它的异常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暂时的突然降低来不及对扩大消费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么，在价格降低是由于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的下降引起，因而带有持久性质的场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三，一部分谷物可以以白兰地酒或啤酒的形式消费。并且，这两种商品的增长的消费，决不会局限于狭窄的界限内。第四，事情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部分地也取决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出口谷物的国家（到18世纪中叶为止，英国还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以致需要不单纯是由国内消费的界限来调节。最后，小麦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费用的降低，可以促使小麦代替黑麦或燕麦成为人民大众的主要食物，这样一来，小麦的市场就会扩大，正如在产量减少和价格提高时，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些前提下，按照以上假定的数字比例，第Ⅲ序列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每夸特的价格由60先令下降到30先令，即下降50%，产量和第Ⅰ序列相比，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即增加130%；B的地租不变，C的地租增加25%，D的地租增加%，地租总额则由18镑增加到镑，即增加25%。
以上三个表可以理解为社会一定状态下的几个阶段，例如并存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彼此衔接的阶段。比较这三个表（其中的第Ⅰ序列要用两次，一次是由A上升到D，一次是由D下降到A），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序列在完成时（不管它的形成过程如何）总好像是一个下降的序列，因为人们在考察地租时，总是先从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发，最后才谈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2.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Ⅰ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A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要取决于最好土地的产量这一点而言，最好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是起调节作用的。如果B、C、D的产量超过需要，A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就是这样想的。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3.级差地租是由于农耕发展各个阶段的各级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
4.级差地租和已划为某一等级的级差地租的存在，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较好土地到较坏土地的序列形成，也可以反过来，按上升的序列，即由较坏土地到较好土地的序列形成；还可以按两个方向相互交叉的序列形成（第Ⅰ序列可以由D到A，也可以由A到D而形成。第Ⅱ序列包括这两种运动）。
5.按照级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级差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不变、上涨和下降时都可以形成。在价格下降时，总产量和总地租都可以增大，而且在迄今没有地租的土地上也能形成地租，虽然最坏土地A已经为较好土地所代替，或者它自身已经变为较好的土地，虽然另外一些较好土地，甚至最好土地的地租已经减少（表Ⅱ）；这个过程，还可以和（货币）地租总额的减少结合在一起。最后，当价格因耕作普遍改进而下降，以致最坏土地的产量和产品价格降低时，一部分较好土地的地租可以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最好土地的地租可以增长。各级土地和最坏土地相比的级差地租，在产量差额已定时，当然总是取决于例如小麦每夸特的价格。但在价格已定时，级差地租就取决于产量差额的大小，而在一切土地的绝对肥力都增进时，如果较好土地的肥力比较坏土地的肥力相对地说提高得更多，这个差额就会随着增大。因此，在价格为60先令时（表Ⅰ），D的地租是由D对A的产量差额决定的，因而是由3夸特的余额决定的；所以，地租等于3×60＝180先令。但在表Ⅲ（在那里，价格为30先令），它是由D超过A的产量的余额8夸特决定的；8×30＝240先令。
因此，在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来越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只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
从18世纪初叶到中叶，在英国，尽管金和银的价格下降，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就整个时期来说），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都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上升序列的第Ⅱ表组合在一起的第Ⅰ表相符合的，但这样一来，最坏土地A或者进行改良，或者不再用于种植谷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土地不会用于其他农业或工业的目的。
从19世纪初（应更精确地指出日期）到1815年，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下降序列的第Ⅰ表相符合的。（这里应当引用一些关于当时耕种较坏土地的情况）
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改良和开垦土地有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了，地租总额却由于提供地租的土地的面积扩大而增加。
（关于这三点，以后应作进一步的引证；关于一国已耕土地的各个部分的肥力差别，也是一样。）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第Ⅰ表来说，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而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社会已被组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样一来，结果就像从国外进口产品使产品价格便宜了同一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等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当作消费者来看的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实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形成负数的东西，现在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却成了正数。
第二种情况（这对于理解下一章对级差地租Ⅱ的说明很重要）是：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仅是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地租，不仅是每英亩的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差额，或每英亩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间的差额，而且是已耕种的各级土地各有多少英亩。在这里，直接说来，重要的只是地租总额的大小，即总耕地面积的总地租的大小；但这同时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说明地租率的提高，虽然在这里价格既没有上涨，各级土地的相对肥力的差额在价格下降时也没有扩大。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假定各级土地已耕的英亩数都增加一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
我们还要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生产已在最坏的两级土地上扩大。这时，我们就得出下表：
最后，假定生产和耕地面积在四级土地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首先，每英亩的地租，在所有这四种情况Ⅰ，Ⅰa，Ⅰb，Ⅰc中都是相同的，因为等量资本在每英亩同级土地上获得的结果实际上保持不变；这里只是假定，每一国家在每一定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占有的比例是一定的；而且假定，互相比较的两国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常有这种情况：总耕地面积分配于各级土地间的比例会有变动。
拿Ⅰa同Ⅰ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四级土地的耕种面积按同一比例增加，总产量就会随着耕种的英亩数增加一倍而增加一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一倍。
但如果我们先后拿Ⅰb和Ⅰc同I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增加了两倍。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由4英亩增加到12英亩。不过，在Ⅰb中，不提供地租的A，和只提供极少级差地租的B，在增加额中占有最大的部分，就是说，在新耕地8英亩中，A和B各占3英亩，合计6英亩；C和D只是各占1英亩，合计2英亩。换句话说，在增加额中，A和B占；C和D只占。在这个前提下，和Ⅰ比较，Ⅰb的耕地面积虽然已增加两倍，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两倍，因为产量没有由10夸特增加到30夸特，而只增加到26夸特。另一方面，因为增加额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不提供地租的A级土地，较好土地的增加额中又是大部分属于B级土地，所以谷物地租只是由6夸特增加到14夸特，货币地租由18镑增加到42镑。
再拿Ⅰc同I比较。在Ⅰc中，不支付地租的土地面积一点也没有增加，支付最少地租的土地的面积只是略有增加，增加的主要部分属于C和D。这时我们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两倍时，产量会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即增加两倍以上；谷物地租也由6夸特增加到24夸特，或者说增加了三倍，同样，货币地租也由18镑增加到72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始终不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只要耕地的扩大不是仅仅限于那些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那么，地租总额就会随着这种扩大而增加。不过，增加额是不同的。如果扩大的是好地，以致产量不只是按照土地扩大的比例增加，而是更迅速地增加，那么，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就会相应增加。如果是最坏土地和等级与此相近的土地在扩大耕地中占优势（假定最坏土地等级不变），那么，地租总额就不会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因此，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的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状况相同，地租总额就同最坏土地和较坏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成反比，因而，也同等量资本投在相等的总面积上得到的产品总量成反比。因此，一国总土地面积内最坏耕地的量和较好耕地的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对地租总额的影响，同最坏耕地的质和较好及最好耕地的质之间的对比关系对每英亩的地租的影响，因而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场合对地租总额的影响，这两者是相反的。这两个要素的混淆，是引起反对级差地租的各种奇谈怪论的原因。
可见，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假定，各级土地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的比例不变，因而和每英亩所投资本对比来看，地租率也是不变的，但是会出现下述情况：拿Ⅰa同I比较，——在Ⅰa中，耕地的英亩数以及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额都已按比例增大，——我们就会发现，当总产量按照耕地面积扩大的比例增加，即二者都增加一倍时，地租总额也会增加一倍。英亩数由4增加到8，地租总额也由18镑增加到36镑。
让我们拿4英亩的总面积来说，这上面的地租总额是18镑，因而，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计算在内的平均地租是镑。例如，假定这4英亩全部归一个土地所有者所有，他就可以这样去计算；全国的平均地租也可以这样去统计。用10镑资本可以产生18镑的地租总额。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之比叫作地租率；在这里，地租率是180%。
Ⅰa中的地租率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耕种的土地不是4英亩而是8英亩，但各级土地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36镑的地租总额，在耕地为8英亩，投资为20镑时，会产生每英亩镑的平均地租和180%的地租率。
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Ⅰb（在这里，主要是两种较坏土地增加了），我们就会发现，12英亩的地租是42镑，从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投资总额是30镑，所以地租率是140%。这样，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就减少了1镑，而地租率也由180%下降到140%。所以在这里，在地租总额由18镑增加到42镑时，按每英亩计算的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和生产的增大是同时发生的，但不是按比例的。尽管各级土地的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所投的资本计算都保持不变，但平均地租还是下降了。这是因为耕地的增加额有属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和提供最少地租的土地B。
假定在Ⅰb的情况下，全部扩大只限于A级土地，我们面前的土地就是A级9英亩，B级、C级、D级各1英亩。地租总额仍旧是18镑，所以12英亩中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30镑投资有18镑地租，因此，地租率是60%。平均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投资计算，都已大大减少，地租总额也没有增加。
最后，让我们拿Ⅰc同Ⅰ和Ⅰb相比较。同Ⅰ相比，土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投资也增加了两倍。12英亩的地租总额是72镑，所以每英亩的地租是6镑，而在表Ⅰ中是镑。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72镑∶30镑）是240%，而不是180%。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
同Ⅰb相比，耕地的英亩总数，所用的资本，各种耕地间的差额都没有变化，但分配不同。在这里产量已不是26夸特，而是36夸特，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不是镑，而是6镑，按等量的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是140%，而是240%。
不管我们是把Ⅰa、Ⅰb、Ⅰc各表的不同状态，看作不同国家同时并存的状态，还是看作同一国家相继发生的状态，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谷物价格由于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产量不变而不变时，在各级耕地肥力的差额不变时，在各级耕地各相等部分（英亩）的等额投资的各自产量不变时，从而在各级土地每英亩地租间的比例不变，并且按同级土地的每个部分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第一，地租总额总是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因而也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耕地的全部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则是例外；第二，无论是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地租总额除以耕地的英亩总数），还是平均地租率（地租总额除以投资总额），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同，但是彼此的比例不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A这种情况撇开不说，我们会发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农业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都取决于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取决于投资总额在肥力不等的各级土地上的分配。不管耕地面积是多是少，从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A的情形除外）也不管地租总额是大是小，只要各级土地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变，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不变。尽管地租总额会随着耕地的扩大、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显著增加，但只要不提供地租和只提供少量级差地租的土地，比提供地租较多的较好土地扩大得快，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降低。相反地，要是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相对地占有较大的部分，因而在它们上面的投资相对地较多，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相应地提高。
因此，如果像统计学著作通常在比较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时所做的那样，对总耕地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平均地租进行考察，那么，就会看到，每英亩地租的平均水平，从而地租总额，会按一定的比例（虽然不是按同等的比例，而是按一种大得多的比例）和一国农业的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肥力相一致，也就是说，和该国在等面积上平均提供的产量相一致。因为，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在等面积上同量投资所获得的产品量就越大，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地租好像不是由不同肥力之间的对比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决定的，这样一来级差地租的规律就被抛弃了。因此，有人就否认某些现象，或有人试图以谷物平均价格之间和耕地级差肥力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来加以说明。而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无租土地的肥力相等，从而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各级土地间的差额也相等时，地租总额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或对土地上的投资总额的对比关系，不只是由每英亩的地租决定的，也不只是由按资本计算的地租率决定的，而同样是由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数决定的，或者同样可以说，是由所用总资本在各级土地之间的分配决定的。奇怪得很，这个事实直到目前竟被人完全忽视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而这对我们研究的进程来说是重要的）：在价格不变，各种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每英亩的地租不变，或按实际提供地租的各级土地每英亩的投资计算的地租率不变，即按一切实际提供地租的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每英亩平均地租的相对水平和平均地租率，或地租总额对土地投资总额的比率，可以由于耕作的单纯粗放的扩大而提高或降低。
关于已在第Ⅰ项下考察的级差地租的形式，还必须作以下的补充。这种补充部分地对于级差地租Ⅱ也是适用的。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在耕作扩大、价格不变和耕地的级差肥力不变时提高。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一定的水平，——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且也支配着农业，以上这些条件就会作为前提存在，——各种质量的未耕地的价格（假定只有级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相等位置的已耕地的价格决定的。这种土地虽然不提供地租，但在除去所需的开垦费用之后，将会有相同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当然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但是，即使在已耕地的价格上面，人们支付的也只是未来的地租，例如在标准的利息率为5%时，预先一次付清的便是20年的地租。土地售出时，它是作为会提供地租的土地来出售的，并且地租（它在这里被视为土地的果实，其实，它只是从表面上看才是这样）的预期性质不能把未耕地和已耕地区别开来。未耕地的价格，和它的地租（土地的价格是这种地租的简略的表现形式）一样，在土地未被实际利用时，完全是想像的。不过，这样一来，这种价格已经先验地决定，一旦找到买主，就会实现。因此，如果说一国的实际平均地租决定于该国实际的平均年地租总额及其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那么未耕地部分的价格则决定于已耕地部分的价格，所以只是已耕地上的投资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因为除了最坏土地外，一切等级的土地都会提供地租（而且这种地租和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Ⅱ时将要看到的一样，会随着资本量以及和这个量相适应的耕作的集约化一起增加），所以，对未耕地部分来说会形成一个名义价格，并且这种未耕地会变成一种商品，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变成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甚至未耕地的价格都会增长（奥普戴克）。土地投机，例如，美国的土地投机，就只是以资本和劳动在未耕地上的这种反映为基础的。
第二：总的说来，耕地的扩大或者是向较坏土地发展，或者是根据既有的各级土地的现状按不同比例向各级土地发展。当然，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价格上涨的结果，并且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下都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较坏土地可以由于位置好，比那种相对较好的土地优先被人利用。在年轻的国家中，位置对于耕地的扩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尽管一个地带的土地从整体来说属于比较肥沃的一类，但是从局部来说，较好土地和较坏土地会参差交错在一起，并且由于较坏土地和较好土地连成一片，就不得不耕种较坏土地。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因此，密歇根州在美国西部各州中就成了最早输出谷物的州之一。虽然它的土地总的看来是贫瘠的，但因靠近纽约州，并且可以通过湖泊和伊利运河开辟水上运输，所以这首先就使它比那些土地天然肥沃但更加靠西的各州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个州的例子，拿来和纽约州对照一下，也向我们显示了由较好土地向较坏土地推移的情形。纽约州特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现在，密歇根州的土地看起来更肥沃些。
“1838年，面粉是从布法罗装船，运往西部，而纽约州和上加拿大的小麦产区是主要的面粉供应地。现在，仅仅12年后，已有大量小麦和面粉从西部运来，沿伊利湖，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及其邻港布莱克罗克运往东部。由于1847年欧洲的饥荒，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特别受到了刺激。因此，纽约州西部的小麦变得便宜了，种植小麦的收益减少了；这种情况使纽约州的农场主宁愿饲养家畜、生产奶制品和栽种果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部门，西北部地区还没有力量直接同他们竞争。”（詹·韦·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222、223页）
第三：下面的假定是错误的：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
如果我们像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同上，第223页），
“习惯于把每年向布法罗运来如此大量小麦的这几个新建州，同较大的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首先是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像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衣服、工具等等产品的，而在以前的情况下这些产品必须由这些国家自己生产。美国南部各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像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片面的形式。
另外，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在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的环境下，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须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1)。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需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100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或快或慢地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
“但是，这样的土地最初仍然会提供好收成，甚至小麦的好收成。从这种土地获得第一次收益的人，能够把大量剩余小麦运到市场上去。”（同上，第224页）
在那些自古就从事耕作的国家，由于所有权关系，由于已耕地价格决定未耕地价格等等，不可能有这种粗放经营。
因此，和李嘉图所想像的相反，这种土地不一定是非常肥沃的，也不是只有肥力相等的土地才会被耕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1848年，密歇根州种植小麦465900英亩，生产了4739300蒲式耳，每英亩平均蒲式耳；扣除麦种，每英亩略少于9蒲式耳。该州29县中，每英亩平均生产7蒲式耳的，有2县，8蒲式耳——3县，9蒲式耳——2县，10蒲式耳——7县，11蒲式耳——6县，12蒲式耳——3县，13蒲式耳——4县，16蒲式耳——只有1县，还有1个县为18蒲式耳（同上，第225页）。
对实际的耕种来说，较高的土地肥力和这种肥力被立即利用的较大可能性是一回事。但是，土地肥力的这种立即被利用的可能性，在天然贫瘠的土地上比在天然富饶的土地上要更大些。移民首先着手耕种的正是这种天然贫瘠的土地，在缺少资本时，也不得不这样做。
最后：耕种扩大到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即扩大到由A到D的各级土地上，——先撇开以上考察的情况，即必须耕种比以往耕地更坏的土地的情况不说，——例如，耕种较大面积的B和C的土地，这从来不是以谷物价格的预先上涨为前提，就像例如棉纺业逐年的扩大，无须以棉纱价格的不断上涨为前提一样。虽然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影响生产的规模，但是，撇开这点不说，甚至在其水平既不阻碍生产、也不特别促进生产的平均价格下，农业（像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一样）会不断发生一种相对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本来和积累是一回事，并且在其他生产方式下，是直接由人口的增加引起，在殖民地，则是由不断的移民引起。需要不断增加，人们预见到这种情形，就不断向新的土地投入新的资本；虽然这要考虑到不同土地产品的种种情况。引起这种现象的，是新资本的形成本身。就资本家个人来说，他总是按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量来计算自己的生产规模，只要他自己对此还能进行监控的话。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以通过在现有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也可以通过扩大市场本身，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1) #〔正好是这种大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开垦的迅速发展，近来使“人口压迫着生活资料”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马尔萨斯命题，变成了幼稚可笑的东西。相反地，它引起了地主们的下述怨言：如果不用暴力阻止那些压迫着人口的生活资料的增加，农业和德国就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干草原、大草原、潘帕斯草原、利亚诺斯草原等等的开垦，现在还不过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欧洲农业的变革作用，将给人以全然不同于往昔的感受。——弗·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