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以上已经指出，商品的价值或由商品总价值调节的生产价格，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
1.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代表生产商品时以生产资料的形式用掉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部分；一句话，就是加入商品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我们从来不是说单个商品，而是说商品资本，即资本的产品在一定期间例如一年内借以表现的形式，单个商品只是商品资本的要素，这一要素从价值来看同样也分割为同一些组成部分。
2.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部分计量工人的收入，对工人来说，转化为工资；因此，工人就是以这个可变价值部分的形式再生产他的工资的；总之，在商品生产中新加到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上去的劳动的有酬部分，就是体现在这个价值部分上。
3.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这个最后的价值部分，又采取各种独立的形式，这些形式同时又是收入的形式：资本利润（资本本身的利息，和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企业主收入）和地租（属于参与生产过程的土地的所有者所有）的形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即不断采取工资（只不过它总是要先通过可变资本的形式）、利润和地租这些收入形式的价值部分，和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的区别在于：由新加到不变部分即商品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所对象化成的全部价值，都分解为上述收入形式的价值部分。如果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就其代表新追加的劳动来说，不断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形成三种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1)，它们各自的价值量，即它们各自在总价值中所占的部分，是由不同的、特有的、以前已经说明过的规律决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工资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是构成价值的独立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如果把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就是由这些要素结合而成，却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说它们是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组成部分，是错误的(2)。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里的区别。
假定资本500的产品价值＝400c＋100v＋150m＝650；这150m再分为利润75＋地租75。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我们再假定，这个资本具有平均构成，因而它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当我们把这单个资本的产品看作总资本中一个与该资本的量相当的部分的产品时，这种一致性总是会发生的。
在这里，由可变资本计量的工资，占预付资本的20%；按总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占预付资本的30%，即利润占15%，地租占15%。商品中由新追加的劳动对象化成的整个价值部分，等于100v＋150m＝250。它的量与它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没有关系。我们从这几个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看到，用货币100，比如说100镑来支付的劳动力，会提供一个体现为250镑货币额的劳动量。从这里我们看到，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等于他为自己所完成的劳动的倍。如果工作日＝10小时，他就是为自己劳动4小时，为资本家劳动6小时。因此，被付给100镑的工人的劳动，体现在250镑的货币价值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不外就是这250镑价值。这就是新加到生产资料价值400上的全部价值。因此，这样生产的、由其中对象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商品价值250，就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能以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从这个价值取出的各份额的界限。
假定一个有机构成相同，也就是说，所使用的活的劳动力和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的资本，不得不为推动不变资本400的同一劳动力支付150，而不是支付100镑；再假定利润和地租也按不同的比例来分配剩余价值。因为已经假定150镑的可变资本，和以前100镑的可变资本推动同量的劳动，所以，新生产的价值仍旧＝250，总产品的价值也仍旧＝650。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00c＋150v＋100m；并且这100m也许要分为利润45和地租55。新生产的总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极不相同；预付的总资本的量也不相同，虽然它所推动的劳动总量还是一样。工资占预付资本的利润占预付资本的地租占预付资本的10%；因此，总剩余价值略多于预付资本的18%。
由于工资的提高，总劳动中的无酬部分改变了，因而剩余价值也改变了。在10小时的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6小时，而只为资本家劳动4小时。利润和地租的比例也不同了。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按改变了的比例进行分配。最后，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仍旧不变，而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了，所以，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会表现为一个减少得更多的总利润率。在这里，我们把总利润率理解为总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
工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变动，不管调节这些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的各种规律会起什么作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250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只有在地租以垄断价格为基础时，才会产生例外。这不会使规律有丝毫改变，只不过使考察复杂化。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我们只考察产品本身，不同的就只是剩余价值的分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它和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相对价值，区别就只在于，其他商品里包含的剩余价值，将会有一部分转移到这种特殊的商品上来。
让我们扼要地复述一下：
首先，剩余价值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由150减为100。利润率下降略多于三分之一，由30%下降到18%，因为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要按已经增加的预付总资本来计算。但它并不和剩余价值率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剩余价值率由下降到即由150%下降到而利润率只由下降到即由30%下降到。因此，利润率按比例来说比剩余价值量下降得多，但比剩余价值率下降得少。其次，我们看到，如果使用的劳动量和以前相同，尽管预付资本由于它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而增大，产品的价值和总量却仍旧不变。预付资本的这种增大，对一个开始新营业的资本家来说，确实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从整个再生产来看，可变资本的增加只不过表示，在由新追加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要有一个更大的部分转化为工资，因而要首先转化为可变资本，而不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仍旧不变，因为它一方面受不变资本价值400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一个体现新追加的劳动的数字250的限制。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个产品，只要它本身再加入不变资本，就会和以前一样，在同一价值量中，代表同样大的使用价值量；因此，同一数量的不变资本要素保持着相同的价值。如果工资提高不是因为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更大的部分，而是相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更大的部分，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已经降低，那么，情况就会不同。这时，体现同一劳动即有酬劳动加上无酬劳动的总价值仍旧不变；但体现这个劳动量的产品量将会减少，因而产品的每个相应部分的价格就会提高，因为每个部分代表了更多的劳动。已经提高的工资150不会比以前的工资100代表更多的产品；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100，和以前相比，也只代表以前的产品的即以前表现为100的产品或使用价值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产品加入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就会变贵。但这不是工资提高的结果，相反，工资提高是商品变贵的结果，是同量劳动的生产率降低的结果。这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资提高使得产品变贵；但实际上，在这里，工资的提高，并不是商品价值变化的原因，而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商品价值的变化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所引起的。
相反，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因而所使用的同一劳动量仍旧体现为250，但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降低了，那么，同量产品的价值就会按这种提高或降低的同一数量提高或降低。450c＋100v＋150m使产品价值＝700；而350c＋100v＋150m则使同量产品的价值只等于600，而不是等于以前的650。因此，如果推动同量劳动的预付资本增加了或减少了，而这种增加或减少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价值量发生变化，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或降低。相反，如果预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在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时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量发生变化，那么，产品的价值就仍旧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由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会由剩余价值的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以致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劳动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上并新体现在产品中的价值仍旧不变。
相反地，如果可变资本或工资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商品涨价或跌价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种投资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降低或提高的结果，那就会影响产品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工资的涨落，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在上例中，在不变资本400c保持不变时，由100v＋150m到150v＋100m的变化，即可变资本的提高，不是该特殊部门例如纺纱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是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从而是这些食物变贵的结果，那么，产品的价值就保持不变。650的价值，就会和以前一样体现在同一数量的棉纱中。
其次，从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那些产品可供工人消费的生产部门内，由于节约等等，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了，那么，这就会和所使用的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提高一样，由于使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引起工资的减少，从而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因此，在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有双重原因：一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二是剩余价值增加。在考察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时，我们曾假定工资不是降低，而是保持不变，因为在那里，我们要撇开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来研究利润率的变动。此外，我们在那里说明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也适用于不提供工人消费的产品的各种投资，也就是其产品的价值变化对工资没有影响的各种投资。
因此，每年由新追加的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化并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不会改变价值本身的界限，不会改变分为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和；同样，这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的变化也不会改变这些部分的总和，不会改变这个既定的价值量。100这个既定数始终是100，而不管它是分为50＋50，还是20＋70＋10，还是40＋30＋30。产品中分割为这几种收入的价值部分，完全和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一样，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在各该场合商品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第一，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量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商品各价值部分的总和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第二，就各个范畴本身来说，它们的平均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也是已定的。工资是各个范畴的这种界限的基础。一方面，工资由自然规律调节；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在身体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规定的，也就是由一定量的商品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上的那部分劳动决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所需要的部分决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6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这个价值总是等于总工作日（在这里，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致，因为它包括社会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总量）借以得到体现的价值减去总工作日中体现工资的部分。因此，这个价值的界限是由无酬劳动所借以表现的价值的界限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无酬劳动的量决定的。如果工人用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后界限，是他的工资的身体上的最低限度，那么，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劳动的部分，即表示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体上的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因为在当前的探讨中，说的是每年新追加的总劳动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分配，所以在这里，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假定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管它会以怎样程度上下偏离它的身体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余价值并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无酬部分决定的，因而是由总产品中体现这个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决定的。如果我们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把这些在界限上已定的并且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叫作利润，那么，这个利润按绝对量来说，就等于剩余价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余价值的界限一样，都是按照规律来决定的。但利润率的高度，同样也是一个要保持在确定的、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界限以内的量。利润率是全部剩余价值对生产上预付的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如果资本＝500（假定单位是百万），剩余价值＝100，那么20%就是利润率的绝对界限。社会利润按这个比率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投资之间进行分配，就产生偏离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这就是现实中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但是这种偏离，既没有使价值决定价格的性质消失，也没有使利润的合乎规律的界限消失。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加上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商品的生产价格则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k加上按一般利润率归于它的剩余价值，例如在生产该商品所预付的资本（包括已经用掉的资本和单纯使用的资本）上加上20%。但是这个20%的追加额本身，是由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因此它是20%，不是10%，也不是100%。因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没有取消利润的界限，只是改变了它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各个不同的特殊资本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些资本在这个总资本中所占的价值部分的比例，把它均等地分配给这些资本。市场价格固然会高于或低于这个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但是这些变动会互相抵消。如果我们考察较长时期的物价表，把商品实际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变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和生产过程因自然事故或社会事故而受到干扰的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将感到惊奇的是：第一，各次偏离的界限比较狭窄，第二，这各次偏离的平衡具有规律性。在这里，我们也将发现凯特勒在社会现象上论证过的那种起调节作用的平均数的统治作用。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到障碍，地租就都是级差地租，也就是说，地租就以超额利润的平均化为限，这种超额利润本来是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使一部分资本家得到的，而现在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因此，在这里，地租的确定的价值界限，就是生产价格通过一般利润率实现的调节作用所引起的个别利润率的偏离。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并占有绝对地租，那么，绝对地租就会受到土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因而受到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所有的利润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这个差额于是形成地租的界限；地租仍然只是既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确定部分。
最后，如果各不同生产部门中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生产价格和高于受垄断影响的商品的价值的垄断价格，那么，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么，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使工资提高，并从而使剩余价值缩小。它也可能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是工资只不过要高于身体上的最低限度。在这种场合，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靠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垄断价格能够在什么界限内影响商品价格的正常调节，是可以确定和准确计算出来的。
因此，正如新追加的并且一般会分解为收入的商品价值的分割，会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上遇到既定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一样，剩余价值本身分割为利润和地租，也会在调节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各个规律上遇到这种界限。就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说，平均利润本身就是二者总和的界限。平均利润提供一定量的价值由它们去分割，并且也只有这个量能够由它们去分割。在这里，特定的分割比例具有偶然性，这就是说，完全要由竞争关系来决定。在其他场合，供求相抵等于消除市场价格同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偏离，即等于消除竞争的影响，而在这里，竞争则是惟一的决定的要素。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生产因素即资本，必须把归它所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在这个生产因素的两个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至于平均利润的分割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合乎规律的界限，这并不会使它作为商品价值部分所具有的界限消失；就像一个企业的两个股东，由于各种不同的外在条件而不等地分配利润，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利润的界限一样。
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中体现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的劳动的部分，会分解成以各种收入形式取得互相独立的形态的不同部分，那么，决不能因此就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这样一些构成要素，从这些要素的结合或总和中会产生出商品本身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自然价格”，“必要价格”），因而，商品价值，在扣除不变价值部分后，不是一个原始的会分成这三部分的统一体，相反，这三部分中每一部分的价格都是独立地决定的，只要这三个独立的量相加，就形成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商品价值是一个已定的量，不管工资、利润、地租相互间的相对量如何，商品价值总是它们的全部价值的整体。而按照上述错误的见解，工资、利润、地租是三个独立的价值量，它们的总量产生、限制和决定商品价值量。
首先，很清楚，如果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商品的价格，那么，这种情况既会适用于商品价值中的不变部分，也会适用于商品价值中体现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其余部分。因此，这里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不变部分，因为构成这个不变部分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也会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的总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见解甚至否认这样一个不变价值部分的存在。
其次，很清楚，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如下意义上的价格的观念：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支付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但货币是什么呢？货币不是物，而是价值的一定的形式，因而又以价值为前提。因此，我们就说，用一定量的金或银来支付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在头脑中让这些生产要素和一定量的金或银相等。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本身也是商品（启蒙经济学家以有这种认识而感到骄傲）。因此，金银的价格，也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让工资、利润和地租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的办法来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因为被当作它们的等价物而用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金银的价值，正是应该首先由它们决定，而与金银无关，也就是说，与每一商品中正好作为上述三因素的产物的价值无关。因此，说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在于它们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那不啻是说，它们与一定量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相等。
我们首先拿工资来说。因为，即使按照这种见解，我们也必须从劳动开始。工资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即工资的市场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不妨说，这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但这里说的是对劳动力的什么样的需求呢？说的是资本提出的需求。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就等于资本的供给。要能谈得上资本的供给，我们首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拿它的最简单的表现来说，是由货币和商品构成的。但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但是，按照假定，商品价值首先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价格即工资决定的。在这里，工资是前提，并且被看成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于是，这个价格要由所提供的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来决定。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等于资本的供给。资本的供给等于具有一定价格的一个商品量的供给，这个价格首先由劳动的价格调节，而劳动的价格，又等于为交换工人的劳动而付给工人的构成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构成这个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格，首先又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资本为前提来决定工资，因为资本本身的价值是由工资参与决定的。
此外，把竞争带到问题中来，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么工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定，假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争的劳动价格。
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因此，由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由劳动价格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劳动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作商品。因此，要谈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平均利润应当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使一切偏离不断地归于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其他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10或20或100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价，它被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竞争告诉我们的惟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而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单纯加价，它们被加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
有一种幻想，认为利润和地租这两个价格组成部分是由流通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是通过出售产生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撇开这种幻想不说，——而流通永远不会提供事先没有向它提供的东西，——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
假定一个商品由工资决定的价格＝100；利润率为工资的10%，地租为工资的15%。这样，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决定的商品价格就＝125。这个25的加价不可能由商品的出售产生。因为所有互相出售商品的人，每人都把只值工资100的商品，按125卖给对方，结果就像大家都按100来卖一样。因此，这个行为必须脱离开流通过程来考察。
如果三者分享现在值125的商品本身，——假定资本家先按125把商品卖出，然后把100付给工人，把10付给自己，把15付给地租所得者，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工人就得到价值和产品的资本家得到价值和产品的地租所得者得到价值和产品的在资本家是按125而不是按100来出售的时候，他也只是把体现工人劳动的产品的付给工人。如果他付给工人80，留下20，把其中的8归自己，12归地租所得者，那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他似乎是按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的，因为这些加价事实上只是一些和商品价值（按照假定已经由工资价值决定）无关的提价。这是通过迂回的道路归结为这样一点：按照这个见解，工资这个词，即100，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等于体现这一定量劳动的货币额；但是这个价值又不同于实际工资，因此它留下一个余额。不过，这个余额在这里是由于名义上的加价产生的。因此，如果工资等于110，不是＝100，利润就必须＝11，地租就必须＝因而商品的价格也必须＝比例仍旧不变。但是，因为分配总是通过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的名义上的加价而实现的，所以价格会随工资而涨落。在这里，工资首先被假定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然后又和它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通过毫无概念的迂回道路把问题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工资的价值则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形成利润和地租。
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这个既定的、由对象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量，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作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取得独立的、互不相关的收入形式。这种分割，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显露出来的表面上，因而也在那些受这种表面现象束缚的当事人的观念中，总是颠倒地表现出来。
假定某一个商品的总价值＝300，其中200是商品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这样，剩下的100便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这个商品上的新价值的总额。这个新价值100就是可以用来分为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全部数额。我们假定工资＝x，利润＝y，地租＝z，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场合，x＋y＋z的和就总是＝100。但在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的观念中，以及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观念中，事情则完全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不是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100，然后这100分为x、y、z。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只是由不以商品的价值为转移并互相独立地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量合在一起构成的，因此，x、y、z中每一个本身都是独立地提供和决定的，并且，这几个价值量的总和，不管可能大于100还是小于100，形成商品本身的价值量，这个价值量就是由这几个形成商品价值的要素相加的结果。这种混乱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
第一，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像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者的所有权，就是商品的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经存在。这三个部分的相对量是由彼此不同的规律决定的，它们和商品价值本身的联系以及它们受商品价值本身限制的事实，决不会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所以，颠倒的假象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3)，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使一般利润率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因而会改变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各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使其中一些上涨，另外一些下降。因此，在这里，在某些生产部门无论如何会有这样的经验：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至于不以工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对这种变动的隐蔽的调节作用，却是“经验”说明不了的。相反，如果工资的上涨是局部的，只是在特殊生产部门内由于特殊的情况才发生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就会相应地提高。这时，一种商品与自身包含的工资保持不变的其他商品相比相对价值上的这种提高，便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分配遭到局部干扰的反应，只是一个使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手段。这里“经验”说明的，仍旧是价格由工资决定。因此，在这两种场合经验说明的，都是工资决定商品价格。经验说明不了的，则是这种联系的隐蔽的原因。其次，劳动的平均价格，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后者上涨或下跌，前者也会随着上涨或下跌。在这里，经验再一次说明，工资和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原因可以表现为结果，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原因，这种情况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也可以看到。这时，与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以上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同繁荣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价格提高到生产价格以上的现象，而与随后而来的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现象相对应的，则是市场价格降低到生产价格以下的现象。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说，工资提高，利润率就降低，工资降低，利润率就提高的经验，显然必定总是和生产价格受商品价值制约这一点相符合。但我们说过(4)，利润率可以由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来决定，而与工资变动无关；因此，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的方向，而按相同的方向变动，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如果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直接一致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在工资由于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时，利润率也能因劳动强度加大或工作日延长而保持不变，甚至提高。所有这些经验，都证实了由于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颠倒的形式而引起的假象，好像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工资，或工资加上利润。只要在工资上产生了这样的假象，似乎劳动的价格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一致的，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利润和地租来说，这样的假象也会产生。因此，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即它们的货币表现的调节，就必然和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
第三，假定商品价值或不过表面看来和商品价值无关的生产价格，直接地和不断地表现为和商品的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通过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不断的平衡来充当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再假定，再生产总是在同一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在资本的一切要素上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不变。最后，假定每个生产部门的商品产品中通过把新的劳动量从而新生产的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而形成的价值部分，总是按照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以致实际支付的工资总是和劳动力的价值直接相一致，实际实现的利润总是和总剩余价值中按平均利润率应归总资本的各个独立执行职能的部分所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直接相一致，实际的地租也总是和在这个基础上地租通常不能超出的界限直接相一致。一句话，假定社会价值产品的分割和生产价格的调节，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但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这各种假定下，——商品的价值不变，并且也表现为不变；商品产品分解为收入的价值部分始终是一个不变的量，并且总是表现为一个不变的量；最后，这个已定的不变的价值部分又总是按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甚至在这各种假定下，现实的运动也必然会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好像不是一个预先已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互相独立的收入形式的三部分，而是反过来，好像这个价值量是由构成这个价值量的各个独立地、分别地决定的要素的总和，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形成的。这种假象必然会产生，因为在单个资本及其商品产品的现实运动中，不是商品价值表现为这种分割的前提，而是相反，它所分成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前提。首先，我们已经说过，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表现为一个已定的量，并且在现实的生产价格上总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已定的量。但成本价格等于不变资本即预付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劳动力的价值，而后者对生产当事人来说表现为劳动价格这一不合理的形式，以致工资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收入。劳动的平均价格是一个已定的量，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它的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就商品中这个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来说，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采取了工资这个形式，不是因为资本家以工资这个表现形式把工人在他自己的产品中所得的部分预付给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生产了一个和他的工资相当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因为他用日劳动或年劳动的一部分生产了包含在他的劳动力价格内的价值。但工资在与它相当的价值等价物被生产出来以前，已经由契约规定。因此，工资作为一个在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数量已定的价格要素，作为成本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表现为一个以独立的形式从商品总价值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而是相反，表现为已定的量，它预先决定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说，是价格或价值的形成要素。平均利润在商品生产价格上所起的作用，和工资在商品成本价格上所起的作用相类似，因为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在实践中所以会在资本家本人的观念和计算上成为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要素，不仅因为它会决定资本由一个投资部门到另一个投资部门的转移，而且因为它对一切涉及较长期再生产过程的销售和契约来说，都起着调节的作用。但是，平均利润只要起这种作用，它就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量，实际上和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因而更和这些部门内任何一个投资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从现象上看，平均利润不是价值分割的结果，相反，是一个和商品产品的价值无关的、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预先存在并决定着商品本身的平均价格的量，也就是说，是价值的形成要素。并且剩余价值由于其不同部分分解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形式，还以更为具体的形式，表现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前提。平均利润中采取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就是作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农业资本家以契约规定的租金的形式和其他企业家以营业场所的租金的形式支付的地租，也是这样。剩余价值所分成的这些部分，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作为成本价格的要素是已定的，所以反而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成要素；它们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就像工资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另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一样。这些由商品价值的分割带来的产物所以不断地表现为价值形成本身的前提，其秘密简单说来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物质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同一些关系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当作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继续存在，新追加的劳动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工资，另一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三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地租。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实在的。各个价值部分在相互对立中采取的一定的形式所以是前提，是因为这一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它所以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它不断地成为前提。
诚然，经验和现象也都表明，市场价格（资本家实际上只把市场价格的影响看作价值决定），从量的方面来看，决不取决于这些预先的东西；市场价格不以契约所定的利息或地租的高低为转移。但市场价格只有通过变动才成为不变的；它们在较长期间内的平均数，恰好就形成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各自的平均数，后者表现为不变的、归根到底支配着市场价格的量。
另一方面，下面这种想法好像很简单：如果工资、利润和地租成为价值的形成要素，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价值生产的前提，并且是单个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前提，那么，其价值作为已定量加入每种商品生产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价值的形成要素。但不变资本部分不外是一些商品的总和，因而不外是一些商品价值的总和。因此，我们就得到荒谬的同义反复：商品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要素和原因。
但是，如果资本家出于某种利益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一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来思考问题，只取决于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动机，——经验就会告诉他，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其他的生产部门，而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也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他的产品。因为对他来说，在只涉及他进行的新的生产的情况下，价值的追加表面看来是由工资、利润、地租的量形成，所以，这也适用于由其他资本家的产品构成的不变部分。因此，不变资本部分的价格，从而商品的总价值，最终都会归结为由几个独立的、按不同规律调节的和由不同源泉形成的价值形成要素，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相加而成的价值总额，虽然这种归结方法的秘密并不是完全不可认识的。
第四，商品是否按照价值出售，因而价值决定本身，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价值决定，一开始就已经是某种在他背后，靠各种和他无关的关系的力量来进行的过程，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不是价值，而是和价值不同的生产价格。价值决定本身之所以会使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和资本感到兴趣，并对其有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使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减少或增加，这在一种情况下，使他按现有的市场价格能够得到额外的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使他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因为已经有更多的工资，更多的不变资本，因而也有更多的利息，加入单位产品或单个商品。价值决定之所以会使他感到兴趣，只是因为对他自己来说，它会提高或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会使他处于特殊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不仅对于他作为职能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部分（即企业主收入）能据以实现的那种价格来说，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而且对于为保证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而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那种价格来说，也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只要他在工资、利息和地租为他个人所确定的成本价格以外，从价格中还能获得普通的或较大的企业主收入，那么，他在出售时能否实现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撇开不变资本部分不说，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就是商品价格的起限定作用的、因而起创造作用和决定作用的要素。例如，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即压低到工资的正常水平以下，按较低的利息率获得资本并低于地租的正常水平支付租金，那么，他是否低于产品的价值，甚至是否低于一般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而白白地放弃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以上所说，甚至也适用于不变资本部分。例如，如果一个产业家能够低于原料的生产价格购买原料，那么，即使他再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这种原料制成的产品，他也还是能不受损失。只要商品价格超过必须予以支付、必须用等价物来偿付的各种要素而形成的余额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他的企业主收入就会保持不变甚至增加。但是，除了作为已定的价格量加入他的商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外，作为起限定作用和调节作用的价格量加入这种生产中的东西，正是工资、利息和地租。因此，在他看来，它们好像是决定商品价格的要素。从这个观点来看，企业主收入也就好像取决于那个以偶然的竞争关系为转移的市场价格超过由上述价格要素决定的商品内在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或者，就企业主收入本身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市场价格来说，它本身又好像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已定的和预先存在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一单独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对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来说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按照或低于既定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是否能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实现相当的企业主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因而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么，资本家在前一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后一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估计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盘算从实践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形成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期间内的事情。
第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很清楚，体现新追加的劳动的价值会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形式，因此，这个方法（不说我们论述地租时作为例证所举的各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在这几种收入形式的存在条件自始就不具备的地方，也会被人应用。这就是说，一切都会通过类比而被归入这些收入形式之中。
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工人来使用，并且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作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作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作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既然被假定为一般的社会的基础，那么，就这个独立劳动者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对生产资料——在这里，生产资料一般已经采取资本的形式——的占有而能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来说，这种归类方法是正确的。其次，只要他是把他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要依赖于这个产品的价格（甚至在不是这样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估计的），他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的量，就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自身的量，而是取决于一般利润率；同样，可能超过由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剩余价值份额而形成的余额，也不是由他所提供的劳动量决定，而他能够占有这个余额，只是因为他是土地的所有者。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可以被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之中，——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资本主义关系好像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这一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总是为社会中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进行的劳动的量，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此外，这种归类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那些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完全不相适应、完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归入封建关系之中。例如英国的自由农民保有地［tenures in common socage］（与骑士保有地［tenures on knight’s service］相反）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只不过有缴纳货币的义务，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
(1) 在加到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场合，不言而喻，这些都是价值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存在于体现这个价值的直接产品中，即存在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如纺纱业的工人和资本家所生产的直接产品棉纱中。但是实际上，它们体现在这个产品中，和体现在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商品中或物质财富的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组成部分中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并且，工资实际是用货币支付的，也就是说，是用纯粹的价值表现支付的；利息和地租也是这样。对资本家来说，他的产品转化为纯粹的价值表现，的确非常重要；在分配上，这种转化已经成为前提。这些价值是由某种产品或商品的生产产生的，但它们是否再转化为相同的产品或商品，工人是买回他直接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是购买别人的不同种劳动的产品，这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绞脑汁是徒劳无益的。
(2)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调节原产品和工业商品的价值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各种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利润率，不取决于工资率，也不取决于为矿山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获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李嘉图《原理》第3章第77页）
(3) 见本卷第222—226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120—137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