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后期的“向左转”
自广州时期始，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就经历了几次由破裂到修好的过程，直至一九三三年初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职，孙蒋合作的局面才告稳定。在这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孙科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大体都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孙蒋合作的局面在一九四三年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孙科和蒋介石之间在对许多重大政策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孙科鉴于国民党政权已经严重腐败的现实，主张开放政治，要求对国民党进行重大革新，“赶快从走错了的右路回到左路来”；[1]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此，孙科一变对蒋介石全力支持的态度转而猛烈反蒋。
一九四三年后，孙科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议论，其内容涉及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
第一，借批判德、意、日法西斯，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孙科认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只是做到了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使党“变成了衙门机构化，乃至官僚化的组织”，“一切都是军事作风”、“就像德意日一样”、“每每好像是习惯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态度和风气。……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2]他声称由于自己深受“总理与别位老前辈”的“耳提面命”，因此在一九二八年访问意大利及希特勒初登台之际，就已“深信法西斯党之兴起”，“不过是世界民主大潮流之一股逆流，是一时的反动现象”。[3]孙科进而批评国民党“几年来”“有意无意中模仿了法西斯作风”，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一）“一党统治”，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二）政府非由人民普选产生；（三）“共产党未能获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4]孙科还讥讽国民党“具有斗争心理”，认为这种“心理”是因对中共存有“戒惧”而引起，“使得大家如惊弓之鸟”，于是固守一党专政，造成国内政治问题一直无从解决。
第二，引英法舆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九四三年，围绕重开缅甸战场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扩大。美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党内自由派、中共和其他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共同决定并实施对日作战计划。然而美国的意见和蒋介石的反共方针却产生了严重冲突，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对此，美国朝野极为不满，于是在一个时期内，英美报刊出现了大量批评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美国的这种态度正好和孙科的思想倾向相符。孙科批评国民党以“国情不同”拒绝英美舆论的批评，指出这“不过是自慰与解嘲而已”。他声称“旁观者清”，“凡在自由界讨生活的，都彼此共见共识”。[5]在一九四四年整整一年中，孙科几乎逢会必把英美对蒋介石的批评详细报告给听众。
孙科首先讲明英美批评国民党，“同情反对国民党的共产党”，并不是他们就“赞成中国走共产主义的路”。孙科说，英美批评国民党乃是因为“我们国民党是倾向独裁的，是一种特殊的统治阶级”，[6]他们的根据乃是“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国民党组织青年团，是学习法西斯青年团的办法，国民党特务是效法德国的盖世太保，甚至于说我们中央训练团是集中营”。[7]孙科说，英美因为看到“国民党在朝，人民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人民集会结社，复受法令的限制，不能公开活动，这些作风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倭寇的唯一的法宝。为什么中国也去模仿它呢？因此产生怀疑”，“恐怕中国也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8]孙科称赞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乃是“惩前毙后”。他呼吁国民党迅速革新，“绝不能够保留仿效法西斯的残余风气”，“赶快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放心”，因为，“今后一二十年领导世界的是美国，今后中国建设要靠美国帮助，美国对我们不谅解甚至怀疑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是危险不利的”，将使中国在战后“陷于孤立”。[9]
第三，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实行多党制。孙科指出“民主是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那就决不能立国”。[10]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快二十年了，对于政治民主……进步得太缓慢”，[11]“训政十七年，空居其名并无良好的成绩”，[12]“到今天全国没有一个县参议会，更没有一个县长，是由民选的”，以至“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国家还在危难之中”。孙科认为，“民主不民主第一个条件，首在政府是不是经过国民选举而产生”，他指出，国民党虽然口称“民权主义”，“但事实上我们这句话，说来说去，还是句空话”。[13]孙科要求：“在抗战中短时间以内，完成民主政治的建设”，“提早结束训政，召开全国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14]他警告说，这是“奠定国家亿万年基础的办法”，“否则中国可能因为政治问题未妥善解决，而发生变乱和革命运动”。[15]
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他提出“一党专制不是民主”，[16]他批评国民党“政治上没有上轨道”，因为“英美民主的运用，是使政府与反对派同时存在”。孙科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17]
抗战期间，孙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几经反复，时有变化。抗战初期，孙科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支持国共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中共力量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孙科对中共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孙科公开发表了反共言论，但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他又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恢复了抗战初期赞成联共的政治姿态。
孙科对共产党态度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他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心理”与反共“作风”。
孙科认为，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已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民主潮流的特征之一是联共而非反共。他指出：“十年三十年前，世界许多国家，也是同我们一样，讨厌共产党，害怕共产党，要消灭共产党”，致使“反共潮流逐渐变成反民主的潮流”，终于“酿成这次世界大战”。及至今日，“民主潮流已将反民主的潮流压倒，也就是把反共的潮流压倒”，反共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孙科指出，“英美现在已没有反共的宣传”，“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现在亦已放弃反共，且有共产党加入政府”，[18]“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孙科质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保持‘反共’、‘防共’的那种作风的必要？”“一面容共，一面反共，这不是矛盾吗？”孙科要求国民党“扫除反共心理”，他指出，“我们不能脱离世界”，“‘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19]孙科批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非用武力不可”的论调，[20]一方面强调“军队必须统一在国家系统之下”，[21]同时又指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在于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孙科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以理智的判断求其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只看我们同志间能否改变心理与作风”。[22]
孙科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上述批评，并非表明他赞成中共的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看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孙科主张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是基于如下几个重要因素。
孙科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解散，中共“进行共产革命”的“国际背景”已不复存在，对其已不必“害怕”。而苏联则因为要在“一、二十年里复兴，发展国内事业”，“希望中国对它谅解，维持友好关系，亲睦善邻”，因此，中共“要进行共产革命”，不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不赞同，就是苏联也不许可”。[23]孙科认为，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中共对遵守三民主义所作的承诺，即“一九三七年共产党已经改变立场，公开宣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原则”。[24]他说，这个承诺表明，中共“已经显明地认定，使中国仿效苏联式的苏维埃化是不适宜的，而且是不能实现的”，[25]“这种信念是经过与国民政府悠久的九年战争，企图夺取政权失败后，才产生出来的”。孙科断言，这些情况使“中国共产党非走上三民主义的路”，“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要害怕，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26]
另外，孙科相信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主张承认中共对部分地区控制之现实。他说，“如用武力暴力要求统一，那只是假的统一，只是一时的解决，是不会永久维持的”，明确表示反对在“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再来进行内战”。孙科强调“不但人民经不起这种牺牲，试问，国家的前途还成个什么样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所谓剿共其实没有法去做，因为头一件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孙科提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27]
最后，从对东北前途的预测上，孙科深虑反共必危及国民党命运。孙科长期留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分析有一定的预见性。在一九四四年，孙科即预感苏联将出兵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孙科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与苏联还没有密切合作，他也许不会来找我们，也许来不及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28]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慄，于是他一再提醒国民党，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为此孙科重申，“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正国对国民党前途充满忧虑，使得孙科对内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一九四四年当一些国民党中委向孙科鼓吹“对中共非用兵不可”，散布“国内战争迟早要打”时，孙科一再劝戒他们：“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路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29]
孙科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士接触密切，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孙科与美使馆随员谈话，要求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使“政府军及共军均应用于抗日”。孙科声称，“美国如出以高压，蒋的意见可改变”。[30]孙科利用美蒋龃龉，对蒋介石旁敲侧击，使蒋进退维谷，大为恼怒。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孙科与中共“勾结”，美国从中助长，图谋推翻政府。[31]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作“论三重自由”的演讲，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污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32]九月二十七日，美蒋冲突因史通威事件白热化，蒋介石约见国民党重要官员，声明“绝不为任何压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同汉奸”。[33]然而秒科并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们要模仿法西斯的作风，才是自力更生吗？”[34]“假使我们真的要‘反尾巴主义’，那么只有回复到闭关时代。”[35]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际，孙科与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时这些人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孙科对此表示赞成，并说他也可以秘密参加，但对内对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36]孙科一九四三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抱有的敌视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