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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王海光
萧冬连先生是党史国史界的名家学者，著作甚丰，最近又完成了这部新著。这部书与他过去的著述不同，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用18万字提纲挈领地概括了1949年以来中共的历史，他多年研究的心得精华尽在其中。
1993年，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林蕴晖教授领衔，编写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的影响很大。萧冬连就是作者之一。20年后，由萧冬连独力完成的这部书，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转向”为主要线索，无论史实、笔法和识见都是更上层楼，写得非常精彩，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
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提炼和概括的难度就越大。
作者是长期做微观研究的。写这部书，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宏观梳理，历时三年有余，有几千万字的阅读量。这是一个大工夫。我跟冬连的学术交流是比较多的，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一些问题，在一些观点和认识上也比较一致。看了书稿以后，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四点。
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大跃进”的评价说：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做社会试验，往往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拾皆是。
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是有底线的。邓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都做到了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和公允。
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
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哲学家的冷峻与深刻。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作者认为：（1）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2）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要依靠动员和强制手段。（4）传统社会主义必然带来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化。这首先来自一种理念，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法律采取任何强制和暴力手段。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泽东时代“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认为这是传统体制使然：其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其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其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利益的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但社会转型尚未完结。诚如作者所言：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大家：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一百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60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足以振聋发聩。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做历史文章，是中共党史的治史传统。是因为社会主义不仅是支撑这段历史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实在过程。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核心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冬连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冬连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说起，我想再补充一下，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有一个认知方式的问题。这段历史具有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是实在性的历史，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另一重面相，就是构建性的历史，即凭着一种人为观念重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属于构建性的历史范畴，在这里面有社会真实存在的成分，也有观念构建出来的成分，是一个观念与实在的双重互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识，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是非常复杂的。这段历史复杂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项世界，外来的和传统的，外生的和内在的，观念的和实在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自己长期就存在一个困惑，就是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社会主义理念对我们的历史进程究竟发生了多少作用？领导人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是从理论设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出发？毛泽东有没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的“顶层设计”？
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革命，就是苏维埃革命，照搬过来的路走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国后搞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也搞不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并没有把中国带入理想的彼岸。“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扬弃了斯大林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制度性影响还在，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都与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弊端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改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中共领导人大都对理论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邓小平说的“要管用”。
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发展中，领导集团并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取向，经常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探讨是不被鼓励的，还会有异端之嫌，甚至还有人因为独立探讨而获罪。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常常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根据，其发生都是滞后于实践的。但其理论发生后，又会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中共建设社会主义中，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目标模式是仿效的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又有根据自己情况的变通性，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变动性很大，是在不断的调整中发展出的一套做法，后来我们归纳为中国特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犯错与纠错，在决策过程中的理论分量可能没有那么大，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是为了社会动员的需要。
从历史叙述上，我对五次选择的阶段划分，与作者还有点商榷意见。我认为应是四次选择，前两次“新民主主义嬗变”和“复制苏联模式”，从社会政治转型的性质上可以合并为一次。中国这四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类别，可分别成为仿制版、改良版、“文革”版、改革版。
第一次政治转型的主题是按照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构建一个新国家体制。这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战时军事体制向国家正常体制过渡，二是从新民主主义体制向苏联体制过渡。这不仅因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建国目标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因为从实践上看，新中国的建政过程，就是整合社会、统一思想、以党统政的过程。这些过程是通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完成的。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的力量强大了，社会主义改造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次，书中是作为第四次社会主义路径选择，“发动继续革命”一章，也就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次是历史的轴心之变。前面到文化大革命是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后面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异同是什么？
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是从三个历史维度进行考察的：一是从一百年来中国激进革命的历史，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的革命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形成，如何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历史的观念系统；二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历史，看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变化，党、政、军及群团组织的组织制度，政治运转方式；三是从“大跃进”失败以后的5年历史，看党内发生的政见分歧、党内冲突和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就大力宣传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实际上，中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搞不了的。因为中国的国情环境、自然禀赋、干部队伍素质、文化历史传统等和苏联截然不同，许多东西是移植不过来的。体制移植过来了，但现代制度程序的那套东西搞不来，还当成教条主义，后来到“文革”反而把现代管理的这套制度拿过来批判。中共试图把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与斯大林体制相结合，用军事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的动员方式来解决斯大林体制的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发展目标搞的还是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中国这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比母本更加粗糙。计划经济缺乏计划理性，长官意志盛行，不仅有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通病，而且是又乱又死。所以，这套东西在中国社会扎根是很浅的，改革的起步也比较容易。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但社会控制的能力很强。比如说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居住证制度相比，对居民的管束就要严厉得多。而且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看，并不是一下就形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形成于统购统销，正式出台于反右派运动后的1958年1月，定型于1960年代的大饥馑时期。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不仅有苏联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城乡冲突的现实选择。这里有中俄两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强迫农民为政府纳税；有信仰政治带来的决策失误，以为实现了合作化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有为强行工业化提供社会资源的需要，为了从农村取得更多的资源，必须强行实现集体化；有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互动，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产物。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运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现实的逻辑。搞了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农村人口的外出推力持续加大，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持续紧张。反冒进运动限制农村人口进城，“大跃进”运动又放开农民进城的口子，大饥馑时期又紧缩城镇人口，在这个一紧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并成为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制度。
这些控制社会的制度，长期形成了一些社会矛盾，酝酿着社会不满情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于毛泽东号召的这场群众运动，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就在响应毛泽东革命造反的旗帜下发作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发而不可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对17年体制的摧毁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文革”对改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给打平了。所以，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对各方都是正价值的。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派系，哪个人群，都是得益的，对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利益集团又重新开始形成了。虽然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这10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退不回去的。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高层政策马上就调整过来了。市场化的改革潮流一经启动，是不能逆转的。
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一切从有利于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抛弃了过去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如计划经济等。对过去当作罪恶渊薮的私人资本不再是排斥，而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以生活的常识颠覆了教条主义的玄理。
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公正的问题，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在市场化中形成的没有节制的资本，在既有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两者结合起来了。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它有着更强大的攫取社会财富的能力，甚至能把子孙粮都给吃光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
现在可以看出来，经过这些年市场化的改革，过去的体制，已经容不下市场化民主化发展的丰富内容了，实行民主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今天，人们的这个要求越来越迫切了。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发展过程。不能指望靠一次制度创新，就能够解决了一切问题。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曾一再被信仰政治所误，以为一旦实现了某种理想制度，就能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就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这种急于求成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为民主的努力反而失去了民主，为自由的奋斗反而失去了自由。前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我们走向民主道路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萧冬连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