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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陈东林
老萧的这部书，在文字上写得很精彩，但我觉得，还是传统了一些。他的写法，还是党史、国史传统的框架，只是在某些点上做了一些新解释。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提出问题，即何迪讲的中国从何而来，中国向何而去？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一些历史事实用不着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即使我们暂时解答不了这些大问题，形成不了共识，但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本身就是巨大创新。
我认为，在这几次转向中，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本质上讲，使之受到最根本触动的是文化大革命，它触及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问题。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都没有触及社会的本质，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触及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呢？共产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一直困惑的是阶级问题。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但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向何处去？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了。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提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但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适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此论断并不满意，但也一时提不出新的命题。
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游离轨迹，充分说明了这个困惑。1956年，他有很多、很好的思想，说剥削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波匈事件出来以后，他开始有所动摇，但1957年的整风还主要是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右派的激烈言论出来以后，毛泽东彻底动摇了，就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消灭新的资产阶级。反右斗争以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又不提阶级斗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时候，根本没有强调什么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问题，就是想怎么把生产力搞上去，怎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失败以后，1962年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妖为鬼蜮必成灾”。但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由传统阶级斗争向新阶级斗争发生质变。一个关键点，就是在1963年底中央分析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时，他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过去针对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的传统阶级斗争的对象彻底改换了。
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阶级划分和是否拥护党组织。保守派大多是过去根正苗红的党团员、劳模、干部子女等，率先起来造反的革命派，大多是过去受到干部压制、打击的普通人。这个理论被推广到国际问题上，划分敌我友的，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而是不论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三个世界”论断。毛泽东怎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呢？我想，可能毛泽东比较早地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共产党将来不走向和人民对立，社会主义将来可能要出现特殊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他这个思想受到一个启发，就是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统吉拉斯1957年写的《新阶级》。这本书在1963年初翻译成中文，印成了灰皮书供高级干部内部参考。结果，毛泽东在当年底就提出来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理论。
吉拉斯的主要观点，一是干部是个新阶级；二是干部这个新阶级可以通过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占有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三是这个社会主义弊病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不同意最后一点，他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搞一次试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口号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一个特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的条件下；第二个特点是要“继续革命”，就是要解决干部阶层走向与人民对立的问题。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提出“党内走资派”理论，一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75年，在“毛主席重要指示”里还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始终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打击了所有的人，打击知识分子，打击农民，打击工人，等等，但是它的主要矛头是打击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没有的。再横向比较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都有共性，但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过，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可以说，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反映的是党内权力斗争，他是依靠秘密警察KGB来进行的，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而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毛泽东认为，依靠这个党组织自身来解决这个党变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要靠人民。所以，他提出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搞了一个重新建党。但是，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又再次提到我们面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搞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类的改革，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搞过一点儿的，但邓小平放得更开，走得更远。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底线。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是很难坚持下去的。问题在哪儿？就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可以使领导干部合法地、非法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合法的占有，就是他有高收入、大房子、小汽车，各种物质条件优厚；非法的占有，就是贪污腐败，用权力交换巨大利益。像铁道部那样从部长刘志军到司、局、处级官员大面积集体侵吞国家资产的腐败问题，是很难靠这个单位甚至上级单位的纪检系统来解决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叫阶层。腐败问题实际是个体制问题，毛泽东比我们早几十年提出了中国社会未来出现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看未来，我们这个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研究历史的价值就在这里。
（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