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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V TOLSTOI 俄国 Lvov-Rogachevski
—“最近俄国文学史略的”一章
Leov Tolstoi——俄国文学的长老——生存八十二年，从事于文学五十八年，比及暮年，而成为“两半球的偶象”了。他获得吾俄文士所不能遭逢的幸福，他处女作一成就，我们的第一流的艺术家、诗人、批评家等，对于他之出现，无不加以欢迎。
一八五二年九月，在高加索青年军官的处女作《幼年时代》，以L.N. T. 三字的署名，出现于《现代人》杂志上，次月二十一日，那编辑者Nekrasov就写信给Turgeniev（都介涅夫）道：“倘有兴致，请一读《现代人》第九号所载的小说《幼年时代》罢，这是新的活泼的天才的杰作。”
一八五四年《少年时代》发表后，Turgeniev便函告Karbashin（美文家兼评论家）道：“我见了《少年时代》之成功，非常欣喜，惟祝Tolstoi的长生。我在坚候，他将再使我们惊骇的罢，——这是第一流的天才。”更两年后，作了《奇袭》、《森林采伐》、《舍伐斯多波里战记》时，Turgeniev写给Druzhinin（文人兼批评家）的信里，有云：“这新酒倘能精炼，会成可献神明的饮品的。”
以上，是未能圆满的断片发表之际，就已得了这样的称扬。《舍伐斯多波里战记》不独在文士之间，也使Tolstoi出名于广大的读书社会里。
描摹戴雪群峦的秀气的未完之作《哥萨克兵》，象是合着Beethoven（贝多芬）的音乐而动笔的温雅华丽的诗底长篇《家庭的幸福》，作者自称为俄国的“Iliad”的大作《战争与平和》，受Pushkin的影响而且随处发着Pushkin气息的悲剧小说“Anna Karenina”等，都是伟大的天才的大飞跃，又使Tolstoi成为十九世纪后半的思潮的主宰者的。《我的忏悔》、“Kreutzerova Sonata”、《复活》等，则全欧的杂志报章，视同世界底事件，评以非常的热情。
Pushkin（普式庚）在生存中，仅见自己的文集第一卷的刊行，Turgeniev见了那文集的第三版，Dostoievski全集，则在其死后渐得刊行的，而Tolstoi全集，却在他生存时，已印到十一版。作品印行的册数，他死后数年间，达于空前的数目，在一九一一年，卖出四、六一〇、一二〇本（据托尔斯泰纪念馆的统计）。更将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之间的卖出本数，合计起来，实有六百万本，而其书目，是六百种。
这数字，即在显示Tolstoi的作品的全民众底，世界底意义，在俄国，则苟识文字，便虽是七龄的儿童，也是Tolstoi的爱读者。
但自《战争与平和》和《我的忏悔》发表以来，Tolstoi的名声和势力，便远越了俄罗斯的界域。倘说，Turgeniev是使欧洲的读者，和俄国接近的人，则Tolstoi不但使西欧，且使东亚的注意，也顾到俄国文学。和Tolstoi通信的，不仅英、法、美的读者，连印度、中国、日本的思想家，也在其中。Katiusha Maslova的小曲，且为日本的民众所爱唱。恰如约翰·藉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为世界所注目一样，Iasnaia Poliana的圣者，是成为享受着现代最高文化的人们的注意的焦点的。Iasnaia Poliana，是成了真理探究者的圣地了。
及于全世界的文人，尤其是俄国文人的Tolstoi的影响，非常之大，迦尔洵（Garshin）、莱斯珂夫（Leskov）、蔼尔台黎（Ertel）、契诃夫（Chekhov）、库普林（Kuprin）、威垒赛耶夫（ Veresaev）、阿尔志跋绥夫（Arzybashev）、戈理基（Maxim Gorki）、希美略夫（Shmelev）、舍而该也夫·专斯基（Sergeiev–Zenski）等，皆各异其时代，各受着各样的印象，玩味了这文豪之在那社会观，写实主义，Tolstoi式表现法上，所以动人的大才能的。而俄国的文人，且视Tolstoi为宗教底偶像，虽是自爱心深的Dostoievski，读完“Anna Karenina”后，也绝叫为“这是艺术之神”；Maxim Gorki也称Tolstoi为俄国的神，坐于金菩提树下的玉座上。
“这青年军官，使我们一切都失了颜色”者，是Grigorovitch的半开玩笑的苦言。这青年军官，是成为我们的荷马（Homeros），我们的国宝，成为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的新卢梭，在他面前，全世界的文人，洋溢着不杂羡望的纯净的欢喜之情，无不俯首了。
这卓绝的文豪，即继续着竭尽精力的劳作，在后世遗留了美文的宝玉。Tolstoi的文学底遗产，至今还难以精确地计算，虽当现在，尚在无数的文籍中，发见重要价值的断章；在那日记和信札之中，则潜藏着可以惊叹的文学。关于Tolstoi的各国语的评传，肖像及遗物，是搜集于在墨斯科、列宁格勒及Iasnaia Poliana的托尔斯泰纪念馆中，而惟这些纪念馆，乃是说明着否定了不平等的旧世界的，真理的伟大的探求者，且是永久不忘的生死的表现者的他的一生和创作，为俄国和世界，是有怎样的价值的。
Leov Tolstoi并非借著述为业以营生的职业底文学者，他可以不急急于作品的刊布。关于所作《幼年时代》，他在一八五二年写给姑母Iergolskaia的信里，有云，“我将久已开手了的这小说，改作过几回了，为得自己的满意计，还想改定一回。大约这就是所谓Penelopa（译者按：Ulysses之妻，出荷马史诗）的工作罢，然而我是不厌其劳的。我并不求名，是乘兴而作的。在我，写作是愉快而有益，所以写作的。”
他的情热的大部分，即耗费于用以表白内在思想的这愉快的创作事业上……。热狂的猎人，热狂的赌客，Tsigan（译者按：民族名）歌的热狂底爱好者的他，一转而成为乘兴挥毫的热狂底文士，以著作之际，涌于内心的善良而宽容的感情为乐的人了。
他，在文章的每一行中，都注进新生活的渴望和喷溢似的精力去，一面利用闲暇，从事著作，逐年加以修正。他在《关于战争与平和》这一篇的冒头上，就写着“当刊行我费了在最良的生活状态中，五年间不绝的努力的作品……”的辞句，但这样的事，不消说，是须在得了物质底安定的Iasnaia Poliana，这才做得到的。
和Tolstoi完全不同的社会的出身者Dostoievski，曾经告诉自己的弟弟说，“没有钱，须急于起草。所以文章上是有瑕疵的。”Dostoievski所作的《博徒》，以一个月脱稿，那是因为怕付对于完成期限的迟延罚款，而且那时，他为债主所逼，不得不走外国了。那时候，Dostoievski急于作品的完成，从亲友之劝，雇了速记者，作为一月告成的助手，但倘是Tolstoi，则这样的作品，大概是要乘着感兴，利用闲暇，在一年之间徐徐写好的罢。
辅助了Dostoievski的女速记者Anna Grigorievna Snittkina，成为他的妻，Iasnaia Poliana邻村的地主的孙女Sophia Andreievna Bers，是做了Tolstoi的夫人了。前者是为履行那契约期限之故，做了速记，后者是为大文豪要发表杰作，将二千余页的《战争与平和》誊清过七回。如《战争与平和》、“Anna Karenina”、《复活》那样的大作，大概惟在得了生活的安定的时候，这才始是可能。
Tolstoi是陶醉于自然之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他叙述结构雄大的光景，且描写地主的庄园的如梦的生活。
在“Anna Karenina”里，描出一百五十个人物来，而毫无纷乱撞着之处，各人有各样的特殊的性格和态度；篇中的一切事物，都应了脉络相通的思想群的要求而表现着，那一丝不紊的脉络之力，是使我们视为艺术上的神秘，加以惊叹的。
“艺术上的作品的善恶，是由从心底说出的程度之差而生的”，这是Tolstoi写给Golzev的话。他所要求于艺术家者，是在和时代相调和，通晓隶属于人类的一切事物，不但通晓而已，还须是人类的共同生活的参加者。他又要求着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技巧和才能，且以为凡艺术家，尤当爱自己的天职，关于可以缄默的事物，不可漫为文章，惟在不能沉默时，乃可挥其钢笔云。他是要求着口的发动，当以溢于心的思想为本的。而他自己，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他是当时最有教育的人物，只由Iasnaia Poliana的图书室里有着书籍一万四千卷的事，便足以证明。而这些书籍的一半，为外国语所写，他是通晓希腊语，以及英、法、德语的。他所自加标注的许多书，便在说明他以如何深邃的趣味，研究了人类的思想。他站在那时代的最高智识的水平上，又常是一般人类生活的参加者。创造了又素朴，又纯正，然而壮丽的文章的他，是决不以浓艳的辞句和华丽的文体为念的，但他所描写的人物及其他，却备有不可干犯的尊严和令人感动的崇丽。如Bordina战斗的叙述，《战争与平和》中的Andrei Bolkonski之死，Kitty的诞生及Anna Karenina和儿子的会见，记在《复活》里的 Katiusha的爱的醒来和教会的仪式的描写，在世界的文学里，不能见其匹俦。我们的眼前，有实现了美的世界的一个大文豪在。
描写在《哥萨克兵》或《家庭的幸福》中的自然的光景，《战争与平和》里的Bolkonski的爱情的发生及逢春老橡的开花，盛大的狩猎，Natasha Rostova，Maria Bolkonskaia，Pierre Bezukhov和别的人物的形容，是镌刻在读者的胸中的……。而充满在作者Tolstoi两眼中的赞叹，同情和欢喜之泪，也盈盈于读者的眼里。这是因为相信着“无爱之处，不能生诗”的作者的热情，以爱和诗的力量，打动读者了。以“不能沉默”为动机的他的文章，是震撼我们的，但这是因为，例如当描写死刑的光景之际，想象了“浸过了服皂水的绳子，绕上他的又老又皱的颈子了”的他那一句一言，乃是充溢于同情的心的叫喊的缘故。
Tolstoi常写些破格的文句，恰如喜欢有特色的破格的人物一样，他也喜欢破格的文句的，那一言一语，是活的魂灵。Gorki在追怀Tolstoi的一篇文章里说，“要懂得他的文章的有特色的卓越之美，则他那以同一语的许多破格的卑俗的调子，用于叙述之处，是必须注意的。”这是适切的评语。
Tolstoi在那处女作《幼年时代》的序文上，载着关于自己修辞上的粗野和没有技巧的说明，以为这是因为不用喉咙，而用肚子唱歌的缘故。据他自己说，则从喉所发的声音，较之腹声，虽颇婉曲，而不感动人。腹声却反是，粗野则有之，但彻底于人的精神。Tolstoi说：“在文学亦然，有脑和腹的写法。用脑写时，那文辞是婉转滑脱的，但用腹来写，则脑中的思想，集如蝟毛，思念的物象，现如山岳，过去的忆想，益加繁多，因而抒写之法，缺划一，欠畅达，成拮倔了。或者我的见解也许是错误的罢，但当用脑写了的时候，我是常常抑制自己，努力于仅仅用腹来写的。”
由这尊贵的告白，不但Tolstoi的文质，连那魅人的句子之所以产出的原因，也明白了。 Tolstoi之所有的，不是“脑的思想”，而是“腹的思想”。他有惊人的腹的记忆力，他的创作，常包着温暖的感情，响着牵惹我们的腹声。“一读你的作品，每行都洋溢着活活泼泼的感情。令人恍忽的你的辞句的本质就在此”者，是评论家Strakhov给与Tolstoi的言语。
Tolstoi是从小就现了锐利的敏感性的，曾得“薄皮孩子”的绰号。他的《狂人日记》，带着自传底性质无疑，其中便载着他的敏感性的显著的实例。这性质，似乎是从母亲得来的，他自己尊重着这特质，在寄给姑母Iergolskaia的热烈的信里，常常讲起它。
他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便说着愿读者先须是敏感。他的创作中，毫无遮掩，露出着这敏感性的，是《幼年时代》、“Albert”、“Lucerne”、《计数人（撞球的）日记》等。到了中年，他将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结果，但及暮年，则这特质，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们，为之感动了。
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〇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说话，便别了那老人，也别了欢乐的和婉的感情，含泪走掉了。住在这样的人们之间，怎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从这样的人们，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他将从一个农家青年得来的感情，写在日记上，用了和上文一样的言语，证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记是这样写着的——
“为了欣喜，为了生病，还是为了两样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悦之泪了。这可爱的，思想坚固的，强有力而愿做善事的孤独的青年的单纯的话，动了我的心，呜咽之声几乎出口，我便一句话也不能说，离开他的旁边了。”
然而这善感的禀性，是现于Tolstoi 一生中的特色，读者是不看见这眼泪的罢，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亲，爱读卢梭，《爱弥儿》是她的案头的书籍，Tolstoi最所爱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诗美，来对抗拟古典主义的批判的约翰·藉克·卢梭其人者，实在并非无故的。
Tolstoi在一九〇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语教授M. Boyer这样说——
“我将《卢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欢的是《音乐字典》，我感谢卢梭。”
“我十五年间，帖身挂着雕出卢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卢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写一般，于我非常亲切的。”
一九〇五年Tolstoi应允推选为日内瓦的卢梭协会会员的通告，寄信到日内瓦云，“卢梭是十五岁时代以来的我的教师。于我一生中，给与一大裨益的，是卢梭和《旧约》。”
那协会的会员班尔裨，在协会年报上，载《托尔斯泰是卢梭的后继者》一文（一九〇七年），论云——
“Leov Tolstoi是十九世纪的卢梭，或是具体化的爱弥儿。卢梭的精神，透彻于Tolstoi的全创作里。Tolstoi是现代人的评释者。恰如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现世纪的或者。”
从托尔斯泰协会，赠给卢梭协会的答文云——
“Jean Jacques 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独立，人类的平等，诸国民之统一，以及对于自然美之爱，是和我们颇为近密的。我国民底智识的代表者的Tolstoi，将全生涯，贡献于上述的理想之发扬和宣传了。”
赞叹，同情或忏悔之泪，是表象Tolstoi的社会观的，昂奋的敏感之泪，则湿透着他的世界观。那天禀的敏感性，洞察了发荣于榨取的条件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且促他爱好自然的法则和自然人了。他是作为卢梭的后继者，而用卢梭以上的情热和真挚和确信，抉剔了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现象的。
他将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正义和朴素的憧憬，对于虚伪的愤怒与其敏感性，织在和真挚自然相融合的真挚的自己的构想之中了。
然而，为十九世纪的卢梭的Tolstoi，是观察了纷乱的世纪的后半期的社会底矛盾的现象的。诗圣Pushkin，未曾知道这样的大矛盾，据Bielinski所说，则“阶级的原则，乃永久的真理”云。但Tolstoi却并不相信自己的阶级的一定不动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见尼古拉一世之死，观察革新时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断了的大连锁的一端，打着地主阶级，而别一端，则吓了贱农（Muzhik）。他又目击了所谓民众启蒙运动，经验过和都市的发达一同激增的可惊的矛盾的现象，而他自己，则成为最后的贵族了。他于一八七〇及八〇年代，宣说那将其生活状态，加以诗化，美化而讴歌了的庄园的没落，恰如Gogol的杰作（译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译者按：Bulba的儿子）所说的“我做成了你，这我也来杀掉你”一样，也说给了庄园。于是他将自己的思想一变，成为一向遮着艺术的华服的丑秽现象的曝露者了。
《忏悔录》、《爱弥儿》、《新蔼罗若》的著作者卢梭，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历经辛苦而生长，感到十八世纪的虚伪底生活，遂如古代罗马的贱民似的，向贵族阶级宣战了。
《幼年时代》、《哥萨克兵》、“Lucerne”、《我的忏悔》的著者，则生于贵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远发于留烈克（俄国的始祖）的。
而这白马金鞍的贵公子，遂和自己抗争，经思索多年的结果，竟曝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所以那抗争是戏曲底的事，是谁都可以直觉到的。
Tolstoi 一离母胎，便即包围在旧贵族的氛围气里，为许多男女侍从所环绕，在Iasnaia 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个农奴的劳动的。至于教育未来的文豪者，则是长留姓名于《幼年时代》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一样，有许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的著作。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职胸甲骑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监督，住在那家里。这家庭，是常是佳节般的热闹，为Kazan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所，法兰西语的社交的会话，是没有间断的时候的……。
青年大学生（Tolstoi）将全世界分为二大阶级，即上流社会和贱民；那姑母则要使Tolstoi成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从，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际场中的贵女，意气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结婚，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梦想着由这结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农奴的。
据Zagoskin的《回忆录》，则青年的Tolstoi，是一个道地的放荡儿的代表者。
跳舞，假装会，演戏，活人画，大学毕业后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这青年贵族的生活。关于这生活，后来他在《我的忏悔》里，是不能没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记载出来的。
惯于蔑视本阶级以外的人们的青年，离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炮兵中队的曹长的任命了，其时他穿了时式的外套，戴着襞积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 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见不戴手套的路人时，他便用了嘲笑的调子，对他的弟弟尼古拉这样说——
“他们是废物呵。”
“为什么是废物呢？”
“为什么？不是没有带手套么？”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减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时他在寄给姑母的信里，说，“我并非自以为高，取着这样的态度的。这是自然而然之势，将我所遇见的本地的人们和我一比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见解上，都有非常的差异，所以无论如何，和他们不能相投了。”
他于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亚的山地）为司令官属副官时，也是同样的纨袴子；又其处女作出版后，进了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
然而这青年有世袭的领地，有自己的农民。因此他觉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学位证书和官阶，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着安排七百个农民的幸福和对于神明，负有关于他们的运命的责任……。
在放荡生活中度了青年时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岁，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农村经济的计画，是他的无上之乐，曾将其经营的办法，向好友Fet自夸。他又为利己底感念所驱，竭力要给家族以幸福，尝醉心于劳动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来之母 SophiaAndreievna响着锁匙，巡视谷仓，大家族的未来之父的他，则到处追随其后……。经年积岁，殆十九年间浸渍于快活的蛰居生活的IasnaiaPoliana的地主，是经营农村，增加财产，牧畜场中，有豚三百头，Samara的庄园里，则马群在腾跃……。这样地，富是日见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顷寄给Fet的信中，却写道，“我们的农业，现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废票的股东。情形很不好。我决计加以经营，以不损自己的安静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 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 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Michalovn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 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而他较之Iasnaia 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成为Iasnaia Poliana的隐者；Iufan化了的主人，变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纪的卢梭，抛掉假发，脱白袜，去金扣，居环堵萧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隐者一样，十九世纪的Tolstoi也脱去华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农服，委身于所谓“面包的劳动”了。于是从现代国家的社会底矛盾脱逃的隐者，便进了“枞树下的精舍”，个人底地奉着农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Tolstoi，成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产的劳动农民的精神为精神了。“市况调查和Siutaev之说，教了我许多事”，是他屡屡说起的话。
以寻求Stenka Razhin，寻求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向着农民团的革命底行进，在八十年代的Tolstoi的作品上，变为寻求那和农民一同不抗恶的Karadaev式人物的巡礼了。
“我们的周围的生活——富豪及学者的生活——不但反于我的意志而已，且也失了意义。我们的一切动作、考察、科学、艺术，在我是成了新的意义的东西了。我将这些一切，解释为游戏。所以不能在这些里面，去寻求生活的意义。惟劳动者，即创造生活的人类的生活，这才有真正的意义的。我以这为真的生活，认附带于这生活的意义为真理，所以我将这采用了。”
这是他的《我的忏悔》里的话。
由母亲得来的遗传底敏感性，在少年时代的卢梭的研究，农村的印象，与自然和朴素的人们的接触，两个姑母的感化，Arsamas的旅行，死之恐怖和有意义的生活之渴望，社会的矛盾和不平之感知，将赤贫之苦和犯罪来曝露给他的墨斯科的市况调查，一八八〇年和 Siutaev的交际及Bandarev的著作的统读等，都会合起来，使Tolstoi回顾民众了。
然而与对于都会和农村的矛盾的深酷所抱的恐怖，以及旧文化崩溃的豫感，同来苦恼他的，是一切生物之无常和必灭。死的观念，成为恐吓这芳春和复活的乐天诗人的恶梦了，他相信要免除这恶梦，即在将自己的生活加以农民化，基督教化，舍生活的欢乐，离魅惑底艺术，用以赎罪，而净化已黩的精神。盖无常的生活，不但借“面包的劳动”，成为神圣而已，并且使如神的爱的要素，和人类相交融。死之恐怖，使社会问题力懈；个人的利害，压迫了社会底利害；动摇的观念，便转向个人底完成和个人的变革去了。
一八六九年，为购置有利的新庄园，旅行Pensenskaia之际，Tolstoi在Arsamas一宿，体验了死之恐怖。是年九月，在寄给Sophia Andreievna的信里，说道，“前夜我止宿于Arsamas，遇了非常的事。这是午前约五点钟，我为了疲劳，很想睡觉，各处是毫无痛楚的。然而蓦地起了不可言喻的悲哀。那恐怖和惊愕，是未曾尝过的程度。关于这感觉，待将来再详说罢。但如此苦痛的感觉，是一向没有觉到过的。”而这感觉的详细，Tolstoi是用了可惊的真实和魅力，叙在一八八四年之作《狂人日记》中。
他独在旅馆的肮脏的一室里，开始体验了无端的剧烈的哀愁，即死之恐怖的侵袭，此后又屡次有了这样的事，他称之为“Arsamas的哀愁”。
但是，他的深味了死之恐怖，也不独这一事，他是作了《三个死》、《伊凡·伊立支之死》、《主人和工人》的。
他在摇篮时代，不已和死相接近了么？有着“发光的眼睛”的他的母亲的去世，是他生后一年半的时候。父亲之死，是九岁时。还有姑母兼保护者Alexandra Ilinishna的去世，他是十二岁。她便是常为飘泊者所围绕，为了要得其死所，而往“Optin Pustvini”道院的人……。此后，弟弟尼古拉夭亡了，那死，就在“Anna Karenina”中现实底地描写着。这一切不幸的现象，是都刻镂在活力方炽的贵族底青年的心上的。
一八六〇年，在Sodene，抱在他臂膊上，爱弟尼古拉永久瞑目了。尼古拉是富于天才的出色的人。那时失望伤心，感了死之战栗的他，寄信给Fet道，“明天也将以可憎的死亡，虚伪，自欺之日始，而以自无所得的空零终。是滑稽的事。”……“倘从Nikolai NikolaevitchTolstoi（弟）的曾经存在这事实，一无遗留，则将何所为而劳心，何所为而努力呢？”他的弟弟因为不能发见足以把握的何物，对于“汝归于空零”这观念，曾经怎样懊恼的事，Tolstoi懂得了。那时Tolstoi还未曾结婚，不能把握家庭的幸福，而Iufan式的工作，也不能把握，只捉着了学术的研究……。暗云似乎消散了……。然而发生了一八六九年的Pensenskaia旅行和Arsamas的恐怖，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间的近亲五人（三个孩子和两个姑母）。的死殇。而且这又是替生母抚育Tolstoi，使他知道了爱的精神底慰乐的姑母Iergolskaia之死；是保护人的八十岁老妇人Perageia Ilinishna之死……。在Iasnaia Poliana早没有光辉灿烂的生活，死在拍着黑色的翅子了。要逃出这翅子，该往那里呢？赴Pensenskaia，去买为自无耕地的贫农所围绕的庄园呢？还是增加Iasnaia Poliana的富，以度奢华的生活呢？做这样的事，是良心，廉耻心，愤社会之不平等的精神，都所不许的。
一九一三年所刊行的《托尔斯泰年鉴》上，载着题为《我的生涯》的Tolstoi夫人的最有趣味的一断片，当叙述托尔斯泰伯的“OptinPustvini”道院四次朝拜的巡礼底行为时，夫人这样地写着——
“Tolstoi在那长久的一生之中，徒望着死的来近，且关于死，怀了几回阴郁的观念，都不知道。入于永是怕死的观念里，并非容易事，但精神上肉体上，皆稀见如Tolstoi的强健的人，要将难避的生的破坏，分明地想象，并且感得，是不可能的。”
在陶醉于生活的艺术家那里，酒醒的时候来到了。对于生活的疑念发生了。当计画农村经济时，这问题突然浮在脑里了——
“唔，是了，你在Samara有地六千亩，有马三百匹。但是，此外呢？”
他于是完全茫然，不明白此后该想什么了。（《我的忏悔》参照。）
地主的经济，与《家庭的幸福》、《战争与平和》和“AnnaKarenina”的著者的精神是不相容的。然而他不做游历欧洲的所谓“消谷，”又不做贵族的漂浪者，而成为农民的巡礼者，土地耕作者，以及“上帝的仆人”了。
新生活的计画，又和家族及主妇的计画不相合，且反于IasnaiaPoliana的精神。旧贵族家里的居人，只能用了《家庭的幸福》中的“我们的家，是村中第一的旧家，几代的子孙，相爱相敬，在这家里过活”的话头，向了隐者而有智识的农夫（Tolstoi）说。
但将有可怕的打击，加于这几代子孙的家风之上了。一九一〇年，在将作托尔斯泰纪念馆的这旧家中，又发生了决胜底争斗。而反对Iasnaia Poliana而起者，却正是在其地诞生，生活，且遗嘱葬于旧教会旁的人，并且仗沃土之力而发荣，确立，而放了烂熳之花的作品的作者自己。
Sophia Andreievna夫人在她的自叙传里记载着：“一八八四年夏，Tolstoi热中于野外工作，终日和农人们割草，大概总是疲乏之极，傍晚才回家来，但因为不满于家族的生活，便很不高兴模样，坐在椅子上。Tolstoi是为了家族的生活，和自己的主张不同而烦闷着的。有一回，Tolstoi曾想同一个村女，跟移民们暗暗逃走，这事他向我告白了……。于是这事成为事实，七月十七日之夜，和我大约是为了关于马匹的事的口角之后，便背上内装什物的袋子，说是到美洲去，不再回来，走出门外了……。一八九七年也有一回想出家，但关于这事，没有一个人知道。”
终于，一九一〇年十月的有一夜，他毫无顾惜地抛弃了自己的庄园。这之先，还瞒着 Sophia夫人写好遗嘱，将世袭领地让给IasnaiaPoliana的农民们。
他的行踪不定的出奔和领地的自愿底的推让，是明明白白地表现了贵族时代的最后，旧贵族制度的崩溃，以及梦似的旧庄园的没落的……。这样的个人的生活样式，即“自己所必要的，是独自生活独自死掉”的思想，给贵族底家族制度以对照了。
身穿竭尽时式的奢华的外套的青年贵族，和肩负旅行用袋，与漂泊者之群同赴“Optina Pustovini”道院的老翁，或赤脚耕田的伧夫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很大的。然而这并非改换衣装的戏文，也不只是变美衣为农服而已，这是更生的剧曲，是排斥传统底习惯，趣味，观念的苦闷的表现，也是庄园和茅舍的两世界的冲突，且又是从地主底世界观，向着农民底基督教的见解方面的迁移。
这样的对于更生的准备，他的一切创作，便在说明着。这正如Lermontov仗着做诗，脱离了苦恼他一生的怀疑和否定的恶魔一般，Tolstoi仗着《忏悔录》，从奢侈生活，Iufan化以及贵族制度逃出了。
在我们的面前者，不是大文豪的文集，而是一部连接的日记，又是首尾一贯的忏悔录。
在这日记，忏悔录或是传道录中，描写着各样的人物，但这是为了赎罪而谴责自己，辗转反侧而烦闷着的一个贵族的丰姿。那各种创作中的人物，如Irteniev，Nekhliudov，Teresov，Olienin，SergeiMichalovitch， Pierre Bezukhov，Andrei Bolkonski，长老Sergei等，都是表现了一个烦闷的人物的异名，以及各样的境遇和各样的转换期的。而显露于一切转换期中的一特色，乃是善的理想的崇拜，精神的常存的洁白和完全美的渴望，家系以及阶级的传统底事物的排斥等。而各种作品的重心，则在描写精神底危机和精神底照明之所以发生的机缘，当达于精神底照明的高度时，便显现着死和觉醒，换一句话，即死和复活。
《幼年时代的回顾》（一九〇三——一九〇六）是探讨Tolstoi的创作底计画之迹的贵重的资材，那是《幼年时代》印行后五十年所写的，在这书中，Tolstoi便从善恶的差别观，更来通览自己的一生，将这分为四期，即（1）幼年时代，（2）独身时代，（3）到生活一转期为止的家庭时代，（4）精神底更生时代。这分类法，在依了基本底题目，来分别Tolstoi的遗文之际，是颇便于参考的。
天真，愉快，而且诗底的幼年时代，长留在他的处女作《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中。那时候，Tolstoi是将脱离墨斯科生活，住在岚气迫人的高加索山中，幸福的过去的回忆，写了下来，不独使自己的精神，且使读者的精神也都净化高超了。自作的小说印行之年，他在Tifris途次，从“Mozdock”车站寄信给姑母Iergolskaia道，“我精神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只一次，有好几回。一年以前，我以为在世俗的娱乐和交际场里，是可以发见自己的幸福的，但现在却相反，愿得体力上精神上的安静。”
这Tolstoi的处女作，充满着“使自己完成的不断的努力，乃是人类的使命”的信念。又在这里，交织着真实和架空。例如幼而失母的他，要从那记忆上，挽回朦胧的母亲的模样来，推敲意想时的叙述就是，但那设想，往往是苍白而无力的。
他的处女作，又时时极其感伤；那叙述法，则显示着英国文人Sterne的《法意两国游记》和卢梭的《爱弥儿》的大感化。
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Tolstoi向着有心的读者，望不仅以为有趣的文章，而发见会心的处所，且要求着不因嫉妒之情而蔑视了周围。
《青年时代》是未完之作，可作续编看者，是《地主的早晨》。在《地主的早晨》里，用了从大学的三年级回村来的十九岁的Nekhliudov，将《少年时代》的十六岁的Irteniev替换。
Nekhliudov是小农。他以为农村的弊病的根原，在于小农的赤贫生活，若用劳动和忍耐，便可匡救这弊病的。于是立起“农村经营的法则”来，要在那经营和提高劳动者的精神上，实现自己的计画。就是，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农奴的村落的光景来。
Nekhliudov倾听了麇集的小农的诉说和要求，或者询问事实，或者答允改良，抱着疲劳，羞愧，无力，悔恨的纠纷的感情，走进自己的住房里去了。
故事骤然变为Nekhliudov的关于Iliusha的感想。Iliusha是有丰饶的金发和发亮的细细的碧瞳的人，往Kiev搬运物件去了。Iliusha的Kiev之行，为Nekhliudov所羡慕，为什么自己不是Iliusha似的自由人呢，是这时他脑中所发生的思想……。
“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时期，连续计十四年（一八二八——一八四二），其次，就起了思想的大变化。
生活于高加索的兵村，拥在自然的怀抱里，更在Sevastopol出入于生死之境的Tolstoi，便从向来的贵族底思想脱离，将追逐外面底光辉的卑俗的欲望抛掉了。作为这时的作品，可以举出来的，是《袭击》、“Sevastopol”、《青年时代》、《部队中和墨斯科旧识的邂逅》、《计数人日记》、《两个胸甲骑兵》、“Albert”、“Lucerne”等。
描在《计数人日记》里的上流阶级出身的纯洁的青年Nekhliudov，逐渐陷入堕落社会的深处，成为撞球场的熟客，作不正当的借财，又为恶友所诱，涉足娼家，终于将精神的纯洁和无垢全都丧失了，然而悔悟之念一起，莫知为计，便图自杀，写了下列的句子，留下遗书来——
“神给我以人类所能望的一切，即财产，名誉，智慧和高尚的观念。而我要行乐，将在自己心中的一切善事，捺入泥土，加以蹂躏了。我不作无耻事，也不犯什么罪，然而做了最厉害的事，杀却了自己的感情，智慧，和青年的意气……。打骨牌，香宾酒，赌博，吸烟，妓女，这是我的回忆……。”
Nekhliudov的苦闷，是后悔了青年时代的放荡生活的罪恶的Tolstoi自己的苦闷。
恰如Pushkin的“Aleko”，诅咒着气闷的都会的束缚，游历Bessarabia，而凭吊了Tsigan人的古城遗迹一般，墨斯科人的Olienin（《哥萨克兵》的主角）也和虚伪绝缘，为要融合于自然的真理中，便离开了喧嚣的都会。对着嵯峨的山岭的他，在想要寄给所谓交际社会人类这都会的上流文化人的信里，是这样地写着——
“你们是无聊的可怜人。你们不知道幸福的本质，生活的要素是什么。纵使只一次，也必须尝一尝不加人工的自然美的生活的。我每日仰眺着严饰群峦的千秋的皓雪，和成于太古之手照样的自然美相亲，你们也不可不眺望这大自然之美，而有所领悟，待到领悟了谁在埋葬自己，谁在营真的生活的时候……。
“真理和真善美是什么，必须观察而领悟的。一经领悟，则你们现今在谈说和考察的事，以及希望着自己和我的幸福的事，便将成为骨灰而四散罢。所谓幸福者，乃是和自然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语。”
读者的眼里，映出都会人和山中人来了罢。在Olienin即Tolstoi的回忆和空想中，蕴蓄着大自然的严肃之感；在那时他所想，所感的一切物象中，常有山岳出现。驰神思于山巅，涵泳了如水的岚气的Olienin即Tolstoi，便从哥萨克的Novomlinskaia村，伸出手去，和日内瓦的哲学者而艺术家的卢梭握手了。
后来，在发抒公愤的“Lucerne”中，Tolstoi则将温泉浴汤的所谓“富有的文明人”们，和他们所嘲笑的唱小曲者相对照，这短篇，乃是痛骂了不以象人的温暖的心，来对个人的工作的十九世纪文明人的檄文。
委身云水的乞儿，唱小曲者，Sevastopol的兵丁，朴讷的哥萨克人Ieroshka和Lukashka，《雪暴》中的车夫，Ignat等，都是太古的人，“接触自然的漂泊者，Tolstoi所喜欢描写的人物。
第三期是从结婚起，到开手和周围的人们绝缘的十九年（一八六二——一八八〇）。这之间，幸福的丈夫，父亲，主人的Tolstoi，是度着正当的洁白的家庭生活，利己底地赏味着生活的快乐，增益资财，享着家庭的幸福的。这时Tolstoi是尽全力要成文人，向姑母 AlexandraAndreievna，屡次寄了自述意见的有特色的贵重的信札。
一八六三年九月，在寄给这姑母的信中，他这样写——
“我不穿凿自己的心境，即自己的感情了。而家族的事，则单是感，并不思。这精神状态，给我以很广阔的智识底地域。我一向未曾感到过，自己的精神力竟能如此自由，而且致力于作品。”
一八五九年所写的《家庭的幸福》，是跨进这一期去的序言。这小说，是用温雅的Turgeniev式语调写出的，但篇中的Turgeniev式处女，却究竟成着Tolstoi式笔法的妇人和母亲。而结婚，家族，生产，做父母的义务，爱情等问题，则是我们的文豪的注意的焦点，于是各二千页的两巨制，《战争与平和》和“Anna Karenina”，便成为描写那在豪侈的贵族生活中，时运方亨者的家庭和生产的状态的力作而出现了。
倘若《幼年时代》，《少年时代》及《青年时代》的材料，利用着邻村的地主Isrenev一家，Sophia Andreievna的母亲，家庭教师列绥勒和圣多玛，则《战争与平和》的材料，是利用着Tolstoi的三血族的家谱的。不独外祖父Volkonski，生母，姑母Iergolskaia，祖父Tolstoi，祖母和父亲而已，连自己的新妇Sophia Andreievna，也描写在这大著作里，各人的面目都跃如，连合起来，使我们感动。
这小说的内容的十分之九，是用一九一二年的祖国战事为背景的贵族及地主生活的描写，贵族的各层的状态，都被以非常之正确和深邃，表现出来。而每行每页中，都映出着贵族社会的出身，且彻骨是贵族的作者的姿态。
在这长篇小说中，没有描写农奴法的黑暗面，是令人觉得奇异的，Tolstoi将主人对于佣人的族长关系，加以诗化了。
有人向Tolstoi，非难他描写时代精神之不足，太偏于叙述光明方面了的时候，Tolstoi这样地回答说——
“我知道时代精神是什么，也知道读者在我的创作上，看不出时代精神来。时代精神者，是农奴的黑暗面，是妻女的抵押和苦痛的呻吟，是笞刑，是兵役以及别的种种。
“留在我们想象上的这时代精神，我不以为真实，也不想描写它。我曾研究了历来的文件，日记类和传记，没有发见过比现在，或我在有一时期所目睹似的更残忍，暴戾的事实。
“那时的人们也寻求真理和道德，且也嫉妒，迷于情欲了。精神生活也复杂的，但那生活，比起现在的上流社会来，却优美而高尚……。”
“那时有一种特质，是起于上流社会和别社会的非常的间隔，也起于教育，习惯，用法国话和别的关系的。我是竭尽所能，使这特质明示于人世。”
这样子，本来未尝着眼于社会的矛盾冲突的他，在《战争与平和》里，也念及上流下流两社会的悬隔了。
在小说“Anna Karenina”里，则对照着庄园和都市，地主的Levin和豪华的都人。起于离Iasnaia Poliana不远的Tuliskaia县的悲剧——地主某的爱人，不耐其地主的爱情的日薄，自投火车之下而轹死了的事件——给Tolstoi以关于结婚、家庭、爱和嫉妒的材料。小说中的人物Oblonski，Vronski，Karenina，Konstantin Levin，Kitty Nikolai Levin和Levin的爱人而因痘疤变丑了的女人，以及交际社会的绅士等，是都用以显示真正的宏大的自己牺牲之爱的模样，并且据自己的体验和回忆，来表现都会的贵族和乡村的地主的生活的。
Konstantin Levin的不安，恋爱，企业，都会生活的嫌恶，计画自杀的精神上的危机，以及Nikolai Levin与其爱人的言动等，凡出现于这小说中的一切的现象，是都经了有家族底亲睦的Iasnaia Poliana的氛围气化的。
在这长篇中，也如在《战争与平和》里一样，将陷于恋爱的动机，生产的重要关头，以及对于子女的母性爱等，用了空前的巧妙，描写出来。终不委身于墨斯科交际社会的一青年的那为人母者的丰姿，分明地在读者眼前出现。而描写了这姿态的Tolstoi，则一八八〇年顷，已经是九个孩子的父亲了。有读了Anna Karenina和她的儿子Seriujia相会的场面而不哭的么？……在Konstantin levin的世界观上，是明明地显着地主阶级的利害的反映的。
Tolstoi将“精神底更生”之年的那一八八〇年以后，作为创作的第四期。但恰如一八五九年所作的小说《家庭的幸福》是家庭生活的序言一样，一八七七年所作的“Anna Karenina”，是从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间所写的《我的忏悔》的豫告。
丧弟的结果，而深思生命的意义的Levin，为死之恐怖所袭，凡手枪和绳索之类，是不放在手头的，但这是表现着晚年的Tolstoi所自曾经验之处，Tolstoi当精神底更生之际，想自杀者许多回。这样，而十九岁的青年Nekhliudov便让位于Levin，而Levin带着许多孩子，不但一个早晨，竟终生在农民之间过活了。
然而Levin对于农民，不过消极底地公平而已。他没有压迫农民，但永久的弊病这耕地问题，也未曾解决。
Stiva Oblonski对于Levin所说的农民问题和社会的不平等，怂恿他将土地分给农民，算作解答的时候，Levin便说自己没有推让土地之权，对于耕地和家族负着责任云云，驳斥了他的话。
而Levin遂回避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入宗教界，为要拯救自己和自己的精神，想从剧甚的生活的矛盾中脱出，并且归依宗教，以得安心立命之地。
Tolstoi自己也进了宗教界，永久地抛掉华美的贵族生活了。关于《战争与平和》中的一个女人Maria Bolkonskaia，他已经这样地写着——
“她屡次听到巡礼的故事。这在巡礼者，不过是单纯的照例的话罢了，但于她，却意味深长，感动的结果，便好几回想舍了一切家财出走。于是她自行设想，自己在和身缠粗衣，拄着杖子，颈悬进香袋，步行着沙路的Fedoshka 一同走。她又自行设想，自己将嫉妒、爱恋、希望，全都舍弃，只是遍历圣地，终于到了悲苦俱无，辉煌着永久的欢喜和幸福的乐土。”
但在后来，看见年迈的父亲，尤其是见了年幼的孤儿这外甥时，她就难行她的计画，吞声饮泣，觉得是爱父与甥，过于上帝的罪人了。
作为足以记念这第四期的碑铭，将Tolstoi所爱诵的Pushkin的诗《追怀》钞在这里，是最为确当的罢。
这有名的《追怀》，曾成了Tolstoi的悔悟和嗟叹的根源，Tolstoi是极爱读典丽而遒劲的诗歌的——
喧嚣的白昼销声，
夜的半明的影子
扩充于寂然的衢路，昼日勤劳之所赐的
梦成时，
在我是
来了苦恼不眠的时候，
我的胸中，趁着夜闲，
啮心的蛇正在蜿蜒。
空想喷涌于满是哀愁的脑中
沉重的思惟填塞了胸底，
回忆在我面前
将长卷展开，静悄悄地。
于是不得已而回顾我的平生，
我咒诅而且战栗，
我长叹以泪零，
但悲哀的印象不能荡涤。
发挥兽性的华筵，
不自然的自由的耽溺，
束缚和困穷和飘泊大野，
这是我所耗的往日。
而今的我又是酒池肉林，
听侪辈的谎语，
冷的理智之光，
使我心感到难除的愧耻。
我没有欢娱……。
Tolstoi的回忆，便是将这诗的“悲哀的数行”，换以“污浊的数行”的，而他的《忏悔录》，也和Pushkin的《追怀》相匹敌。
在取材于民众生活的故事中，Tolstoi所用的平易的文体，也酷似Pushkin当圆熟时代所表示的单纯的写实主义底文体的。
在这第四期，Tolstoi写了许多宣传底文章。即《我的忏悔》（一八七九—八二）、《论墨斯科的市况调查》（一八八二）、《我的信仰》（一八八四）、《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六）、《论生活》（一八八七）、《论Bandarev》（一八九〇）、《懒惰》（一八九〇）、《十二使徒所传的主的教义》（一八九五）、《圣书的读法及其本质》（一八九六）、《论现在的制度》（一八九六）、《艺术是什么？》（一八九七）、《论托尔斯泰主义》（一八九七）、《自己完成论》（一九〇三）、《互相爱呀！》（一九〇七）、《论虚伪的科学》（一九〇九）、《不能缄默》（一九〇七）等。
这时期，我们的Tolstoi将象征那生活的欢乐的艺术，加以排斥了。他以为艺术的使命，是在建设那为人类最高目的的“爱的王国”。
他反了自己的禀性，想做禁欲主义者。“这一年，我大和自己战斗了，但世界之美，将我战胜。”这是被魅惑于春天的自然美的他，写在有一封信里的话。
一八八四年以降，Tolstoi为Chertkov所主宰的“Posrednik”出版部，做些创作，到一八九四年为止，印行了下列的书。就是《神鉴真理》、《人靠什么过活》、《高加索的俘囚》、《舍伐斯多波里的防御》、《蜡烛》、《二老人》、《有爱之处有神》、《呆子伊凡》、《开首的酿酒者》、《必需许多田地么？》、《鸡蛋般大的谷子》、《受洗者》、《三长老》、《悔悟的罪人》、《黑暗之力》、《教化的效果》等。后来，又印行了“Kreutzerova Sonata”、《Ivan Ilitch之死》和《跋辞》。
凡这些作品，目的都不在有识及上流社会的读者，而以灰色的大众为主眼的；那内容，则在关涉农民，并且启发农民。那文章，已非以法文文格为本的Pierre Bezukhov的口调，而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国话，纯粹透彻的确，而又端丽，这是Agafia Michalovna，Plaskovia Isaievna，巡礼者，Iasnaia Poliana的农民，兵卒等的通用语……。
在一九〇五年，作了一篇在体格，在简质，在深邃，并且在明白之点，无不卓出的短篇“Aliusha Gorshok”。
在这一期，也有取上流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例如《狂人日记》（一八八四）、《恶魔》（一八八四）、《复活》（一八九八）、《长老Sergius》（一八六八）、《夜会之后》（一九〇三）、“HajjiMurad”（一九〇四）、《活尸》（一九〇〇）等是。
然而表现于这些作品里的Tolstoi的根本观念，并非尝味上流社会的生活的欢乐的心情；对于社会的奢华放恣的利己底生活，乃是锐利的否定底的摘发底的态度。
《复活》里的下文的几句，是表现着Tolstoi的这观念的——
“访了Masrenikov一家之后，尤其是旅行了乡村之后，Nekhliudov并非已经定了心，但对于自己所居的社会，非常厌恶了。那社会中，秘藏着为了少数者的安定和便利，而无数的大众所蒙的苦恼，人们因为没有看，也看不见，所以到底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造孽和残酷。
“Nekhliudov早已不能不自咎责而和那社会的人们相交际了。”
Nekhliudov竟和自己所居的社会及自己的过去绝缘，同情于身缠囚服的人们，走入两样的社会里去了。这样锐利的果决的写法，是Tolstoi所未前有的。
然而不要忘记了卢梭之徒的我们的文豪，是从幼年时代以来，无意识底地留心于无产者。D. V. Grigorovitch的作品，是和Turgeniev的《猎人日记》，同是感动了少年的Tolstoi的东西，后来在寄给Grigorovitch的信里，他自己这样说——
“我还记得十六岁时候，读了“Anton Goremika”（Grigorovitch之作）时所得的感叹和欢喜之情。使我对于养活我们的俄罗斯的Muzhik（贱农），起了愿称为师之念者，是这一篇小说；又知道了不为惹起兴味，不为描写野趣，不独是爱情，且竟应该以尊敬和畏惧之念，明细地来描写Muzhik者，是这一篇之赐。”
在我们的Tolstoi的胸中，是常有对于教师Muzhik的无意识底敬畏之念的。属于他的创作的《日记》中，那从贵族的血统传来的固有的性质，和幼年时代以来由接触了农民及巡礼者而感得的第二天性，虽在贵族子弟不顾平民的时代也曾显现的倾向，以及Nikolenka Irteniev冷笑为“他的脸象Muzhik”时代的精神状态，都互相错综而表现着。
表现在《日记》里的Muzhik的脸，逐渐将法兰西人家庭教师的教子的他的脸掩蔽了。
Turgeniev尝戏评Tolstoi，说，“他宛如孕妇一般，对于农民，歇斯迭里地挚爱着。”
蔑视了贵族主义的Tolstoi，是挚爱民众，想仗民众以救自己的。这正与《复活》里的被Katiusha Maslova说是“你是想要凭我来救自己的呀”的Nekhliudov的心情相同。
Tolstoi是学于民众，学于哥萨克人Epishka，受教于Sevastopol的要塞兵，Iufan，Siutaev，Bandarev等的。他在民众之前忏悔，谢自己的祖先之罪，使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民众同。民众的力，是伟大的。驱逐了拿破仑者，非亚历山大一世，也非诸将军，而是灰色的民众。Kutusov之得了胜，就因为他是平民主义。
Sevastopol之役之际Tolstoi屈膝于无智无欲的英雄这农民之前，写道：“俄国的民众演了主角的这大事件，是永久留伟绩于俄国的罢。”
和民众，尤其是和农民大众的关联逐渐扩大起来，Tolstoi就逐渐舍掉了法兰西式观察和思想的发表法。这和Pierre Bezukhov会见了PlatonKaradaev之后的思想，正复相同；更加适切地说，则和Pushkin在Michalovskoe村的傍晚，听乳母的往日谈，而说“修正了自己的讨厌的教育的缺点”的心情是同一的。在文章圆熟的第四期所写的农村生活的简素的故事类，都洋溢着农村的质朴的情绪。
在Tolstoi的一切作品上，显著之点，是将那为精神上的烦恼所苦，永久不满于自己的人们，和单纯的，虽在暴风雨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是一致的素朴的人物，两相对照起来。
不答话的“Aliusha Gorshok”，是始终愉快的……。在欺凌他的商人那里，亲戚那里，他总是忠实地作工，总是含着微笑。Aliusha Gorshok的微笑，是使他的一生明朗的，而农民的俄国，则以这微笑，凝眺Tolstoi，Tolstoi是由这微笑，描写了农民。
Pierre Bezukhov走近前去，看见在篝火边，忠厚的Platon Karadaev法衣似的从头上披着外套，用乡下口音的，悦人的，然而柔弱的声音，对兵卒们讲着照例的话。
Platon在苍白的脸上，浮出微笑来，欣然地眼睛发着光，接着说——
“唔，兄弟，那么！兄弟。”（参看《战争与平和》。）
从这临终的兵卒的身体上，流着辉煌的欢喜之情。他没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里了。
阴郁的满怀疑惑的Levin，当删刈枯草时，到野外去，村女们唱着俚歌，到他旁边来，这在Levin觉得好象是载着欢乐之雷的湿云，向自己飘过来了……。伴着叫喊声和夹杂口笛的愉快而极粗野的歌调，万物都静静地跳跃起来。于是现在正因为枯草的事，和村农相争了的Levin，便神往于共同动作之美和丰饶的诗趣，羡慕这样过活的人们，羡慕Ivan Parmenov和他年青的妻子了。
为什么Nekhliudov不能成Iliushka，为什么Olienin不能成Lukashka的呢？为什么 Maria Bolkonskaia不能成巡礼者，为什么Pierre Bezukhov不能成Karadaev的呢？为什么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的府邸，不能变狭窄的温暖的小屋的呢？“为什么”者，是Tolstoi说起过几十回的问题。
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内女官，他的姑母Alexandra Andreievna到IasnaiaPoliana来作客，看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报章、杂志之多，她吃惊了，半是戏谑，以警Tolstoi的骄慢心道，“这样地被崇拜，烧香，不至于塞住呼吸么？”
“姑母以为我在因了这样的事自慢么？在我的大的世界里，是还没有听到我的名声的。”这是Tolstoi的回答。所谓大世界者，并非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而是Tolstoi周围的人们，然而并非学者和文士，而是熏蒸的小屋的无数的居人。
他是用这大世界的见地和趣味和利害之念，以陶冶自己的精神的。“我比你更其Muzhik些，更其Muzhik式地感着事物。”这是伯爵的贵族Tolstoi，对着半劳动者出身而喜欢书籍的Maxim Gorki所说的话。
抬了自己的教师，又是教子的故Tolstoi的灵柩的Iasnaia Poliana的农民，是怎地批评 Tolstoi呢？虽然是老爷，但是想得深的“Muzhik”者，是他们的话。
倘若画了Tolstoi肖像的画伯Riepin，已经写出那想得深的Muzhik的有特色的容貌，则读者在“地主的话”里，容易看出劳动农民的俄国的模样的罢。俄国艺术家之中，以如 Tolstoi在小说“Anna Karenina”里所表示那样的欢喜之情和诗底威力，来高唱耕作劳动之美者，此外更无一个。
Tolstoi描写了几世纪间教养下来的顺从的抱着劳动精神的农民。而他的农民，还未能为神之国抗争，也不愿抗争，他正如农民隐士Siutaev般，宣传了对于恶的无抵抗主义。 Tolstoi又将Siutaev主义高扬起来，提倡了忍耐和服从的美德。
反对这极端的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国。
然而无论俄国艺术家中的什么人，能如Tolstoi，对于皇帝的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加以致死底打击者，实未尝有。秘密警察部和著作检查委员等之憎恶他，是并非无故的。
Tolstoi作了《我们该做什么呢？》、《黑暗之力》、“NikolaiBorkin”、《复活》、《往事》、《不能缄默》，这些作品，给了为人类斗争的革命运动者以绝好的武器。
Tolstoi的“地主的话”，是成为“想得深的Muzhik”的话，将最后的打击，给了地主制度了，而那些话，是明证了旧生活组织和社会底旧基础之崩溃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七期所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