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篇讲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二阶段，即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阶段。
“中华民国”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悬挂起来以后，其间虽曾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未成）一度拆除下来，但很快又给悬挂上去。这表示中国人至少已很厌恶名义上的皇帝，同时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若非利令智昏不敢再以皇帝的名义自居了。可是我们一般的政治进步，却到此为止。古旧的专制官僚政治建筑上的冠饰虽被折落，那建筑却还腐朽而毫无生气地残存着。
专制政体或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交代一般是由议会政治来承续，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市民的议会政治权力增大一分，领主或地主的专制官僚政治就减退一分。而他们两者势力的消长，尽管是从政治领域内或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来，但稍微深入一点考察，就知道实际上是取决于现代性商工业与封建性经济的屈伸变化。中国以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既如我们前面所说，有传统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特别的专制官僚统治在范围它、妨阻它，使它特别不容易孕育成长出“自我否定”的新生产力。与此同时，从鸦片战争开始侵入的国际资本对它又是发生一方面分解和一方面维持的复杂作用。结局，新式商工业发展的缓慢和变态，封建经济转形或解体的延滞，就一直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的非常显著的特征，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畸形丑相的政治之更本质的基础。
商工业经济或市民阶级的力量不容易增大，旧社会原有的阶级关系就无法根本改观。换言之，商工业未发达起来，资本家阶级固然是难以形成，与资本家阶级同时平行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也就不易由农民或小生产者转化出来，结局，拥有社会重要生产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税收领者，以及寄生于土地剩余的一切大小权势人物或所谓官绅，就必然还是，至少在现阶段还大体是特殊的统治者阶层，而那些靠着土地生存的农民或小生产者，则仍然是受其支配、剥削的主要对象。一句话：官民对立的局面，官绅以特殊社会身分驾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仍旧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因此，名义上的皇帝虽然被革去了，而为一批有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所托命的首脑，无论是谁，只要他接受他们的依托，就无法在实质上不成为最大最高特权的化身。
袁世凯有人拥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段祺瑞有人拥戴他们做大总统、执政，无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者或官僚、豪绅们，为了要达成其对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统治剥削目的，总要求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作他们的傀儡。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为了行什么鸟道，而实是为了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所以，不但是一国的大总统或执政，就是割据一省两省的军阀，甚至威临一区的豪霸，都不难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绅，串演出一个“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份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说明，还只是告诉我们中国旧官僚政治与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会基础，至于新官僚政治对旧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点，则必须从那种社会基础之相对变化中去求得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