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前这段时期，其所以被视为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乃因为这一阶段以国民革命发展至长江流域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旧政治势力明显斗争的时期，而在此后，则是新旧政治势力发生暧昧关系的时期。在前一时期，中国旧政治势力还是立在正统地位，对于新起革命运动则动员一切反动力量予以抵制和压迫。在后一时期，中国新政治势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协和收编旧的残余，同时又因为它对旧的政治势力妥协之故，自不得不对于它在前一革命运动过程中唤起来的革新力量采取一些不同于旧政治势力的统治方式和作风。但是，为什么国民革命运动一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开始一个大转弯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演呢？不尽是的，那不能单从政治消长上得到说明，而须注意到当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
辛女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而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是从这种不调和现象中产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这种不调和现象，且把它加深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三年发生的，那无疑是中国一个振敝起衰的好机会。但当时主要在北方卷起的军阀混战局面，对当时主要在南方，在广州、上海、汉口一带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它不但不采取配合商工业要求的种种政治设施，而且还因其腐败、贪污与对外的依托而不绝断送国权，不绝造出人为的社会灾难，使勉强挣扎起来的商工业受到窒息。因此，从南方发起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的、继承辛亥革命未了大业的北伐战争即国民革命运动是势所必行的。但是，由于下列三种因素的消极作用，北伐战争也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
（一）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左右作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破坏；
（二）直接间接对帝国主义发生依存关系的中国新式产业、特别是买办性商业金融业的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
（三）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于给予广大农民以解除其封建剥削与束缚的权益极其抵触。
在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下，一度震动整个世界的国民革命运动，愈是迅速发展，分离的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层，北洋军阀下的官僚政客，以及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与封建余孽，便都或明或暗地伙同帝国主义双管齐下的压力和助力把国民革命运动的两面大旗收起来了。自此以后的北伐，遂不曾怎样惊动封建势力盘踞相当牢固的北方社会，而只是利用江、浙买办金融的资助从外部去收买或收编那里的军阀势力；至于反帝的口号则更其无影无踪。就在北方旧军阀势力尚待清除或收编的时候，南部各省却因国民革命运动所激荡起来的阶级利害情绪，给予了反政府势力以大大可乘的机会。于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动员又起。在此种动荡过程中，有关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逐渐出现了：
第一，政治与金融的合一。中国旧的官僚统治原本是把广大的农村作为基础，农村的安定或动乱，就是那种统治能否继续的验证。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的分解与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严重化了。北方旧统治不易撑持，主要就是因为不绝破产与贫困化的农村对它再无法提供维系那种统治场面的经济力量，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撑腰和得到了北伐南征战费的新政治势力，自然愈来愈成为官僚政治比较信赖得过的靠山。由于农村的动乱，资金疯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国金融机关的存款到民国二十三年已经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购买政府的公债。政府要银行救急，银行靠政府发财。结局，新政治势力在间接方面虽主要仍是寄生在封建的租税剥削上，但因它与买办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容易给人以“资产者政权”的印象，至少也把它的封建性格冲淡了。政治上的这一转变，很快就影响到执政者，特别是负责财政经济者的性能上，许多买办、银行老板、公司大亨……开始向政界进出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而多买办，开始虽有些不习惯，但慢慢就顺眼而且顺势了。
第二，革命运动向“建设”运动的转移。国民革命运动的收敛，势必要在精神上找一种代用品，以便从革命言论上转换过来，并借以镇定安抚那些认真想革命的人。这种代用品，显然是由买办及有关的学者们设计出来的。于是，既稳当又响亮的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为我们政界（简直很难说是经济界），我们各级政治领导人物施政讲演的大课题。可是，经济是建设在什么基础上呢？大工业、大农业能否像买办性商业金融那样对于动摇而并未被扫除的封建体制相当调和地并存呢？他们始终不肯略费精神思考这类较根本的问题，甚至对于多年见机挣扎起来的一点新式产业在战前已陷于倒闭歇业威胁中的事实也仍是视若无睹。为什么呢？除了这是新官僚的新形式主义之外，还有一个说明，那就是从言论上给人以“心理”建设。然而在“建设” （也许还包含所谓“社会建设”）口号下，为备不时之需而大规模设立专门大学，大批派送留学生，却想不到竟达到了政治上“预定生产”的目的。现代型的教育，原来有三个功能：一是科学的，一是职业的，一是公民的。产业发展的道路一经阻塞，国内外造就的科学人材就都无出路。结局，全部受过现代型教育的人只有做官与任教两个出路。他们出身的社会还在对他们另眼相觑，又没有适当的市民性的事业以清除或改变他们传统士大夫的想头，于是，在官场，乃至在作为预备官场的学校，就由排挤而斗争，而造出系统，各种政治集团产生了，学阀产生了。根据竞争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范的社会经济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标准，按照它可能出的价格，选定“货色”了。新官僚能造出一个“型”，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可是如何造出一个“型”，却需要进一步去说明了。
第三，训政对宪政的代置。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原是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治建设阶段，绝对是为了推行民权主义的方便或民主主义的有效实行，而决不会想到那是封锁仕路、独占政权的一个方略。但把训政当做宪政的预备阶段，一定要执行训政者自身能坚决贯彻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的革命事业。实行主义和宣扬主义虽然是两件事，但实行才是最有力的宣传。如其宣传的是一套，而实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义的宣传变成一种与实践无关的形式，而成为前述长野朗所谓“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惟其对主义没有实行的决心与勇气，自己就会从两方面发生霸占政权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识逐渐低减，希望保持禄位，扩大权势的意识定然要相对增高；其二是，自信无法获得人民的信心与支持，便愈不能放松对人民的统治。结局，训政就可能被误用为把持政权、钳制异己、统制思想的手段与方术。由是大规模的组训，各色各样的训练机构，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种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风同”之局，造成专讲形式、专讲门面话和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经过这种新官僚的“炼狱”，前此较有革命气质的新旧知识分子，或者是被销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第四，保甲组织对地方自治的执行。为了配合训政和建设，或者为了在安定中推行训政与建设事业，对于被经济逼迫与政治风波惊扰得无法安稳的农村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过去借宗法约束与豪绅羁勒的办法，在新时代毕竟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过程中施行于动乱地区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广到政府统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领域了。关于保甲乡区各级干部人物，由国外归来的洋学生，固然是不便屈尊，就是由国内制造的大学专门学生，也难望其低就，事实上，那里仍旧是豪强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后生小子是无法插进或站稳脚跟的。结局，在这传统社会关系改变得较少的农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较少嗅到新时代气息的人们行使统治。不过，通过层层的组织与训练，通过他们被赋予的新管治任务，以前他们仅“俨然”是官，而现在“简直”是官了，当上层官僚为了适应时代还不时需要装出一种非官而平民的姿态时，基层的这些准官僚为了成就戡剿时期催粮催兵的大使命，却反而更需要摆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场了。“时势造英雄”，又算是一个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