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来研究中国官僚制度，特别是论及新旧官僚制度的区别及其演变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只见到一位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长野朗在其所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有关的简括解释：
“满清推翻后，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扫数拥护袁世凯以图自存。其后，北京政府的主权者，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官僚阶级于是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而军阀因为用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即是一例。然而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见新生命书局版，陆璞译本第六九——七零页）
为什么新式学校出身的大学专门学生“一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呢？他继续举出了三个原因：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做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分子。”（同上）
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有旧官僚余孽，北方的旧官僚投入国民政府，以及新学生染有旧士大夫习气，都只能说明旧官僚政治的继续，却无从解释新官僚政治的发生。他认为“北伐完成之后，战斗集团的势力渐渐衰弱，新官僚阶级的形式也渐趋完整，以三民主义代替了章句之学，很明显而森严的限制了党员的资格，实行阶级的封锁。”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只含糊地说新官僚时代与旧官僚时代毕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国与各国通商以后，中国产业亦有相当的进展，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其二是：“农村中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种军阀阶级的地主，使农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农村中的新官僚势力与旧官僚势力不同，就是说，从来的旧官僚势力没有组织，而新官僚势力在党的组织下，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与旧官僚势力对抗。”（同上书第七一页）
所有上面的考察，只证明长野朗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熟识者，但却无法保证他是中国社会政治事象的科学的理解者。他差不多触到了与问题有关的一切论点，但所有的论点，都不曾系统地关联起来，以至成为零碎片断的凑集。
其实，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点，与其从官僚的来源去看，不如从官僚的行动、作法或组织去看，与其从这些方面去看，又宁可从他们所由形成，所由寄托的社会经济基础去看。因为如其照长野朗氏所说，新式学校出身而又有旧士大夫习气的人为新官僚，那末旧官僚中投入国民革命队伍的人，为什么也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下来的旧官僚余孽，又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新官僚呢？照他的逻辑，所有上述的新学生、旧官僚一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以党的组织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以党员的限制实行阶级的封锁，他们就变成了新官僚，可见是否新官僚，并不取决于他们是有旧意识的新学生还是有新企图的旧士大夫阶级，而是取决于他们参加在那种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动中了。更进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权力或职权以保持并扩大社会经济利得，为什么要来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采行那些新作法呢？长野朗氏只接触到问题的边缘，不着边际地提论到“从来在农村方面投资的士大夫阶级，因产业有相当发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资了”，而不曾把问题从这一视野深入一点去看。最为遗憾的是，他高谈阔论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问题发生过极大影响的帝国主义势力与革命运动两个有力因素，却始终没有放在眼里，并很不正确地认定中国国民党自始就是一个新官僚集团，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就是一种向旧官僚统治攘夺政权和攫取贪污剥削职权的政治活动。由于他把这些极其重要的关节弄错了，他所谓的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连接不起来的片断现象，而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也就无法显出一个明显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