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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孔明碑记》，报给县令。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