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
在李宗仁上台后，即开始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给中共施加影响和压力。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政治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也迅速掀起了一阵促和之风。先后有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风尘仆仆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于此种代表团，中共方面为便于进行分化和宣传工作，均予以了接待。
2月4日，中共首先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并不得有记者同来。在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之后，南京的这个代表团于2月6日来到了北平。该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首席代表为邱致中。该团成员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
7日，中共代表叶剑英与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8日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长谈。吴裕后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要求答复。其中心内容在于责问中共：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痛苦？多数代表也表示：他们之求和，是因为担心战争再起。事实上，战争根本上不能有损蒋介石等国家战犯的生命财产，倒霉的只是人民。相反，和平谈判对中共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南京政府暴虐无能，早为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且利用桂蒋矛盾，首先解决桂系，进而以联合政府名义明令讨伐蒋系，名正言顺，更容易根本摧毁蒋系残余。据此，南京代表团特地致送《和平谈判纲领》一份给中共中央，请其考虑。其提出之“和平谈判”步骤如下：
一、双方各派全权和谈代表，即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请公正人士参与调停。
二、双方参战军队即刻停战，未参战者止于原防。
三、双方即刻停止一切宣传战，同时释放政治犯，开放言禁，并下令停止征兵、征粮、征购、征借。
四、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
五、和谈及新政协地点在北平。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和平谈判纲领》，1949年2月8日。
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承认中共确有和平诚意，一些人并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他们并且开始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当然，代表们仍旧纷纷建议利用桂蒋矛盾，其建议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相信蒋无和平诚意，李、白亦不足望，但蒋、桂矛盾应该利用。
二、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
三、与桂系和谈成功，则西起宜昌，东至上海，即可解放，如此蒋只剩赣、闽、粤、台四省，如此则不仅更容易取胜，而且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和解放军的各种损失。
四、以李宗仁为对象，表示全面和谈姿态，依据轻重缓急首先解决局部问题，有利于争取江南民心，并能够对蒋系起到分化瓦解作用。
对此，叶剑英再度表示：中共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问题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不会予以拒绝。叶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希望代表团能够对天津和上海间恢复通航通邮及商业上的联系发挥作用。但对代表们所提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旧中央的说法，中共中央显然不以为然。 《中央转发华东局、刘、陈、邓、粟、谭电》，1949年2月10日。
2月11日，南京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在取得中共方面同意后，南京代表团在北平发表了该团发言人的声明，说明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进步日报》，1949年2月10日。
三天后，即2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也来到了北平。该代表团原本是由桂系政客甘介候筹划组织起来的，甘并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因甘介候自恃有李宗仁支持，竟通过中央社于2月5日扬言：代表团此行“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因而反不能前往北平。因此，最终参加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四人。但同机到达者竟有二十五人之多。因四人均身份较高，各有秘书随行。他们分别是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并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另外同行者还有代替甘介候前来的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作为参与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
这个代表团显然与前此的南京代表团不同。它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并且年事已高。其中，颜惠庆七十三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章士钊六十八岁，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七十二岁，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及历届国民参政员。邵力子，六十八岁，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自然颇为重视。当即决定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接见，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颜、邵、章、江及黄启汉等。晚间，二人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也都专门出席作陪。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说明了中共愿意和平的诚意，但强调了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叶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问题在于被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比如傅作义，原本也在战犯之列，但在此次北平和平解放中对人民有功，人民就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对此，颜惠庆等则坦率地说，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确需改革，当年他们都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仍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并不在乎哪一党出来执政，因此他们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他们认为领袖不能走得太快，因为人民觉悟有限，不能天天跑步，无论在道德上、知识上都还跟不上共产党。换言之，问题要一步一步解决，不要操之过急。比如中共的条件似乎就可商量，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章士钊和江庸都认为，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和平不能实现。目前无论如何应该造成和谈的环境，大家见见面，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因为国人都希望和平。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仍在幕后指挥，蒋、李究竟是不是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的估计是，蒋、李不是演双簧，蒋并不想放弃政权，一方面不引退没办法，另一方面对李在台上又不放心。而章士钊虽也认为蒋、李不是演双簧，但却估计，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收拾掉了，它这时当然不会把桂系的三十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言以蔽之：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章士钊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对此，毛泽东大为不满，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出来的”，当然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共代表，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月27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中央致林、罗、聂等电》，1949年2月19日。
在随后两天中，叶剑英等进一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四位代表进行了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基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要求。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及颜的私人医生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八人前往石家庄外的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据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与颜、邵、章、江协定要点》，1949年2月24日。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于代表们的意见是做了某些让步的，因此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平后，都深感兴奋。27日，上海代表团携以上八条返回了南方，随即向李宗仁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对利用李、白和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白的重要代表，同时也同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线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也要刘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不仅为此拒绝了美国准备运往中国的大批军火，而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谁反对即消灭谁”。他只是希望中共给他以时间，因他正极力促蒋出国和逼迫反对退让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但实际上，由于李、白这时成功地搞垮了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了政府，因此对于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也并不死心，因此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而至还企图拖延时间，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变得对他们更有利些。惟对蒋之破坏，他们是决不甘休的。然而这时他们却错误地以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已经众叛亲离，并不难于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找到了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此举立刻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本来，中共早就得知李宗仁准备改组行政院，并找过顾孟余，顾秘密征询中共意见时，中共中央曾明确表示“只要顾孟余能协助我们和平接收京沪杭区，防止蒋党破坏我们，不反对他出任过渡时期的行政院长”。不想，李宗仁最后竟找上了何应钦。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月11日致电李，力主：“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力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黄启汉致李宗仁电》，1949年3月11日。
然李宗仁却于颇为乐观。他在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找何主要为了好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16日，李又复电黄启汉具体解释说：
今日揆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16日。
李宗仁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有把握呢？至少，在13日他与刘仲容、刘仲华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找何应钦并非真的是因为他相信蒋介石已经不成气候，何应钦非听他的不可。在这次谈话中，李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代，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刘仲华明确告诉他，中共方面已再三警告过，不要向中共提出不过江的问题，中共军队不仅要过江，而且台湾、海南、广州、昆明都要去。李辩解说，他并无其他的企图，只希望中共能够先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不成，那时中共再过江也不迟。
尽管中共清楚地了解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还是对争取李、白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22日密告李：（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不要占平汉路；（五）李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要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李对此虽一一承诺，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唯对中共军队过江事却避而不答。其反于12月5日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中共军队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相信李、白对联合反蒋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因此，中共中央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推进，等候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同让给自己，惟对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地之敌仍应消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