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两党谅解的达成
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博古、林伯渠与周恩来一道应蒋介石之邀经西安飞至上海，准备转往庐山，参加同蒋介石的下一阶段谈判。
此时，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但因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故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仍旧锱铢必较，毫不让步，并不急于立即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当14日周恩来等到达庐山后，首先得知的，就是蒋介石仍不同意中共军队独立指挥权的消息。蒋介石这时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对此，周恩来等人当然不能同意。尽管张冲表示：周恩来等在上海提交的中共宣言已得蒋介石“阅正”，所陈同盟会纲领也已“承允讨论”，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机关问题上出尔反尔，态度苛刻，竟至准备完全取消中共军权，这不能不使周恩来感到十分困惑与不安。
15日，周恩来亲自致函蒋介石，说明：“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然而此次所提“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缘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总部时，来即陈说在改编后不能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极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以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至不得已时，才“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取得了谅解。此次反复，“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1页。周恩来同时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明确要求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划定十八县之疆界，共同派人赴南方联络与传达两党合作方针，以改编红军游击队。
此时，中共中央“为大局计”，已“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之政治处制度”，“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故双方在设立政治处问题上已经有了取得妥协的可能。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会谈，双方对政治问题没有太多争论，只是军事指挥问题仍谈不拢。蒋介石接周恩来来信后虽略有让步，从“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让步到“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却仍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直属行营”，且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主任要周恩来或林伯渠，最后甚至提到可要毛泽东任副主任，总之坚持不要军人。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即想把红军掌控在自己手里，直接指挥，让周恩来或其他人等来转达他的人事指挥权。鉴于双方观点相左，一时难以沟通，共产国际又坚持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自己包办不应让步，周恩来等于“力争无效”之后，不得不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博、林、周致洛、毛电》，1937年7月21日。
时至于此，中共中央已无路可退，只好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干脆返回延安。在这个问题上，朱德、彭德怀等众多红军将领显然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应）拒绝谈判。”他们相信，只要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蒋介石将没有理由宣布谈判破裂，即使他以经济和粮食来封锁红军，一面向共产国际请求接济，一面广泛募捐，也不难应付。显然，考虑到中日战端已开，中共中央相信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明确认为，不仅独立指挥权问题，就是成立独立的总指挥部或军部的问题，“因抗日战起”，都有解决的可能。《中央书记处致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7月27日。
果然，7月27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以至不得不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便南京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建议以康泽为副主任，同意不再加派各级副职人员。《蒋中正致长安蒋鼎文电》，1937年7月27日；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一期。但中共中央仍坚持非有独立指挥机关，不能以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洛、毛致周、博、林电》，1937年7月28日。随后，中共一面申请各种补助，一面即下令迅速集中红军主力于三原进行改编，同时决定借此机会设立总指挥部，并“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毛致朱、彭、任诸同志并告剑英电》，1937年7月28日。
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改编。8月2日，蒋鼎文转蒋介石电，邀请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蒋鼎文致肤施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2日。3日，蒋介石再电周恩来，要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发抗日。4日，蒋介石又正式颁布了红军改编后的师旅团番号，并经蒋鼎文电告中共中央。蒋鼎文的电报称：“顷奉委座面谕：（一）限期贵部能于八日迟至十日出动，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二）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三）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唯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蒋鼎文致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4日。显而易见，因战争关系，蒋介石虽仍然力图干预，但已不能再纠缠于指挥权不放，只得承认其设立总部了。
8月9日，应蒋介石邀请，中共中央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南京，参加南京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准备提交中共对于国防问题的各项意见，并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出动等各项具体问题。
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这标志着国民党开始允许共产党公开化。但在隔日与康泽、邵力子、张冲正式就共产党公开问题举行的谈判中，因康泽将中共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大加删改，削去中共初稿中有关政治纲领、国共谅解与合作等条文与字眼儿，并且连共产党三个字也统统删去不提，同时继续坚持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等，朱德等当场与康泽发生激烈争执，“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一期。
康泽是国民党复兴社的书记长，自7月被蒋召来主持对中共政治谈判以来，与中共代表在很多问题上都谈不拢。因此，朱德等13日致电中共中央，痛斥“康泽捣乱，并勾结西安改组分子为难”我们，认为对康泽的修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然而，考虑到宣言应当早日发表，以便立即改编，早日投入抗战，因此他们仍建议在文字上可将“民主”改“民权”，“国共两党”等字眼儿删去，“与国民党获得谅解”改为“与中央获得谅解”或“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等。唯毛泽东不这样看。他恰恰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是有利于争取平等一些的地位。不仅在“国共合作”等字句上不应让步，反而应该进一步加上中共新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强调：“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没有理由提出把国共团结等语改变”。因此，宣言“不忙于要求发表”、部队也“不忙于迅速出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洛、毛致朱、周、叶电》，1937年8月14日。
但是，8月13日，日军已经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这时都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反响，因此态度上都多少趋于软化。中共代表参考康泽的意见修改了宣言稿，删去了原稿中所有关于“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类的字眼儿，康泽也不再要求删去原稿中中共关于自己政治主张的那些说明。当然，关于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蒋介石仍坚持要等到中共军队出动达到前线之后才有可能。
由于全面抗战这时已经展开，蒋介石已直接电令红军参加作战，中共也以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第一旅为先遣兵团依照蒋令向前线运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已经开始，政治形式上的分歧已不能成为两党关系的重大阻碍。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在宣言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除坚持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必须写上外，凡“国共合作”与“两党亲密团结”之类的话均可依照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统统取消。但中共中央仍坚持：（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同时拒绝政治副主任，只接受联络参谋。《朱、周、叶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8月13日。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同意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以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部分释放在狱之中共党员。至18日，蒋介石终于正式发表朱德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于是，拖延甚久的指挥部问题遂告解决。
军队指挥权问题解决之后，宣言及边区政权问题重又变得突出起来。由于对日作战在即，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关系到中共和边区的生死存亡，再加上在半年多的谈判过程中部分中共领导人怀疑蒋介石怀有某种对红军不利的企图，因此，毛泽东颇感不安，明确表示担心会出现“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的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的极端被动局面。《洛、毛致博、林、彭、任电》，1937年8月28日。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中共中央此时在部队出动问题上十分谨慎，而且毛泽东对红军投放前线后对日作战问题，也颇有顾虑。在第一一五师向南京军委指定地点前进后，毛又派出第一二○师及八路军总部向前线集中，但对第一二九师则决定“非把国共间各主要问题弄好后决不出发”。同上。
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自然颇多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政治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人坚信目前这是红军争取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唯一办法。他坚持认为：“红军主力接蒋第一次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为迫使国民党让步和确保问题之解决，“此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 《洛、毛致周、博、林、朱、彭、任电》，1937年9月1日。
30日，康泽通知中共代表：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八路军政治部已决定周恩来为正、李富春为副；两党关系宣言则必须在中共部队全部出动抗日之后才能发表。据说，南京政府这时还确定了派驻红军的高级参谋人员。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反对，致电自己的谈判代表称：“丁维汾是过去反共首领，苏区民众决不承认他为长官，必以林伯渠为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以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国民党给周恩来的委任状必须退还。同时，中共中央强调：南京所派“高级参谋前方实行挡驾，不许踏进营门，理由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不应该破坏红军，但外面传说高级参谋是康泽等派来破坏红军的，因此不敢欢迎，如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则不拒绝”。 《洛、毛致周、博、林、朱、彭、任电》，1937年9月1日。
据此，周恩来于9月2日向康泽等强硬表示：“（一）中共宣言与蒋先生谈话请照庐山原案，同时签订即日发表；（二）边区政府请即以林伯渠同志任正长官、张国涛任副长官名义发表，以便早日取消苏区实行改制并办善后；（三）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系在联络，务请受命者认识清楚，免生误会；（四）八路军政治主任弟方久已推荐任弼时、邓小平两同志分任，今颁命周、李，恕难接受，请即改任任、邓，以利团结。凡上所述烦即转陈蒋先生，请对弟方人员部队予以绝对信任。弟敢言合作大计既定，长期抗战已起，共党红军除在民族战线上努力外，无异意也。因之一切人事提议请以整个团体者信之，各事必将迎刃而解，否则徒增弟方不安耳。”《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
由于战争形势异常危急，9月之后，国民党方面一再催促共产党的军队尽快出动。为表示抗日诚意，自中共中央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已经派出两个主力师转赴华北前线，但仍留一个师不动以为迫蒋让步之手段。中共中央的目的已很明确，即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坚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甚至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和政治部副主任，也“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进入营门一步”。中共中央确信：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其他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均“无大妨碍”，我们完全可以“一切自行组织，不管国民党如何”。“就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洛甫、泽东致博、叶并告周、朱、彭、任、林电》，1937年9月20日。
果然，因战争形势紧迫，国民党方面终于拖不下去，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包括同意照中共意见重新修改宣言；同时发表中共宣言与蒋之谈话来宣布共产党之合法化；确定高级参谋为联络性质；边区政府组织丁维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等等。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所争取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基本达到了。
9月22日，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了。该宣言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解放》（周刊），第十八期，1937年10月2日。
次日，即23日，蒋介石就此公开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谈话称：
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真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 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23－824页。
中共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公开发表，表明国共两党将近九个月来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蒋介石乘机取消共产党，控制其军队的种种努力，均未实现。中共虽然公开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改制改编，成为南京政府的属下，名义上也未能争取到“国共合作”之类的名分，但它到底成功地利用了形势，达到了保存红军全部力量在自己手中的基本目的。这对于中共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