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知道孙中山内心的信念与愿望，就不难了解他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共两党纠纷时为何会采取调和的立场了。事实上，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孙中山其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左派”。随着各地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人事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5月31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之后，鲍罗廷更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距离之大。因为，无论是就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北京政府的问题，还是就苏联与北京政府围绕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讨论，国共两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完全相反。中共当时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支持苏联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认为外蒙古人民有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强烈不满苏联一面支持广州政府，一面却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不满苏联继续在外蒙古驻兵和享有特权，更不要说允许蒙古人民自治或自决了。
尤其让鲍罗廷感到不安的是，围绕《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签订所发生的一系列国民党人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其实是得到孙中山某种程度的认可的。当身为国民党员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的消息传出，孙中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4月，国民党员孙镜亚为此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孙更是严厉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115]
孙中山的态度明显地鼓舞了过去因怀疑共产党人而受到压制的国民党老党员们。邓泽如迅速致函上海谢持，转达这一消息，并提议利用上海远离广州，“工于规避”的条件，深入调查李大钊等“不守党义事”。[116]上海老党员因此积极搜集证据，终于在5月间从由巴黎返国的谢持女婿手里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份，内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确是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有试图左右国民党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某种意图。内称：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一）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二）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
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之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117]
意外得到此一文件，了解到共产党党团活动的情况，使一直苦于无证据在手的谢持、居正、张继等老党员倍感振奋。他们迅速商议行动计划，决定由张继和谢持赶往广州，准备会同邓泽如等联名提案检控共产党人。
6月9日，张继、谢持到达广州，随后即与中央执监委等广泛接触详谈，最后决定“由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案”[118]。惟考虑到“容共”政策不能触动，提案将只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且申明不反对“容共”政策。
6月18日，邓泽如等基本拟就弹劾共产党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他们的初稿遇到廖仲恺的有力阻击。[119]在经过修改后，7月初他们才得以再度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案除附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的内容以外，还着重提出四点：（一）此次中苏交涉，共产党人不顾本党党义，竟然公开承认北京政府；（二）有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员名义在本党报纸上发表文章，断言“国民革命为资产阶级不彻底之革命”，如此“本党根本未有不动摇者”；（三）比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关于“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种种保证，实乃“不忠不德，险诈不信”，“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四）“《新青年》、《向导》两刊物，对于本党之不满言论，不胜枚举”。邓泽如等一面明白表示：本委员“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一面则突出强调共产党之党团作用、秘密行动，强调彼在暗，我在明，彼又坚持自身组织发展不能停止，结果是彼必利用“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之机会，和多数由“本党派出组织党务之专员”，以及出而组织学生、青年、妇女、工人和农人各方面之工作的条件，为共产党服务。因为，“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于固有之党，其结果可以想见”。[120]
弹劾案一经提出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引起“颇多争执”。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提出质疑外，委员中其他成员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也意见不一。而谢持等把中央监委立案弹劾共产党的消息四散传播出去，更使整个事态复杂化。因为各地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视情绪不可避免地被刺激起来，不满共产党人跨党的国民党人因此纷纷集会，一时间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2000人之多。上海国民党人内部甚至就此发生对立和冲突，赞成“容共”政策的党员黎磊和原有共产党籍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版主编邵力子等，竟遭群殴。不仅如此，各地上书相当部分干脆直接挑战“容共”政策，强烈要求革除共产党员之国民党党籍。面对这一严重事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不决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整个处置办法。与此同时，为尽快平息事态，执委会还委托汪精卫和邵元冲起草宣言，以表明中央的态度。然而，由于事情的发展已经涉及“容共”根本政策，执委会内部意见自然更加分歧。反复讨论结果，用邵元冲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不痛不痒之文字”[121]。所谓“不痛不痒”，就是内中不仅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反而重申了“容共”政策，批评了反对派。宣言称：数月以来，党内有人误会“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对派得藉此而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为解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起见，不能不再为郑重之声明，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12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严格说是反映了孙中山这时的态度的。孙针对共产党人承认北京政府和主张外蒙自决的言论的严厉批示，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容共”政策发生了动摇。既然了解共产党的“第三国际”背景，而这恰恰又是实行“容共”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孙中山当然清楚共产党人绝难不受苏联政策左右，完全与国民党同步调。强调党纪，表现不满，自属必然之举，但这绝不等于他试图鼓励党内反对派来推翻自己的“容共”政策。因为，“容共”政策的实施，明显地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推进了国民党的组织发展，而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魄力和锐气，更非那些国民党老同志的惰性和暮气可比。何况谢持等发现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恰好证明共产党是决心与国民党合作，不愿与国民党纠纷，并且明令其成员必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123]这反而让孙中山感到一种安慰。与此相反，注意到党内纷争的白热化和各地反对派风起云涌，特别是张继、谢持来到广州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也难免发生争吵的情况，倒使孙中山感觉到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从而摆脱那些或明或暗地反对新政策的老党员干扰的必要性。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孙中山于7月11日干脆宣告设立一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辅助他来筹划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之任免。孙中山自任委员会主席，并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另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和邵元冲为委员。在体制上，随后虽仍旧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党务方面应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有关决定事后应请求追认，但政治及外交事务则明确权限归于孙中山。[124]而事实上，既然孙中山自任主席，政治委员会在党务方面的决定自然也就具有了最后决定的意义，所谓事后追认云云，不过形式而已。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外另设这样一个委员会，排除了这时中央执监委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林森、邹鲁、邓泽如、于右任、柏文蔚、李烈钧、邓家彦，以及张继、谢持等人，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这时对国民党“一大”推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特别是对其中多数老党员的作用，有相当的不满。
过去国民党中央长期在上海，1923年底开始改组前夕已被孙中山迁到了广州。此举便利了孙中山将众多留在上海的老党员排除在决策圈外，而把权力集中于拥护其联俄容共主张的干部手中。随后孙又引入鲍罗廷来做高等顾问，直接参与中央决策过程；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架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系列做法都使让张继等人极为不安。7月3日，国民党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张继首先发难，表示反对。他自然不便直接反对政治委员会的设置，但将矛头首先指向鲍罗廷。张继称，他和谢持6月25日曾为弹劾共产党问题前往鲍罗廷寓所质询过鲍，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做党之中心”，“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则党可复活”，“希望左派右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25]他认为，鲍罗廷这样的人绝不应当被聘为国民党的高等顾问。对此，谭平山与张继发生争论。汪精卫、廖仲恺都明显地站在谭平山一边。汪批评张继“说了许多多余的话”，“顾问是总统任命的，对此我们无可非议”。廖仲恺并且同意“国民党”已经死亡的说法，说是因为“如果党员不努力工作，不服从党规，就意味着这个党已死亡”，而“至今还有许多组织不赞同新党章”。[126]
政治委员会的组成以及7月3日会议上的争论结果，清楚地显示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可能遭遇的命运。事实上，还在开会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就已经决定通过“设联络部以解纠纷”。然后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各一人，协同商议，提出方案经政治委员会报呈孙中山决定。[127]孙则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
由国民党来讨论裁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对刚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独立自主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当头闷棍，顿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激起强烈不满。他们深信，对孙中山此举只能反击，而国民党很可能会借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两党关系难免破裂。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发布党内通告，强调：虽然“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鉴于国民党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今后态度上必须更加坚定，不仅要公开谴责右派，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而且凡是表示左倾的分子，都不应再介绍其加入国民党。为预防万一，现在应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可能时即发起国民对外协会，以便不得已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128]
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扰，早已让陈独秀对此种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孙中山决定受理弹劾案的态度，更进一步使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改变。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只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派乃至右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他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129]
陈独秀的反应不论在哪一部分俄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激烈了。甚至，几天前还在国民党中监委面前表现出强硬态度的鲍罗廷，都对孙中山的决定感到惶惶不安，担心继续对抗下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30]因此，他立即对中共中央准备破裂的态度提出异议，并推动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一项反对中央态度的决议。[131]为缓解国民党人的疑虑，考虑到孙中山等人的主要担心是中共企图借助于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因此，鲍罗廷开始考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据此，鲍罗廷开始缓和态度，并频频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商谈，将上述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主张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对中共的不信任问题。应鲍罗廷之邀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瞿秋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让国民党来监督自己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种措施。因此，它迅速作出决定，强硬地提出：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国共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32]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34件之多。与会中执监委总共20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读相关提案后，张继首先说明两党纠纷情况。他分别从“共产派在党中为党团活动之实事及其刊物”、“海内外党人与共产派分子冲突之真象”、“共产派分子加入本党之始，原以信义为指归，现在发生纠纷，应负其责”、“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否适宜于中国社会情形”、“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以及“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益滋纷扰”几个方面做了冗长的说明。由于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21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133]结果，在8月23日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134]
联络委员会如何就能够解决两党之隔阂与纠纷呢？这一决定与监察委员的弹劾案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具体回答这样一些疑问，汪精卫、覃振、丁惟汾、邹鲁四人受会议委托，最后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其中特别解释了全会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训令称：监察委员提交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所以引起争议，“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因此，“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其对于加入本党之党员之指导，“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惟鉴于“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与第三国际“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同时“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有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135]
用联络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至少在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看来是异想天开。因为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不相信共产党，而且也不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既不赞成“容共”，也不赞成联俄，他们自然不会赞成通过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来解决两党纠纷。对于这种情况，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明白。他在本次全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就突出强调了他的这种担心。他明确表示，他不相信这次风波能够轻易地平息下去。他读过了所有检控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人有错误或写了反对我们政策的文章，另外一些人为此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政策。他在再度解释了联俄容共的必要与意义之后，十分生气地指出，有些老党员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他特别举出弹劾案发生后在广州十分活跃的冯自由为例，说：“起初，当党作出决定，党要进行改组时，冯自由同志并不反对，两个月内他从未讲过任何反对改组的话，当时他是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刚选出，他因未能入选，就向我们的敌人（香港《大公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改组和党的全部情况。”他断言：冯自由不过是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才起来煽动党员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他坦率地说明：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相信，正是因为冯自由是一个老党员，入党已二十多年，在同志们中有相当影响，因此问题就更加严重。考虑到这种情况，也是为了有力地平息党内的反对联俄容共的浪潮，孙中山当场宣布：他要以总理的身份，“开除冯自由出党”。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对此，张继当场表示异议，提出：“开除冯自由您有这个权力，但是不了解民权主义的党员大有人在，而且国外华侨都不了解。此外，我与冯自由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我也请求处罚我。”孙尽力平和地答复张继，说：“您只是不了解和不明白，您的立场与冯自由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但张继还是坚持己见，说：“过去主席（总理）您宣传的思想是先统一中国，在此之后才开始实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反对民生主义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孙中山听了张继这段话后勃然发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他们有利的指示，否则就拒绝服从，“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的震怒，使张继再不敢有所争辩。用张继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惟总理目已发红，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辩”，被迫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决定。[136]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也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抱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