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这个时候对政协决议的恐惧与愤怒，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在国民党人当中迅速蔓延开了。自19日开始，重庆学生接连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苏联的行径。刚刚站在政协决议一边，跟着中共高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口号的青年学生们，转而就因反苏而跟着国民党高喊反共的口号，甚至冲击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一风潮还迅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强烈的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连外交部长王世杰也明白：它固然与苏军恶行及中共要求限制中央军进入东北的情况有关，而其背后其实还另有原因，即“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68]。
国民党在政协会后如此强烈的反应，显然与蒋介石自己的反悔有关。在政协会期间，直至政协决议最后通过之日，蒋介石都不曾对政协及其决议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态度。没有他的认可，国民党中常会也不可能通过那五项决议案。他后来辩解称：“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政协各项决议通过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本党中有所谓左派者，以及所谓民主同盟者，皆为共党张目，至平时所谓无党无派而自名为社会贤达如黄炎培者流，一面受俄国与共党之操纵，一面藉美国与马歇尔为其奥援，煎迫不已”，使人“至感痛苦”。故“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69]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看法改变之后为自己找的一种说辞罢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政协开幕式做出四项承诺，和他在闭幕式高度肯定五项决议案，纯粹是出于违心的一种应酬。
蒋介石为什么会肯定政协决议？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美国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蒋被迫承认民主宪政的大趋势，想要树立超越政党的国家领袖的完美形象。由于蒋被迫接受民主宪政已是大势所趋这样一种看法，也就不得不接受马歇尔一再灌输给他的民主化不会削弱他的地位，而且将会使他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中国的总统，而非如现在只是一党领袖这种观念。并不了解何为民主政治的蒋介石，显然一度把接受现实看成一件并不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政协会议期间的种种做法和言论，以及他秘密安排戴笠设计未来掌控特务机关的办法，都显示他确有心去做出某些形式上的改变。何况，对于政协决议，他也并非全不满意。在政协最后的闭幕式上，他盛赞《和平建国纲领》时，就突出地表露了他何以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那就是，他真心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彻底解决他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两个“统一”，即“政令统一”和“军政军令统一”。[70]
当然，蒋介石对两个“统一”的关注，再明显不过地显示出，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当他在向国人宣布给予他们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时，更多地带有的是一种施舍的心态；他在准备承认民主宪政的政治框架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用什么办法能够确保自己过去用惯了的那些权力能继续掌控在自己手中。他显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宪政的实施可能会动摇他的统治。正因为如此，他事实上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政协的五项决议，他甚至没有特别在意宪草修正案对总统、行政院以及国民大会权能所做的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固然注意到《宪草修正案》有些内容他难以接受，为此，他在政协最后通过五项决议时特别强调了一点，即：“宪草分组报告中所列《宪草修正案》提供国大采纳，对这‘采纳’二字并非接受。”[71]但基于以往的政治经验，他显然相信，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最后他都有办法为己所用。
那么，蒋介石又为什么会反悔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内强烈反对政协决议，引发内部四分五裂，蒋不得不开始反省这种让步的代价几何；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党内强硬派的激烈批评之后，看到中共及中间党派对宪法草案的分析评价后，他才转而详阅协议条文，开始发觉上当。查2月4日蒋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与其1月31日在政协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五项决议时所表露的想法，仍颇相似，即他这时仍旧突出强调国民大会的作用，称：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还须由国民大会来决定。但至10日，即较场口惨案当天，蒋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2月10日中午，蒋介石约集五院院长谈话，第一次注意到他凭借来改变政协决议和确立权力地位的国民大会实际上已被取消。他对此相当愤怒，故谈话时“情辞激昂”[72]。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如“国民大会不以集会之方法行使四权，而以全体国民各在其住居地点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四权”，此为最不妥者。“因我国民情散漫，公民知识更未普及，假设各地人民得不以组织国民大会之方式，而在原地行使四权，设使有人利用此点随时号召各地之选民实行四权，则国家基础即随时摇动，而陷于不安之状态。”又如中央政制决不宜变更，“此在宪政初实行时尤关重要。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及事实，不可以若干学者空想之理论拼凑而成，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而无法做事”。再如“省得自制省宪，并不见于《建国大纲》，而县为自治单位，则明言于《建国大纲》者。余意省宪之制定，在最近五六年内当不致成为事实，吾人无须重视，但省的地位之确定（如省得兼为自治单位之论）与省长民选之实行，须与缩小省区同时考虑而实行，方不致演成散漫割据之局面”。对此种种，若不能修改，“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故他要求国民党人应借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之际，联合发难，改变政协决议所确定的宪草原则。[73]
基于上述情况，蒋介石对政协决议，乃至对停战协定和召开政协会议本身，都开始感到后悔和屈辱。2月16日，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训词称：“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全是“因为军队无力量”。即因为军队疲劳、官兵松懈，士气消沉，纪律废弛，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希望安定，诉诸武力必陷于不利之境地。“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74]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因为军事上的这些问题，又何必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受此屈辱呢！
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黄埔系、CC系都尖锐提出会议应详细检讨共产党问题。蒋介石亦批示称：“今后究应采取何种方式与异党斗争，确为当前第一急务。希即提出二中全会商拟具体方案为要。”而会议在讨论到政协和中共问题时，许多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政协会的召开，完全是因为自己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以至于要搞这种妥协的办法。用武力不能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妥协又怎么能让共产党交出军队来？共产党并没有交出军队，为什么要给它法律上的名义与地位？因此，与会者多半根本反对政协决议。而反对政协决议，自然也就要攻击到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头上，进而自然也就要明里暗里地批到蒋的头上。一些人甚至公开发起“革新运动座谈会”，向蒋要求民主，认为是蒋独断专行把国民党引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弄得陈诚不得不出面来替蒋说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75]
整个六届二中全会围绕着政协决议问题，几乎吵成一团。蒋不得不多次讲话，极力平息党内的不满和分歧。仅仅是由于蒋介石再三辩解，二中全会才没有全盘否定政协决议。但与会者坚持主张：必须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否则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五权宪法不能动摇，宪草应交国大讨论，由国大自由采择，不能约束党员代表接受政协草案。在蒋介石主持下通过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显然接受了这种意见。决议要求中共务须实现“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停止一切“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决议同时更公开否定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正案》，声称：“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76]
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强烈不满。本来，周恩来在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上，因得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为政协决议问题激烈争吵，为换取国民党对政协决议不再提出其他修改要求，就宪草问题做了三点重要让步，包括同意使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中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条文，和将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反对。称：修正宪草原则三点，“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我们是决不能容许动摇的，而如果动摇了这些，必给国民党保持独裁以极大便利，国家民主化就没有可能。同时我们现在同意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这种修改，在策略上亦给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企图和斗争以便利，使我们保卫政协决议的斗争增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对十五日决定，必须迅速加以挽救。”[77]毛泽东17日更进一步电告周恩来：“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闻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78]
如此一来，国共两党通过政协决议所取得的，尽管还只是表面上的政治妥协，也不复存在。再加上这时国共争夺东北的战火再度点燃，由停火令和政协召开所带来的国内和平希望，几乎在瞬间就消失了。
[1]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89年版，第474页。
[2] 《何应钦致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298087。
[3] FRUS, 1945, Vol. 7, pp.606-607, 745-748, 76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6—630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907页。
[5] 马歇尔直到来华一个月之后才发觉：“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意见怎样，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意见是意见，做法是做法，这就教人难以测度了！”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马歇尔的这种困惑，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也曾公开表露过。
[6]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转见《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
[7] FRUS, 1945, Vol.7, pp.794-804, 825-826.
[8]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9]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
[10]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37—238页。
[11]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12]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2日）。
[13]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3日）。
[14]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3日）。
[15] 《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年1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3—64页。
[16]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43、245页。
[17] FRUS，1946，Vol.9，p.10；另参见《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办法三项》，《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7页；《停战办法中应删去涉及东北的文句》（1946年1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18] 《从八路军手中夺取赤峰、多伦将使冲突不可避免》（1946年1月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9页。
[19]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46—247页。
[20]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0日。
[21] 《蒋委员长三十五年一月十日下达停战命令》（1946年1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9页。
[22] 《杜建时致参军长商震电》（1946年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6670。
[23] 《何思源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1922。
[24] 《何应钦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1942。
[25] 《孙连仲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1917。
[26] 转见《何应钦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2154。
[27] 《白崇禧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1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6654。
[28]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29]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
[30] 《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
[3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3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82页。
[3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页。
[34] 《宪法草案案》，载孟广涵主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484页。
[35]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36]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9日。
[37] FRUS，1946，Vol.9，139-141.
[38] FRUS，1946，Vol.9，139-141.
[3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1页。
[40] FRUS，1946，Vol.9，142-143.
[41]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55—256页；《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42] 《政府组织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71—473页。
[43] 《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73、480—484页。
[44]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59—260页。
[45] 《蒋介石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的闭幕词》（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60页。
[46]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
[47]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48]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6年2月2、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49]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50] 《中央情报部关于国民党各派系对政协反映及我之对策给各局、各分局、各纵队的通报》（1946年2月6日）。关于有中常委哭闹的情况，可见政协会决议最后通过五项决议当天，即1月31日王世杰的日记。据王记述，当晚讨论宪法草案修正案时，“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60—261页。
[51]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6年2月20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52] 徐泳平：《陈果夫传》，第935页，转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4页。
[53]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63页；并见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件》，1946年印本，第49页。
[54] 《陪都传言国军干部反对政协决议之谣言》（1946年3月12日），转引自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第175页。
[5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8页。
[56] 转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59—565、603—605页。
[57]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将举行庆祝政协和平胜利大会给渝特区的报告》（1946年2月6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1页。
[58]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第二十次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5—587页。
[59] 《军统渝组就中共及民盟将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胜利大会给渝特区的报告》（1946年2月9日）；《军统渝组就市党部紧急会议指示对付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给渝特区的报告》（1946年2月9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2—583页。
[60] 《军统渝组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情况给渝特区的报告（一）》（1946年2月10日）；《军统渝组就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情况给渝特区的报告（二）》（1946年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88—589页。
[61] 《重庆各报记者四十二人致中央通讯社的公开信》（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闻从业员二二一人关于保障人权，忠实报导的意见》（1946年2月16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93—597页。
[62] 《吴铁城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及处理情形》（1946年2月1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3.2。
[63]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67页。
[64] 《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陪都较场口事件报告书》（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特9/3.5。
[65] 《南京张道藩致重庆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先生电》（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特9/3.8。
[66] 《情报：沙梯区学生掀起反苏热潮》（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特9/3.7。
[67] 《重庆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致南京张主任电》（1946年2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特9/3.8。
[68]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71—272页。
[6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第13、348页。
[70] 《蒋介石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的闭幕词》（1946年1月31日）。
[71] 《政协会议圆满闭幕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案》（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56—457、460—462页。
[7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589页。
[73]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33—335页。
[74]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张发奎日记》（1946年2月），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与努力方向》（1946年6月7日），转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6—177页。
[7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6页。
[76]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1946年3月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九次速记录》（1946年3月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6.2/6.12-1，6.2/6.19.
[77] 《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中央关于不能动摇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等重大原则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8日）。
[78] 《中央关于我党参加国府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