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合作与政治防范
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问题的艰难交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彼此之间的强烈防范心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心理却很少直接表现在军事关系上，特别是在前方战斗部队当中就更是如此。换言之，就对日作战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始还是能够认真贯彻蒋介石和其顶头上司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的意图和指令的。最能够证明这种情况的，就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
八路军第一一五和一二〇师8月下旬先后出动，一一五师9月5日由候马车运山西原平，准备依照蒋给八路军的第一号训令，出至涞源、广灵、灵丘地区。不意连日大雨，铁路又遭轰炸，推进受阻。对此，负责在军事上与中共保持联络的蒋鼎文再三电蒋，解释说：“连月多雨，道途沮滞而黄河水涨流急，渡河均感十分困难，确属实在情形。”[1]阎锡山亦电告蒋称：与周恩来、彭德怀等会面，“其言正大，拥戴钧座甚表诚意，对敌御侮尚为积极，林贺两师决连续北开”[2]。为此，阎甚至再三催促蒋对中共所提宣言和分布边区人委任状两项要求，“应予照准，俾彼将士各得安心早日加入前线，扩大战果”[3]。
由于刘汝明和汤恩伯部10日退出阳原、蔚县，日寇跟追占领，威胁到一一五师预定前进地区，但该师依旧依照原令出至灵邱境内。9月20日，蒋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第八路军速进出涞源、蔚县，击破该方面之敌，该集团此后归第二战区阎长官指挥”，“第二战区以主力固守晋北现阵地，以有力一部协力第八路军之攻势，另以一部固守集宁”。[4]当时，一一五师尚未进入涞源、蔚县，日军已突向平型关，第二战区被迫组织平型关战役，阻扼日军推进。22日，国防部副部长黄绍竑电请阎锡山：“请令八路军派出一部向该方（平型关）以北之山地游击侦察。”[5]23日，阎锡山电令朱德：“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6]
朱德接令后，当即电令林彪率一一五师兼程赶赴平型关北侧进攻之敌的侧背，准备加入战斗。24日因大雨造成山洪，部队四团仅渡过两团半，但仍赶至指定作战地点。25日晨进入阵地，9时许，原准备配合平型关正面守军夹击关前进攻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部分兵力，却发现头一天运兵至关前的日军两个汽车中队开始返回灵丘，进入关前沟口；而几乎同时，从灵丘县城南来运送补给的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大队，也由相反方向从另一头进入关前山沟。八路军一一五师据此临时改变部署，在平型关前的山沟里设伏击敌。几个小时后，一一五师两个团全歼了敌辎重队，并重创了敌汽车队，烧毁汽车74辆。同时，一一五师还与从关口回援的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四个中队（实为三个中队的兵力）步兵展开战斗。[7]当晚9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称：“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一八八四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现战况已成对峙中，能否解决要看晋军能否出力。”[8]只因当天凌晨平型关守军在东跑池附近的重要阵地被日军袭占，导致团城口在内的一线阵地丢失，负责前线指挥的傅作义总司令等几乎没有能力顾及与八路军的作战配合问题。直到当天傍晚才调集好兵力，开始组织反击，以夺回阵地。因为平型关守军与一一五师之间缺乏电讯联络，尽管日军救援部队已受命掉头回防，一一五师因天晚亦不明就里，没有出击。坚持到次日凌晨，才悄悄撤出了战场。不难看出，尽管这次伏击作战两军配合仍旧存在一些问题，但八路军明显地是按照作战命令并积极贯彻蒋、阎的作战意图的。
正是因为国共两军初战合作顺利，因此，阎锡山这时还曾将与八路军相邻部队交予朱德辖制指挥。在随后的忻口战役时，八路军亦遵命担任拦阻日军的任务。如一一五师在山西省平定县南广阳至松塔间之伏击作战，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的伏击作战，一二九师在平定县城以东七亘村和昔阳县以南黄崖底的伏击作战，都是积极执行第二战区指挥的表现。晋南战役时，“一一五师陈光部一度策应卫长官，结成好感，确认为晋南作战有唇齿相依必要”[9]。这种情况影响到这时国共两军上层将领之间的关系一般也较为融洽。朱、彭等经常向阎锡山和南京军委会提出作战建议与设想，而国民党将领亦重视八路军的装备武器补给等问题。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就对八路军印象颇佳，因此对朱德等所提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建议深感兴趣。他在11月29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特别转报了朱德的建议：“昨朱德、彭德怀来部研讨：（一）今后在战略上须将广大华北划分多数游击战区，发扬军民共同行动，发动其战斗意志，以使到处受我打击。（二）所有公路铁道悉行切断，小敌则围歼之，大敌则绕击其侧背，使其疲于奔命。（三）积极武装群众，确实做到坚壁清野，城市纵失，资产全无，日久敌必自困。”同时，他亦对八路军作战两月，兵员损失和武器老旧等问题颇为关心，故代为转报蒋，请予通融整补。”[10]
国共两党这时上层将领关系不错，也影响到一些地区两党军政人员间关系不差。如阎锡山就委托共产党员帮助他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后被称为山西新军），武士敏所部一六九师亦受命归朱德辖制和指挥，与八路军关系密切。另外像山西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兼保安司令续范亭、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等，都和共产党人过从甚密。一直到1938年，进至河北敌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与国民党冀察绥平津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军委会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及冀西民训处之间，仍能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他们当时在地方政权、农民合理负担、武装民众、红枪会、军事配合和除奸等许多实际问题，都能相互协商与沟通。国民党特派员就明确肯定双方合作的意义重大，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和政委张浩也明确承认，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八路军所到之处，即为中央政权所到之处”，也即是国民党所到之处。他们甚至主张在蒋介石和战区司令长官命令和意图的原则下，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可以配合行动的联合指挥机关。[11]
当然，与军事上的合作相比，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旧起着主导作用。
抗战刚一爆发，时任第三十六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的宋希濂就有电报给蒋介石，力陈自“剿匪”军事停止以来，中共“利用进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设立抗日军政大学，以训练干部诱至[致]青年。最近所发刊物，如《解放》、《沙河》、《沧浪》、《西北生活》、《救国旬刊》、《救国教育》等多至十余种”，等种种情况，称其“言论多系宣传赤化”。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更乘机鼓惑民众”、“散布谣言”，“谓中央已对日妥协，划黄河为界，将以二十九军为牺牲等语”，“若不急谋根本解决之计，抗日前途必多窒碍也”。[12]还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戴笠也向蒋通报称：“中共密电各地高级干部电八点，其最要者为在国民党中央未实现民族统一战线与政治未达民主化以前，各地共产党员不得参加任何行政机关及各种委员会之组织；共产党在苏区及游击区应绝对保有领导地位。”[13]蒋鼎文更是不止一次地电告蒋介石说：“朱、毛部队虽已大部开出，就职观察，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此扩张其势力。”“查共党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庐山所决定者，并不确实履行。派往之政训副主任、高级参谋，则绝对拒绝派往。传达命令之参谋，亦婉拒不见。本行营派往陕北之视察组，亦来函拒绝，谓恐保护难周。一二九师则迟不开拔，种种要索则几同命令，若面与交涉，则又纯用狡猾敷衍之手段。职之观察，彼方绝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14]
蒋鼎文这里所说的政训副主任及高级参谋等问题，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磨擦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由于蒋介石始终想要监督和控制中共军队，因此坚持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大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没有忘记把握这一机会，根据延安方面这时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所获得的情报，它曾明确通知各级党部称，收编红军的目的主要是“不许其投靠苏俄”，各地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形”，并提出应“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15]中共中央原本就坚持“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不能改变”[16]，侦知国民党方面的企图后，它自然会极力阻拦。而这种阻拦又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人，被派往第十八集团军做政治部副主任却被拒之门外的李秉中即忿忿然曰：综观中共拒绝中央派员，扩张地盘，巧妙宣传以争取民众，“可断言（其）此次投诚毫无诚意，现正大规模作夺取政权之准备”。他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除以“暂缓发饷”的方法压迫中共务必接受中央派员直接监督外，还应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严禁有为中共张目之宣传报道，国军更应加强补充，争取抗战结束，“亦能镇压反动”。[17]
李秉中提到新闻宣传问题，固以西安地区为主，但也涉及到全国各地。在李看来：“西安出版物匪党占绝对多数，大型报纸有西北文化日报，小型者近更风起云涌，整个社会，皆有被笼罩之势。”他认为，西安青年普遍都接受中共的看法，“此次对日抗战，无论胜败，将来政权一定归匪党掌握，因本党系资产阶级的代表，且富妥协性”。但更让李恐惧的是，中共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全国各个地区，甚至连中央社也在为其张目。如“平型关之战，全国报纸皆为鼓吹，且纷纷刊出贺电，中央社又有‘今日之朱彭’之通信稿，致增加其号召力”。[18]李秉中被派至中共军队中做任职，却依旧沿袭着内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一口一个“匪党”，并且明显对中央的政策有所不满，于此足见国民党中下层干部中对共产党的敌视程度可能较高层更甚。
其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也并非如李秉中所说毫无作为，它们也一直在做防范共产党影响的各种工作，只是其手段简单粗暴。据毛泽东电告，陕北中共退出的地区，均接到当地驻军和党部的通告，“凡过去已分的土地，务必交还地主。今年庄稼应以三分之二归还地主。如有不遵，即行逮捕监禁枪杀，并在绥德吴堡一带组织富农联合会及善后委员会等，假抗日名义，任意乱征民夫。尤对过去当过红军者强行抽拔，以致激动公愤”[19]。同样，对于过去在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所有民众团体，省党部也明令，除非归入国民党组织的名下，否则一律取缔。中共领导下的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这时也被迫并入国民党名下的“抗日救亡会”，从而激起国共两党地方党部最早的一场争论。中共陕西省委为此公开致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批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统一’之名，取缔救亡团体，假借‘合法’之权，压迫救亡运动”。该函历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禁止学生运动的错误，如“青年学生在街上募捐，党部不准；青年学生演救亡戏剧，党部禁止；青年学生到乡下宣传，党部骂他们是‘自由行动’；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党部不准他们开会；青年学生在街上讲演，党部派便衣队跟在他们后面；几十种救亡前进书籍杂志，党部下令禁止销售；若干存有救亡书籍的青年学生，党部查出加以逮捕；若干教育界的抗日分子，党部授意撤职了！”[20]
国民党粗暴地实行统制政策，原本已经招致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感，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开信一出，自然会得到西安各校的响应。10月23日，学生代表向省党部、教育厅集体要求，允许学生往各县编组宣传抗日。遭到拒绝后，各校学生千余人次日即群集民众露天剧场，以纪念鲁迅的名义，向省府教育厅公开请愿示威。
学生、教师一示威，自然也就进一步引起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的高度紧张。他们马上召集各种会议商量对策，又是设战时青年服务训练班，又是建战地青年临时训练所，又是组织西北民运工作指导团，又是整顿充实陕西省抗敌后援会，又是派出别动队担任难民和伤兵的指导员，将其统统迁移到距离中共所在的陕北较远的地区去，竭尽全力来防止共产党在学生、难民、伤兵以及失业知识分子中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21]
但更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还是中共在原属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内渐形扩展其影响。戴笠发现阎锡山利用牺盟会和公道团人员替换山西各县县长，“实则各该团之主要干部，大都多左倾，不啻为共党建立政治基础。苟太原一旦失陷，则山西政权必立即完全操诸共党之手，毫无疑义也”。[22]
总而言之，尽管1937年9月蒋介石公开宣布了“开诚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态度[23]，但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对共产党的怀疑戒备依然如故。从蒋介石就中共宣言发表谈话之后一连串的日记，就足以看出其中对中共疑惧和不满之强烈程度。如对中共要求定边区为特区，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范围包括27个县区等[24]，蒋视之为“乘机要胁”。对八路军一二九师一再延迟出动，逼蒋承认林伯渠为边区主任，同时中央政工及参谋人员又被拒绝进入部队，则断言“共党违约势所必然”，称：“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用他的观点：“共党与军阀，只须多给权利，再动之以正义则可矣。”[25]随着淞沪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蒋心情渐趋沮丧，对中共的观感也变得更加恶劣。他不仅暗自慨叹：“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而且开始估计，进入长期抗战后，很可能会出现几种最坏局面，其中对“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尤为焦虑。他特别担心：“俄国在抗战期间必不使共党反叛乎？”[26]
1937年11月底，原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对前此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讨。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改变对国民党过于防范的一些做法，包括主张在边区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作出让步，同时允许派驻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对于区域要求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需要为主，不着眼于扩大，惟行政制度坚持民选，经费力争每月五万，至少三万元，遣散及善后费要求三十万元，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力争两个纵队，并争取国民党同意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公开办报。[27]
由于这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需要苏联直接援助的呼声甚高，王明恰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心希望取得苏联直接援助来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对于王明的回国颇为重视。他为此曾暗中盘算：“对共党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如何能在有效控制共产党的前提下，通过谈判“放宽共党”，“使之尽其所能”，“以期合作抗倭”？[28]在这样一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武汉晤谈。
12月20日晚，王明、周恩来等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王明除转达苏联方面的某些建议外，着重说明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博古则代表中共中央就前此谈判中的边区政府人选、联络参谋、国民党参观团等问题表示了共产党方面愿意妥协的态度。周恩来也进一步就密切两党关系以及改进抗战政策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包括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报纸，建立国防军事机关、征兵委员会，扩充并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对此，蒋介石一本其固有的态度，只是敷衍地表示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日本）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他要王明等人与陈立夫就两党关系等问题“共商一切”。[29]
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共两党成立“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民党方面的正式代表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及康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会议决定每五天会商两次，并同意中共代表的要求，起草一个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推定由周恩来与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表面看来，国共两党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相当积极的新时期，但实际上远非如此。陈立夫等人并不真的想要和共产党共同商讨什么共同纲领，刘健群根本就没有参加纲领的起草工作。由中共单方面起草的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的草案于30日提交给两党委员会讨论时，国民党代表的兴趣明显地不在这个文件上，而是在苏联出兵的问题上。中共代表清楚地了解苏联不会出兵，当然无法满足国民党方面的要求，结果等到1938年1月24日再度举行两党委员会时，陈立夫等人再不见了心平气和的样子，康泽、刘健群当场就开始批评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游而不击，说中共应该学国民党广西派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把延安的军校变为中央分校，使军政及教育、经理、人事与中央统一，主张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他们甚至提出八路军应当与中央军交换干部，并强调应当分散使用八路军。[30]
国民党人这时感觉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接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会给人以政府已经放弃党国体制和统制政策，承认党派合法化的印象。加上共产党人这时的宣传更是以“国共合作”为号召，强调两党的平等地位，并且主张多党政治，一些强硬的国民党人自然深为不满。曾经身为共产党省级领导人、后投向国民党的叶青这时发表的《关于党派政治》一文，即反映出这批国民党人的观点。文中断言：“今天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31]受命处理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因得到不久前叶剑英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讨论会上的谈话摘要，了解到中共必欲破除国民党之“党治”和改变CC系把持党政的决心，也马上得出结论并上报蒋介石称：“共党之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饴。（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在强调中共“其计至毒”，令人“不寒而栗”之后，他明确建议国民党人必须树“自信”，建“互信”，而强“共信”。[32]所谓共信者，在他看来，就是要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主张，以便为根本取消共产党“封建割据”式的政权和军队，制造舆论的压力。就在陈立夫建议前后，国民党即利用《扫荡报》等报刊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的主张，进而更含沙射影地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斥责为妨碍和破坏国家统一的三大因素。[33]此举就连力主与国民党缓和关系的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也认为不能不做出反应，遂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答记者问，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不同立场。[34]
蒋介石利用共产党推动苏联出兵不成，自然就更加担心持久战争中共产党割据壮大的危险，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使共产党真正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他这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劝说共产党同意组织上两党合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始足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迁。[35]而要想劝说共产党同意两党合并，自然不是借助于陈立夫等人的刺激文章所能奏效的。因此，蒋见到毛泽东答记者问，马上就约见周恩来，表示：这样一件小事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专门谈话，是小题大做，谈话中把十年内战中的事情拿出来，更是没有必要。他声称：（1）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修改或反对；（2）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融）成一体；（3）对一党政权之说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才参加政府；（4）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
蒋介石特别举例说，像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声称，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意见是：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对此未加反对，表示可以研究，并且要周恩来与陈立夫等进一步商谈。而在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的谈话中，鉴于周恩来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陈立夫也不加争辩。相反，陈立夫主动提出一项新的建议，问可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入。[36]
2月10日之后，因蒋介石的直接干预，国民党人关于取消共产党的议论和宣传暂时告一段落，虽然问题尚未解决，但一时间笼罩于两党之间的紧张空气表面看上去算是烟消云散了。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显然，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具体提出了三种合作办法，即（1）实行共同纲领；（2）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3）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主张这种联盟的建立应当依据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37]3月24日，王明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此一设想。[38]
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融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讲：共产党不仅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他说：“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他们察前思后，一定已经知道他以往为中国革命造成多少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无故受了多少的牺牲，他们当不是全没有理智的，现在中国的环境怎么样？国际形势怎么样？我想他们总能够度势识时，履行他对本党的宣言。”作为当政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主义之下”。[39]具体到合组大党的问题，蒋介石这时授权策划应付共产党办法的陈立夫等人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国共两党既然不能合并，国民党就必须要想办法根本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众，特别是争夺青年的问题。对于民众及舆论，国民党的办法是组织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使各行各界都纳入到政府的轨道上来。而对于脱离于社会各界名流和工商人士之外的学生和青年，则考虑建立一个国民党控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此来达到垄断青年组织乃至“消融”各党基础的目的。
蒋介石对抗战以来大批青年和学生涌向延安极感不安。早在1938年1月29日他就有电报要蒋鼎文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密查共产党“收容各省学生等实情”[40]。蒋之所以会支持陈立夫等人在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议案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就是基于要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强烈愿望。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似乎估计不足。由于有组织各党派参加的民族革命联盟的提议在前，且国民党未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具体设想公之于众，因此，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相信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将有助于民族革命联盟的实现，因而准备明确表示“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41]，强调应当“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并“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42]毛泽东公开表示，国共两党要想真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43]
但是，驻武汉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等对蒋介石、陈立夫的想法显然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未成立，其领导者就已经利用它来作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故第三党、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救国会诸人及进步青年团体一致拒绝加入。况且有关三青团本身性质、组织内容及任务，国民党内部尚在争论中，“如照此现状成立，且有变成新的特务机关的趋势，似此现在我们即表示赞助青年团的建立，似嫌太早，且政治上不利”[44]。为此，中共领导人内部明显地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等人坚持认为：“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因此，中共中央仍旧指示王明和周恩来等应主动赞助三青团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承认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组织，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另一方面努力“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团体”，争取“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他们建议，应向国民党方面提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范围不可太小，“凡接受本团宗旨之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项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本团除接受蒋总裁的领导外，各级国民党党部可经过其在青年团工作的党员实现其政治领导，不妨碍本团组织上的独立性”。[45]
这样的提议在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看来自然不会感兴趣。成立三青团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统一所有青年组织，防止共产党利用青年发展自己的势力，共产党要求允许团体会员，同时还允许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这与蒋介石、陈立夫等组建三青团的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其内定的“组织训练要旨”已经明确规定：本团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皈依，凡加入本团者“必须脱离其原有的党派组织关系”。随后公布的团章更具体规定加入者必须遵守的纪律七项，其中也特别强调了“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和“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等严格限制团员政治信仰和政治自由的惩罚性条文。而其惩罚的方式，甚至还包含有刑事方面的严厉处分，如“劳役”、“禁闭”及“特别裁判”等。[46]这样一种严密控制团员的青年组织，当然不是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有利于对国民党展开统战的民族联盟。结果，到1938年年中，蒋介石既没有能够实现“国共合并”的目的，共产党也没有能够推动国民党同意成立统一战线的各党派遵守共同纲领的民族革命联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不过使国民党又多了一种与共产党磨擦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