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显然，我们比较的“民国年间中国”是个时代、区域的概念，不是政府的概念。如今中国统计覆盖的区域在民国年间的状况，是衡量今天我们发展成就的参照，而这一区域清代的状况，又是衡量民国年间发展的参照，也是我们评价辛亥革命的参照。这类参照体现的“发展成就”（通常用增长率表示），本身是个客观事实。至于这个事实的形成机制以及这个事实是好是坏、谁付代价谁获益、谁该居功谁该问罪，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价得到的，无论这个区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独立国土，也无论该区域的统治者是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反对派还是外来殖民者。香港1997年前殖民时代的繁荣，是港人（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全由港英当局乃至英国人居功，为什么日据时期东北的工业化，就该全部归功于日本人？而统治者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发展”，无限度地役使人民造成苦难，特别是，如果这种“发展”又是为统治者自利，而不让人民分享，那么发展速度再高，统治者也应当被谴责。但同时，这种发展为后来历史阶段的新发展提供基础，也是客观事实，不能无视事实，而硬说后来的成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
因此，承认当时东北的工业化，是民国年间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和后来中国工业新发展的基础之一；同时谴责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两者并不矛盾。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于侵略者，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工业化为自豪（尽管其成就可观），原因很简单：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代价的。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工业化，不可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
其实，我所引述的民国年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品（大都是重工业品）的最高产量，确实是出现在抗战期间，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东北等沦陷区。东北铁路密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民国年间，中国轻工业品、消费品的最高产量，则出现在抗战前夕，生产中心也在内地。一般公认，民国年间中国的整个GDP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民国年间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最好（乱世中应当说是最“不坏”吧）的年份，也是1936年。民国经济在乱世中的亮点，主要也就在这里。
显然，民国年间中国的重工业，不是没有发展；发展的重心在殖民地东北，也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当时，落后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往往是作为外国人势力范围的“开放地区”，香港和各地租界就是这样。这也是客观事实，东北并不例外。但是，东北不同于香港之处，在于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础工业品相对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费品搞得少，导致重工业品最高产量年份与GDP最高年份明显不同步；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品最高产时，老百姓的生活却陷于苦难深渊，前面谈到的侯杨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