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和三个阶段
军队的文化革命对全国的文化革命是举足轻重的。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
军队当时的三大任务是：战备、国防施工、农副业生产。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搞得很好，军队的战备一直是常备不懈的。
在六六年十月以前，对军队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军委常委直接领导的，从批判罗瑞卿开始的。各级党委通过批罗，使军队进一步团结起来了。六六年十月以前，即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前，各级党委的精神状态很好，认真抓各项工作，一点害怕和顾虑都没有，甚至觉得文化革命是学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军队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状况是十分羡慕的，他们在军队都有老战友，不少人还在军队避过难。
当时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是在总政领导下的，组长是刘志坚。工作人员都是总政的，同时，也从各军区选调一些人来协助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做联络工作和调查研究。这期间，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每个星期至少开一次常委会，而且多数都是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文化革命。全军文革的正、副组长以上都列席会议。在军队还没有出现造反派之前，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都是很热烈的，发言踊跃，大家说话也随意。
当时，全军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针是：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罗瑞卿的流毒；彻底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彻底进行革命大批判，全军文革提出来的任务是：参加批判、出大字报的人数，要达到各单位、各部门总人数的95%以上，出大字报的数量按人头计算要达到200%以上。即每个人要写两张以上的大字报。此外，对牵涉机密的意见，重要的意见，还可写小字报，按系统上送。
记得在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许光达说：「我就可以写十张。」王树声说：「你写十张算什么，一百张也可以。」有的人说：只要有纸、有笔墨，要写多少有多少。刘志坚看大家漫不经心，又有讽刺的意味，便解释说：中央文革提出数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形势。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行了。
聂帅说：「这样做，什么用也没有，只有糟蹋纸就是了。」
接着，也有人说：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样简单，还是不要随便说为好。今天说了，明天怎么样？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想不到的问题。
总之，大家七嘴八舌还说了很多。大家的发言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也就等于没有讨论了。
叶帅笑着说：「会议开得活跃。大家发言时，可以将今天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然后，叶帅要全军文革刘志坚组长把准备展开讨论的问题向大家简要说一下。刘志坚看大家的思想离他要讲的距离太大，就简单说了一下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样，叶帅就以插话的方式，把刘的话打断了，他接着说了话。
叶帅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学习，像过去打仗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文革是一个大关卡，大家必须过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说，我们的同志，对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这三个『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没有学好嘛！所以学习是主要问题。」
叶帅接着说：「昨天下午，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
叶帅最后说：「今天会议开的很好。当前工作就以全军文革提出的三个问题，认真去做并力争做出成绩来。」接着，叶帅调转话题，讲了向地方学习的问题。
叶帅说：「我们向地方学习，只学习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军队，搞好战备。我们对稳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领导干部站在那一边。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一边，我们就稳坐钓鱼台。军队虽然不搞『四大』，但也决不会是一点风波都没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什么『造反突击团』，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
聂帅插话：「军队的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要『泾渭分明』（热烈鼓掌）。」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治部由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革命十二条，对机关、院校、部队的文化革命分别作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是对军队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体化。当时，总政治部的规定是正确的。
军队的文化革命，经过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但主要的三个阶段又是很清楚的。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初《紧急指示》公布是第一阶段；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之内，全军基本上是稳定的，全军的文化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战备」。在转发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报告时，叶帅、萧华、杨成武、谢富治批罗的发言，作为附件下发全党了，各级党委主要是传达批判罗瑞卿的文件。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之后，毛主席也没有回京，林总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就到大连去了。去前他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因为社论是毛主席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气变的非常紧张，大家开始闻到了火药味。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的文章。这样，北京的高等院校沸腾起来，全国的高等院校反响也很强烈，开始乱了。学校的党组织立即瘫痪，并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为此，毛主席非常高兴，说这是革命师生「造修正主义的反！」「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林总是高明的。
八月一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不断催促林彪回京参加会议，林一拖再拖终于在八月六日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接林彪（后来林总说，总理在机场就跟他摊了刘少奇的牌）。林彪这个人考虑问题是很缜密的，在大的问题上一般不会轻易「骑」上去，林总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赶着「骑」上去了，这一「骑」上去，下来就难了。此时，林一方面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总对部队是非常爱惜的。对林总的指示，叶、聂、杨都执行的很坚决。
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违反军纪跑到北京，钻进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但机关则秩序井然，一点也不乱。各领率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
当时萧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萧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钟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力」的。
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部队最复杂、最混乱、最黑暗的阶段，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队搞「四大」。《紧急指示》是「放」的指示，这一放不要紧，整个局面乱的不可收拾。六六年国庆节后，参加国庆活动的军队院校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脱离了学校的领导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联，接着就开始在军内造反，矛头直指各总部，各军、兵种领率1机关，而后又到各大军区造反。当时，省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院校都乱了。有的机关，如总后、南京军区则乱透了。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示》，是完全错误的，使军队文化大革命180度大转弯，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极「左」的东西出来，也是挡不住的，「挡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萧华、杨成武没挡住，叶帅、聂帅没挡住，林总也没挡住。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当时，我们还看不清毛主席的总意图，但叶帅、林总他们似乎已经体会到了。因此，毛主席对部队的问题给军队发出各种指示时，林彪、叶帅、聂帅就只有服从了。军队内部搞四大，军队机关搞乱了；军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地方搞支左，结果又大都支了保2，支错了。叶帅、聂帅终于忍不住了，结果爱护部队却成了「二月逆流」。
这一阶段是军队各领率机关的大乱时期，尤其是六七年一月，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经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和江青搞在一起，把军队就彻底搞乱了。造反派冲击机关，残酷揪斗各领帅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我，几乎被打死。
经林总、叶帅、聂帅、杨成武（杨成武虽然大力巴结江青，但对稳定部队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总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军委《八条命令》对稳定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和三月全军高干会后，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的「造反」分子一律实行军纪制裁，这对部队的稳定，保持战斗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七年初，在全军文革的示意下，《解放军报》社少数造反分子，企图撰文煽动全军搞「四大」。《解放军报》的社论都排上版面了，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及时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命令立即撤版，果断制止了。
由于地方造反风潮对军队的影响，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三百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了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卫戍区用了相当的兵力，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将跑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并送到六十三军训练改造。尔后，大部分遣散回家去了。在文化革命初期，昆明军区某炮兵团就成立了昆明军区「造反突击团」，造反派依靠这个造反组织进行武斗。
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的不能自已。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毛主席把老一辈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大都给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进行批判。「二月逆流」的本质不在于这些老同志说了什么话，而在于毛主席要压住这股反文革的「潮流」，所以叫「逆流」嘛。
当时，为了顾全毛主席的大局，林总和叶帅、聂帅商量，又于六七年四月六日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十条。十条是对八条的否定，毛主席有所满意。
当时，部队各机关已经乱的不可收拾，叶帅、聂帅戴着「二月逆流」的帽子，领导已经无力，萧华摇摇欲坠；杨成武陪毛主席在外，部队基本上群龙无首，这时看守小组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
军队大乱的主要责任是江青、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军队的文化革命，直接责任就是当时的全军文革刘志坚、萧华、徐向前。江青和全军文革相勾结，把军队搞乱了，最后他们自己也没保住，反而先行下台了。现在说萧华、刘志坚的倒台是因为他们抵制了江青、中央文革而获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尤其刘志坚的倒台是在「二月逆流」之前，当时叶帅、聂帅还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有相当的决定权。
按照总政的规定，院校、科研单位、文艺团体等单位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六六年国庆节以前，在校内可以出大字报，但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的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另外，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刘、邓主持工作）的部署，总政指示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像」的重点分子找出来，这种做法，成了院校的大灾难，称为「黑材料」。「摸底排队」准备整人是全军文革布置的，这是执行刘邓时期的决定。刘邓垮了以后，他们看到上面的风头，鼓动军内造反也是他们干的。运动来了，他们想整人，想发「政治财」。六六年九月下旬，军队文革提出：军队院校的学生想念毛主席，他们又不能串联，希望批准军队院校的师生到北京参加国庆节。其实是全军文革是打着「军队院校师生想念毛主席的」幌子，实际上是打算利用军队院校来京串连，搞乱军队。中央军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帅，开始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由于刘志坚点到了要害处，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叶帅也有很大压力，就只有同意全军文革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全军文革。叶帅负有决策上的重大领导责任。
十月《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军队院校就照地方学校一样搞「四大」了，大约在一个月时间内，军队一百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的全部垮台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吆吆吆（111所院校），的确有妖」。这样就助长了军队院校学生造反的气势和揪人的风头。毫无例外，所有军队院校的造反学生都冲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军队机关大乱就是从此开始的。
《紧急指示》发布后，中央文革非常满意。全军院校的学生来京参加国庆节之后，本应回到各自的学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纵容3和支持下，学生们就在北京立即纷纷成立战斗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击机关，闹的各机关都鸡犬不宁，全军文革的意愿实现了。不仅如此，全军文革还鼓动叶帅等军委领导，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4叶帅对军队造反派的破坏力是估计不足的，他同意了。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员工。参加接见的有：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各总部、军种、兵种的首长。接见开始时，由叶帅领头，在广场绕游一周。我记得，此后，聂帅、杨成武则退席了，未曾上主席台参加大会。
接见之后，即举行了大会。萧华主持大会，叶帅发表了适合学生心意的长篇讲话。叶帅讲，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叶帅还专门讴歌了林副主席，他说：经医生检查，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好，可以活一百岁，这是我们革命事业的重要保证！我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叶帅的讲话，赢得了学生最为热烈的喝彩，学生鼓掌的时间比他讲话的时间还长。叶帅也表现了元帅的「风度」，不时站起来向学生挥手致意！
参加接见的领导干部，有不少人对中央军委接见学生就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更不满意。我同许光达、萧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们在谈论：「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六六年十月前后，北京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由于特别痛恨「造反派」，经常地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诉苦。叶帅开始时都是听别人说话，自己不说话，也不摇头或点头。后来，叶帅的态度变了，痛恨造反派。叶帅很快就「醒」了，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虽然他也「马失前蹄」，却也实属无奈，因为搞不好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随时有被打倒，被冲跨的可能。叶帅为了保卫人民解放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的领导，又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军院校的师生。叶帅和陈老总都发表了较长的讲话，对军队院校师生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和其他胡作非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军队院校师生回到学校就地闹革命。
会后，叶帅亲自带着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门大磨场的小巷子里，那里是空军的招待所，空军一高专的教员彭谦是军队造反派的总头头，叶帅为了保卫军队的大局屈就上门与彭谦谈话。彭谦这个混账反而趾高气扬，不听叶帅规劝，口口声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口声声敬爱的江青同志，叶帅震怒之下，立即叫随从的卫戍区部队把彭谦给抓了，叶帅深深感到保卫部队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叶帅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单位对造反派更加不满，并开始整顿纪律了。总参、空军、海军、总后都抓人。总后拘留钱信莎，把另一个头子王香谷抓了起来，对造反派管得更严了。只要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义整人，各单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为平常的工作。
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
在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始终都是积极的。当时造反派还成立了「斗罗（瑞卿）筹备处」，这是一个凝聚全军造反派的核心组织，干尽了坏事。我就被二医大「红纵」押去参加过他们三次批判大会，以「杀鸡给猴看」。
一次是在总后大操场，这次到会五万余人，批判大会由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批判的对象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等十余人。罗瑞卿因为腿伤是用一个筐子抬到会场上的。坐在那个筐子里受批斗长达三小时之久，是十分痛苦的。一次是在军事博物馆门前的广场。这次到会的人数可能两万多人，批判会同样由军队院校造反派联合主持。这次主要是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那天的会，只押着我到广场看了一下「盛况」，没有要我参加大会，可能因为我不是叛徒之故吧。还有一次是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后勤学院礼堂。这次到会的人数有近两千人，「红纵」头子钱信莎主持的批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是以「红纵」为主的造反派，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数百人到会，哈军工的造反派头戴柳条帽，手持短棒，活像要吃人的豺狼一样。会议开始时，钱信莎命令饶正锡做「检讨」，饶只讲了几句，就有人把稿子抢走了，并停止了他的讲话，很显然，饶正锡做检讨是陪衬的。接着，钱信莎命令我做检讨。我的讲稿很短，讲了不到十分钟。针对我的检讨，「红纵」即进行批判。我和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当作领导和长辈，整个会场上杀气腾腾。
其实，在文革中军队搞打砸抢的造反派，不论是揪斗罗瑞卿的，批判「彭黄贺罗」，对我及军队老干部残酷武斗的，还是六七年「五一三」后，被我们整肃的，都是一伙人。但奇怪的是，「九一三」后，罗瑞卿重新上台，他反而把残酷迫害他的这些家伙，包括「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豢养成了他的红人，用这些造反派又替他去整林彪「死党」。更有甚者，公审的时候，这些家伙又坐在公审的主席台上，煞有介事地装成「正义」的化身。
六七年初，新的全军文革成立，徐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新的军委文革的主导思想是「不要怕乱」，这样，军队省军区以上的机关在军队院校造反派的重新冲击下，大乱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多数是受自己所属学校和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冲击而大乱的，有的也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冲击。
总后勤部是全军文革直接调遣来的造反派二医大「红纵」搞乱的。徐向前是元帅，是军委副主席，我应该尊敬他，可是在他任全军文革组长时，真是左的很，对待军队老干部和叶帅、聂帅、刘帅完全是两样。这期间，只要徐帅接见群众，必先大骂刘志坚是坏蛋，这明显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示好，因为刘志坚得罪了江青。徐帅直接点杨勇、廖汉生的名，让批倒、批臭；也多次点苏振华的名，说他是彭黄漏网分子，并批准把苏振华抓起来。更有甚者，徐帅竟说贺龙要让许光达当总长，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贺老总不会许过这种愿。……这样，军队乱了，叶帅火了。他在京西宾馆的会上给徐帅拍了桌子，把手指都拍断了。官方的书上说，叶帅是对中央文革拍桌子断了手指，这不是事实。
文化大革命是在混乱中进行的，这种混乱，后来发展到毛主席自己也难控制的程度。当时，省、市以上的机关，几乎都让造反派取代了。
当时，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整无损，军队保持了稳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起着脊梁骨的作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军队也乱了，就会超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其结果也就不是大乱的问题，而是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存亡问题了。
造反派的出现，并能兴风作浪，毛主席的支持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国造反派的司令部。六六年十月军委《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成了军队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在这样的情况，军队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对「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其中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队伍中一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的特嫌分子、旧军警分子等趁着文化大革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幌子，残酷揪斗老干部，煽动派性，挑动武斗，搞打砸抢，对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而这种以「造反有理」为幌子的破坏活动，都得到了5全军文革的纵容和支持。
究竟怎样制止造反派的破坏？这里仅以军委炮兵机关文化大革命为例。军队大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并成立革委会的，军委炮兵是唯一的一个。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
六七年一月间，炮兵司令吴克华，仿照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方法亲自起来造反，组织了「造反突击团」，一举夺取了领导权，把炮兵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打成「反党集团」并处罚到农场劳改。
中央军委对炮兵的「造反夺权」是十分关注的，但处理起来也是棘手的问题。从文化革命总的形势来说，对造反派不能公开反对，从制止造反派对军队的破坏来说，对造反派应当坚决反对和取缔，这就是尖锐的矛盾。怎么办？「只做不说，心中有数，决不手软」就是办法。
从六六年底，到六七年三、四月间，我记得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炮兵的文化大革命讨论过三个问题，对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处理」。
（1）关于批准炮兵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叶帅一看到报告的题目就说：「对这个问题，由全军文革按照规定办理。」
全军文革刘志坚说：「按规定，就是要中央军委批准呀。」叶帅根本没有再理睬，就说其他问题，这样，也就算「处理」了问题。
（2）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问题。炮兵造反突击团成立后，全军文革提议中央军委接见一次，以鼓励军队机关的文化革命，并列为军委办公会议的一个议题。会议开始大概只有五分钟，聂帅就大声说：「叶帅，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要抓紧时间。」叶帅会意，就连声说：「是的，是的。」在讨论完其他问题后，叶帅就宣布散会了，把全军文革关于接见炮兵造反派的报告放在一边了，也就算「处理」了。
（3）关于批准成立全军科技战线造反团的问题。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叶帅只看到全军文革报告的题目，连内容都未看，就大声同聂帅说：「这个问题怎么办？」聂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战线！」叶帅说：「由全军文革办理。」这也就高明地「处理」了。
从处理上面三个问题完全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了。当时，公开反对是不成的，公开反对立即就会变成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六六年底，北京医院已经不「安全」了，总理叫我把住在北京医院的几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转到三〇一医院高干病房，并嘱咐我只能让院长靳来川知道，再就是告诉叶帅。叶帅非常负责，以军委的名义下命令：三〇一高干病房人不许冲击，医务人员不许在病区搞四大。刘志坚、李曼村这些全军文革的头子，非常不满。刘志坚的老婆刘兰英（刘志坚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问三〇一高干病房藏着什么人，我就是不告诉他，只说军委有命令。我越不告诉他们，他们越来劲，不但向江青汇报了，而且由李曼村亲自出面，叫医院政委白崇友发动三〇一护校的造反派冲击三〇一高干病房，由于卫戍区严防死守，没有得逞。邓颖超住三〇一医院，医院的造反派走漏风声，二医大「红纵」为了打击周总理的养女龙书霞（龙飞虎的女儿，她是反对二医大「红纵」残酷揪斗老干部，到处搞打砸抢的），闯到邓颖超的病房去要挟。总理知道这些人的行径后很生气。
上海「一月革命」之后，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对全国各地，对军队的影响很大。
上海夺权之后，全军文革一帮人和军队的造反派更加手痒的不可忍耐了。二医大的造反派头头如钱信莎等人，都特别想当军队的聂元梓，李曼村、谢镗忠这些人就想当军队的张春桥。而且，他们望着的「用武之地」是整个的军队。他们给徐帅出了很多坏主意。
六七年一月初，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和我同在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躲反」。当时，能够到西山躲反的，都是经过叶帅或林总批准的。赵尔陆是林彪要他到西山躲起来的。但徐帅以不要怕群众为由，把我们都赶下山去，当时是最乱的时候，我们都遭到残酷武斗，我几乎被打死，赵尔陆在同造反派的斗争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临下山前几天，我们两人在赵的住处，从晚饭后一直谈到快拂晓才散的。赵说：「罗瑞卿倒了，贺龙也不成了，他们把我整的厉害呀。本应把工作好好抓一下，现在又躲在这里。谁怕群众？徐向前在说风凉话」。几天后赵人命就没有了。林总知道赵尔陆死后，竟然不信，他反复说：「不是在西山吗，怎么就死了？」
赵尔陆是不怕造反派，而又死在造反派手里的。谁愿意戴上怕造反派的帽子？！赵一回到机关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并用极其恶毒的手段，对赵搞长时间的批斗。赵患有严重心脏病，身体终究是支持不住的。造反派把赵关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同外面不能联系，甚至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他死的时候，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之同，还夹着一支燃着的纸烟，手指的肉都被烧焦了。开赵尔陆同志的追悼会，大家都伤心地流了泪的！
六七年五月「五一三」开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在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黄永胜两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对稳定军队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尤其是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贡献更大。黄永胜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不但很好稳定了军队，还支持周总理、和老同志一道支撑着党和国家，同时，还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是有大功的。军委办事组坚决抵制了江青插手军队，也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没有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破坏捣乱，军队才能稳定。
这个时期，军队整治、处理了造反派，和后来整治「三种人」是一样的。治理了他们对军队的严重破坏，健全了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战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六九年三月，我军取得了珍宝岛边防战斗的胜利，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和战备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