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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章 在秦城的日子里
现代黑店
「秦城」这个地方，位于北京以北的沙河镇，离城里约四十五公里，大概是六〇年苏联援建而成。在毛主席生前，主要是关国民党高级战犯；从文革开始，国民党高级战犯，一个个释放、优待；共产党高级干部一个个关押、严惩，共产党的老干部去秦城「接防」了。八一年我离开秦城时，监狱长和我谈话时开玩笑说：「想开一点，就当这里是高干疗养院。」我当时心里一怔，我们的党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在台上，他去秦城「疗养」；他在台上，你又去秦城「疗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以叶剑英元帅为首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由杨成武牵头，对首都的要地进行实地勘察，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城里的许多高层建筑物，如邮电大楼、电视大楼、中南海周围的建筑物、城外的玉泉山、西山、秦城等地都查看过。参加勘察的有：杨成武、王尚荣、李静（作战部副部长）、万里（北京副市长）和我等人。我们去秦城是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因为时间晚了，对整个监狱就没有全面观察过，只在办公室听监狱的负责人汇报情况。我还同王尚荣两人到监区的门口去望了一眼，我同王尚荣开玩笑说：「你看这么仔细干什么？是不是来为自己看房子的！」王尚荣说：「我这辈子是不会来住的，这点是肯定有把握的！」他说得对，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身上又无半个反革命「细胞」，哪里会去想要进「自己」的监狱呢？没想到跟着共产党打了一辈子反革命，最后自己竟成了共产党的「反革命」，关进了「自己」的监狱，真是千古奇闻！
监狱区一律是按一个图纸建造的三层楼房。楼房的结构都是「冂」型的。北、东、西三面是楼房，南面是敞口。监房都是一面走廊，一面是牢房。每一层监楼之内，有十一个监房，每个监房约有九平方米，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安装了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小水池；不到四分之三的地方放了一张地铺一样的单人矮床，其余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即使有也没有空间了。房子要比一般房子高很多，窗户是毛玻璃，窗台很高。里面看不到外面。我在监狱期间转过几十个监房，大体都是一样的。
我关进监狱之初是「三九」天。室内的暖气几乎没有，冻得全身疼痛，只有钻在被子里过日子。关进监狱的第三天下午，那位军官来问我说：「你怕不怕冷？」我回答说：「又怕又不怕。落到这个地步，就什么也不怕！」他没有再说话，就领我走到楼底下的院子去散步。这是我进监狱后第一次见天地。在整个院子里，除了看到很高的围墙和电网之外，就看到了一排一排没有屋顶的房子。对那种「房子」，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干什么用的，一年半之后，我光顾那「房子」时，才知道是囚徒的放风场。所谓放风，就是让你从牢房里出来透透气，时间半小时。每个放风圈约有十米见方，囚徒在里面活动。监狱对放风的规矩很多，刮大风、下雨不放，天太冷不放，监管人员有事不放，星期天照例不放，监管人员不高兴不放。总之一个月平均能放十次风就很好了。有一次，我有二十多天没有放过风，走出监楼的时候，立即感到眼睛被阳光照得很难受。放风是囚徒的享受之一，囚徒在放风场里放风，彼此可以听到咳嗽的声音，但见不到人。放风场围墙上面有警卫走动，只要看到你不「规矩」，就会马上被制止。
在秦城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所谓囚徒生活，就是同猪狗无异。吃什么、吃多少在狱方看来都是监狱「施舍」的。在卫戍区是愁吃不了，在秦城是愁吃不饱，而且吃得太差。在战争年代，我得了严重肠胃病；在文化革命期间，我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因此，我是很怕吃冷食的，受凉就浑身痛。我并不讲究吃什么，穿什么，中心问题是保护肚子，不至于天天拉肚子，但恰恰相反，我在监狱里住的是寒室，吃的是冷食、粗食，这对我的身体是严重的伤害。
每次饭来了，我用手一摸，只要冷的我就不吃了，吃了就拉肚子。这样持续了有三、四个月。大约是七七年四月间，监管员突然问我：「打来的饭，你为什么不吃？」「太凉了，我不能吃冷的，我进监狱之初，卫戍区的医生不是向你们介绍过，我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冷的。因为我在战争年代得的肠胃病，一直没治好。」「这里就是这样的伙食，要别的没有！」听到监管员的话，我就冒火了！我大声地说：「给我吃什么，是你们的权力。我决不吃冷的猪狗食！这是我的权利。」囚徒的死活，监狱是根本不在乎的。
为了解决不吃冷食的问题，每天早晨送饭时，我有时就要两个馒头，吃一个，留到中午吃一个，泡点开水就可以吃下去。有一次，我放风去了，回来一看，我被子里的馒头给没收了。这下我可愤怒了！当天，晚饭我也没有吃。这样，他们心里倒有些着急，晚上，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提来了一饭盒热气腾腾的面条。他一进门就说：「饭很热，快吃点吧！」我也很「知趣」，一句话没说就吃开了，因为我的肚子已经饿得相当难受了！对我们这些人，政治上压迫我们，生活上总不该受虐待吧！？但上面态度恶劣，不把我们当人看，下面就胡作非为。
从关进监狱起，到七七年的九月，饭食是直接送到我的牢房里的小桌上，后来突然把房门关了。监房门的下端有一个约二十公分见方的小洞，和我的家乡狗进出的洞一样。监管员送饭来的时候，一定要我自己把碗从洞里送出去，这是新的送饭方式。第一次是一个女监管员，她在外面叫唤：「拿碗来打饭。」我根本置之不理。她提着饭盒就走了。不久，换来一个男的又把饭送来，在外面照样叫唤，我还是不理。后来，他打开门把饭送到我的桌子上，并且说：「监狱就是这个规矩……」我当时很气，即说：「我永远不从狗洞里要饭吃！」此后，他们送饭照样送到我的桌子上。自从进了监狱，伙食总是一个样。主食就是馒头、窝头、米饭，米饭里沙子还特别多，副食就是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时里面有几片肥肉。
十月一日的晚饭，监管员送来了两饭盒饺子，提进牢房来时还冒热气，心里当然有几分欢喜。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饺子是羊肉馅。我向来不吃羊肉，可是馋得很，就决心勉强吃下去，但事不由人，吃了两三个之后，就反胃了，全都吐了。不久，监管员来了，他一看没有吃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吃？」「我不吃羊肉。」他提着饭盒就走，过了一回儿，监管员送来两个冷冷的窝窝头，我把冷窝窝头用开水泡了一个，由于吃了冷窝窝头，引起肠胃病，上吐下泻。但国庆放假，没有医生，这就是我的国庆节。回想起四九年开国大典时，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我们正在进行衡宝战役，并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钢七军的决定性胜利，我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新中国献礼》。江山都打下来了，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国庆节是在秦城监狱这样过的。
公审以后，从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起，我的伙食标准更囚徒化了。监狱对我有三条明显的变化：一是伙食变得更糟了。主食，每顿早饭是稀饭和馒头，中午是窝窝头，晚上是粗米饭。副食，就是大白菜帮子加白水，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种伙食，实在是苦呀；二是无论如何不给安眠药了；三是房子更冷了。冻得实在睡不着，我就起来在房子里踱步，走累了又睡。
关进秦城近五年时间，起初我的衣服和用品还是够用的，到七八年底，我的用品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还有一套破棉衣、破罩衣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连背心、裤头等都没有了。从七七年秋天起，我就想到了冬天的穿著问题，我曾经无数次提出要衣物。监管员从来也不说给或不给，就是不予解决。
「为什么我自己存在监狱的衣服都不给我穿？」我直截了当问他。
「自己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是糊涂了？」他也是直截了当地回答。
「又没有宣布没收我的用品，为什么不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太残忍了吧？」
「残忍！对你们几个比对别人还好十倍呢！」
天快冷了，为了解决肚子受冻的问题，我把所有破烂共有大、小十余块从床头柜里拿了出来，试图做条「围巾」，能够围在肚子上护着肚子就行了。我向监管员借来针、线，连续好几天才拼缝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没用过针线，在缝制的过程中，多次刺破指头，鲜血直流，并且还常把破烂和褥子缝在一起，缝了又拆，拆了又缝，自己既心酸，又苦笑。但经过艰苦劳动，终于把「围巾」缝成了，我感到很满意，护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围巾缝好后狱方知道了，他们认为有长度的物品是危险品，就向我严厉指出：「把你的长布条交出来！」我坚决拒绝。就在争执、互相扯起来的时候，布条被扯断了。那天晚上，我把床单子撕下来了一半，睡觉时围在肚子上。第二天上午，来了两个监管员气势汹汹地向我耍起威风来了。
「你把床单撕下来干什么？」
「我有胃病，你们连个背心都不给我穿，肚子着凉就得病。围在肚子上就好多了。」
「你这是破坏公物。」
「什么破坏公物！？你们是迫害！」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监狱让我出去放风，我赤着脚就走了。因为我从卫戍区穿去的一双棉鞋穿透底了，袜子根本没有。我走到监楼门，监管员看到我赤着脚就一把我拉回去。那位监管员看了一下我的棉鞋破得实在不像样子，就给我拿来了一双旧鞋垫，我就靠着那双鞋垫子过了一个冬天。七九年冬天，监狱待我似乎稍微为好了一点，给我发了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解决了冻脚的问题。
在监狱得病是最苦的，我的肠胃病和腰痛病根本得不到治疗，我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但狱方根本拒绝提供安眠药。睡不着觉的苦楚，不失眠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的。有个男医生，对我要安眠药，总用侮辱的语言给予拒绝。例如他说：「安眠药不治病，是高贵人图舒服的！我们监狱供不起安眠药。」
我的腰和肩胛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伤，一直未好，一着凉或不小心，就发作，疼痛难忍。我要求治疗，狱方理都不理。我的肠胃病也经常发作，黄连素对我的病效果比较好。关进监狱之初，还给过几次黄连素，以后不给了。如果我要的次数多了，医生就会说：「这种药不便宜……」其实黄连素是最便宜、最普通的药。
监狱每半月洗一次澡，但有几次都是下午洗操，水是冷的，我只好不洗穿起衣服又回来了。一次值班的问我：「为什么那么快就洗完了？」，我回答说：「水冷了，没有洗。」他对我说：「是监管员先洗之后，才叫你洗的。水当然冷了。」我听到他的话，真是火冒三丈，我心想，囚徒的「福利」本来就很有限，现在连仅有的一点福利都被剥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