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含冤负屈
特别法庭判决我三条大罪：第一是组织领导反革命罪；第二是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三是诬告陷害罪。这三条大罪，根本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完全是诬蔑陷害。
其实当时国外评论很多，有的说：“黄永胜等几位大将的罪行，没有明确的证据”，有的说：“证据不足有失公平”，有的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等等。
现在主要谈林彪在山海关机场”外逃”问题。在这个举足轻重、震动中外的问题上，特别法庭对我定罪三点：1，“两次篡改周恩来的命令”；2，“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3，“事后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参加公审领导人之一伍修权曾说：“李作鹏主要是山海关机场问题”。
公审及以前，我对山海关机场问题采取了全部承担责任的态度，因为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逃走”的，机场是海军机场，我是海军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又是遵照周总理指示处理机场问题。因此当时我认为，山海关机场发生的问题，不管性质多么严重，我不但有领导责任，而且有直接责任。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周总理。我对周总理领导的高水平、工作才能、人格风度历来是敬佩的。他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不管我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什么失误，宁愿自己承担，宁愿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把错误推给周总理。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即使蒙冤负屈、粉身碎骨，也不说一句怨言。
在特别法庭公审高压下，我咬紧牙关忍耐着，丝毫不涉及周总理，只说了一句：“承担责任，保存资料，保留意见”。同时我还表示，“希望特别法庭把处理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资料长期保存，以留给尔后的史学家、法学家研究参考”。
应该说，我这种做法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给历史留下一片空白。
经过十七年的刑期折磨，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人也风烛残年了，才决心将含冤负屈、闭口不讲的情节，吐露出来，并将详细情况写在我的回忆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