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来的失误
九月十三日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周总理报告林彪“外逃”的经过。我从周总理的报告中，才大致了解林彪乘飞机“外逃”的情况。当时我听后非常震惊！原来周总理早就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但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显然是对我政治上不信任！
我认为周总理处理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他采用的既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而是下策！
什么是上策？当总理知道林彪要“外逃”的情报，应立即指示北戴河担任林彪警卫的8341部队加强警卫，加强监视，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同时总理完全可以直接与北戴河林彪或叶群通电话，明确告诉他们，中央不同意夜航，不同意现在离开北戴河。
什么是中策？周总理既然对我政治上不信任，不便告诉我林彪要“外逃”的情报，那就不应该让我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命令其他人或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处理这个问题，明确告诉他林彪要“外逃”，立即关闭山海关机场，严格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不准乱动。这样林彪即使到了山海关机场，也无法“外逃”。
什么是下策？上面两策皆失，采取了对我政治上不信任，而又要我处理这样重大问题，既不敢告诉我林彪“外逃”的情报，又不敢指示我采取强有力阻止林彪“外逃”的措施，把我蒙在鼓里，糊里糊涂不可能有什么好的高明办法，周总理违背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原则，犯了兵家大忌，结果导致林彪飞机“逃跑”。
周总理知道林彪要坐飞机“外逃”，为什么提出“四人一起”的办法？这完全不是他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周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根本无须什么“四人一起”，完全是多此一举。
但是当时一个是党的副主席、接班人，一个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一个要夜航，一个不让夜航。摆在面前的确实是一个难题，怎么办？把林彪放跑了，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把林彪扣住了，林彪不承认“外逃”，还会责问总理为什么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周总理就很为难了。找“四人”共同负责，似乎会好一些。
其实“四人一起”是无法处理紧急情况的，很容易贻误时机，不是好办法。夜间四人并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自住宅。林彪飞机要起飞夜航，山海关机场先向我报告请示，我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总长，报告吴法宪，征求意见后，才向山海关机场作回答。或山海关机场直接请示周总理，由总理征求黄、吴、李的意见，也要一定时间。这才是拖延时间，放跑林彪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提一句，无论“四人一起命令”，还是“四人中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还是“联合指示才能放飞”，都无法改变林彪强行起飞的事实。只有周总理按上策或中策的原则果断处理，才有可能阻止林彪的行动。
总而言之，特别法庭回避周恩来的重大失误，把我打成替罪羊，似乎是顾全大局。其实我个人牺牲，关系不大，最重要的是不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及没有明确证据，有失公平，自毁长城的政治影响甚大。
公道在人心，千古奇冤，历史迟早会还个清白。只要我们党的领导能够真正实事求是，做到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何重大历史问题都可以公平、公道、正确解决。党的领导威信大为提高，人民心情舒畅，全心全意拥护。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对于重大历史问题过分依靠“宜粗不宜细”，不敢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敢触及问题的关键，为了找替死鬼，甚至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把好人诬成坏人，把小错说成大罪，用这样不公平，不公道的错误处理办法，来维持领导威信和权力，是困难的，不能持久的。人民不会心服口服，不会心情舒畅，不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民心似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